岸信介的“借刀殺人”局！宏池會是如何崛起的？

岸信介為了強推《日美安保條約》，不惜動員黑社會對游行民眾大打出手。如此離譜的行徑，不僅耗盡了他最后一點名聲，也讓岸信介的徒子徒孫徹底與日本首相之位無緣。然而，“好人不償命，禍害遺千年”，這個最終又活了近30年的老東西，在被迫丟掉首相寶座后，依然幻想著當日本政壇的太上皇。他甚至在卸任前就設計好了劇本：先找個替死鬼頂雷，等風頭一過，再讓自己的親弟弟，慶應義塾大學的高材生佐藤榮作風光接班。可他萬萬沒想到，本想找一個替死鬼，結果最終卻為自己的派系招來了一個長達40年的敵人。

時間回到1960年1月，在《安保條約》通過的前幾個月，岸信介為了促成此事，在東京銀座的一家高級料亭內進行了一次大佬間的秘密會談。參與會談的有四人：日本首相岸信介、岸信介的親弟弟佐藤榮作、岸信介在黨內最大的對手河野一郎，以及時任自民黨副總裁大野伴睦。會談一開始，岸信介就拋出了重磅炸彈。他熱淚盈眶地握著河野與大野的手說，為了強行通過《安保條約》，自己會無所不用其極；只要條約通過，他就會作為背鍋人引咎辭職。如果他們支持自己通過條約，那么他辭職后將支持兩人輪流擔任日本首相。

這番政治表演，把河野與大野看得一愣一愣的。二人在日本政壇屬于草根出身的黨人派，雖然讀書不多，但很有江湖氣息，重情義且一諾千金。盡管岸信介本人聲名狼藉，但這種“犧牲政治前途也要成事”的決心，讓他們產生了“他跟我們是一路人”的錯覺。在岸信介信誓旦旦地寫下一份“禪讓密約”后，兩人先后表態，將全力支持《安保條約》，并在隨后幾個月里為岸信介鞍前馬后，干各種臟活累活。

《安保條約》通過后，岸信介果然履行了“諾言”引咎辭職。大野伴睦拿著密約，興高采烈地找到岸信介準備接班。然而，他萬萬沒想到，岸信介此時不僅撕毀了諾言，還帶著嘲諷的語氣說了一句：“政治就是黑暗的。”岸信介的背信棄義，把大野伴睦氣了個半死。

而在岸信介的視角里，他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履行承諾。因為早在密約簽署前，他就已有了自己的劇本。為何岸信介如此卑劣？一方面，身為巢鴨監獄的戰犯嫌疑人，他本身毫無底線；另一方面，作為東京大學首席畢業生，他是典型的官僚派優越主義者，實際上從未考慮過把政權交給大野或河野這種“土包子”。那份誓約書，純粹是用來騙大野等人干活的誘餌，而在誓約書成型前，他就已經打好了自己的算盤。

《安保條約》通過后，他自己的首相之位肯定保不住，自己的派系也必然失勢，但他并不想就此灰溜溜地退出政壇。那么，他的繼承人必須滿足兩個看似矛盾的條件：既不屬于他的派系，卻又與他關系極為緊密。然而，岸信介有一個完美的人選，那就是在派系上屬于吉田茂派，但在血緣上卻是自己親弟弟的佐藤榮作。

不過，當時的佐藤榮作雖不屬于岸派，卻是岸信介內閣的大藏大臣。直接扶持親弟弟接班，雖然黨內阻力不大，但在黨外會被瞬間解讀為“換湯不換藥”，弄不好整個自民黨都要翻車。于是，岸信介決定物色一個看上去靠譜的過渡人物，等兩年后《安保條約》的風波平息，再讓過渡人物把首相之位交給弟弟。岸信介最終看中了池田勇人。

池田勇人的派系“宏池會”，在當時自民黨內排名第三至第六位，屬于小派系。在岸信介看來，只要他們兄弟齊心，憑借岸派與佐藤榮作未來的“佐藤派”，池田勇人不可能不交權。但他顯然忘了，當年鳩山一郎選吉田茂做過渡，最終卻被吉田茂鳩占鵲巢的往事。這次人事安排，最終差點讓自民黨這個脆弱的聯盟在1964年就分崩離析。

視角換到池田勇人這邊。二戰結束后，池田勇人本是日本政府的一名文官，但因吉田茂政府缺人，他被拉入吉田茂麾下，還意外成了吉田茂的首席大弟子。在吉田茂被鳩山一郎搞下臺后，池田勇人不認同新成立的自民黨的理念，繼承了吉田茂“重經濟、輕軍備”路線的他，準備組建派系，在未來獨立爭奪自民黨總裁之位。

1957年，他整合了自己在舊自由黨內的手下，從“西園寺公望、池田勇人、廣田弘毅、松村謙三”的名字中選取“宏池”二字，成立了屬于自己的派系——宏池會。成立之初的宏池會規模較小，也正因如此，他被岸信介選中，成為佐藤榮作上臺前的過渡人物。

然而，宏池會只是人少，能量卻一點也不小。宏池會的成員多出自大藏省官僚，這些人懂經濟、懂預算、懂政策，無論學歷還是眼光，都處于日本政府內的頂尖水平。上臺后，池田勇人立刻拋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短短三年內，日本國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增長了一半。如此亮眼的執政成績單，不僅讓自民黨徹底走出《安保條約》后的合法性危機，還讓宏池會大量吸納無派系議員及搖擺的小派系勢力。

時間來到1964年，曾經不可一世的岸信介兄弟聯手，也已無法壓制宏池會。不過，自民黨內部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總裁任期一屆兩年，同一派系連任兩屆、滿四年后就該輪換。于是，佐藤榮作認為，不管池田勇人干得多好，也該換人了。

他先是通過中間人暗示池田勇人，該考慮禪讓之事了。見池田勇人置之不理，他又通過辭去大臣職務的方式，明確表示池田勇人不夠厚道，要與對方劃清界限。然而，池田勇人認為自己在完成歷史使命，若此時交權，此前確立的經濟路線將被修正，因此對佐藤榮作的抗議依舊選擇無視。

忍無可忍的佐藤榮作，不顧黨內其他大佬勸阻，準備動員手下，在1964年的黨內總裁選舉中與池田勇人正面對抗。這對曾經的“同門師兄弟”，如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為了贏得選舉，雙方都進行了極限動員，甚至將金權政治直接擺上臺面——據說當時一張內部選票的價格高達數百萬日元。

最終結果，即便岸信介與佐藤榮作兄弟實力猶存，仍不足以挑戰創造了經濟奇跡的池田勇人。池田勇人贏得總裁選舉后，佐藤榮作實際上已不愿再等兩年。他在黨內四處活動，擺出一副隨時準備撕裂自民黨、甚至不惜魚死網破的架勢。

然而，就在這時，池田勇人突然查出絕癥。醫生告知其家屬：若不做手術，預計只剩3至6個月壽命；若做手術，則首相工作肯定無法繼續。面對突如其來的噩耗，池田勇人內心極度絕望，但為了活下去，他還是選擇了手術。

在強撐著出席東京奧運會后，池田勇人自知時日無多，當務之急是為自己尋找合適的接班人。當時自民黨內部，池田勇人有三個選擇：一是剛被自己擊敗、正滿腹怨氣的“同門師兄弟”佐藤榮作；二是自民黨干事長、宏池會二號人物藤山愛一郎；三是一直被各方許愿、卻屢屢落空的河野一郎。這三人中，池田勇人為何最終選擇了剛被自己擊敗的佐藤榮作？請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