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海外人士詢問我,唐納德·特朗普的第二個總統任期究竟呈現出何種面貌時,我的回答往往令他們感到意外。他與以往那些深受利益集團和大額資金影響的美國總統截然不同。準確地說,他更像是一具極具魅力的“政治僵尸”,早已被金權政治和特殊利益集團瓜分殆盡。這些勢力在尸骸的深處各取所需,時而相互補充,時而為了最原始的權力欲望而激烈碰撞。
這具“特朗普僵尸”在其和平辭令與好戰政策之間,展現出了極度的精神分裂。長期以來,他在競選演說中反復標榜自己致力于停止戰爭,渴望成為一名“和平候選人”;近期,他甚至表現出一種近乎幼稚的執念,通過施壓等手段試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些表態與其任內的實際記錄構成了極其諷刺的對比。
回溯其首個任期,特朗普不僅放大了巴拉克·奧巴馬時期的無人機戰爭,更在2017年向阿富汗投下“炸彈之母”,并對敘利亞發動空襲。2020年元旦剛過,他便下令暗殺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高級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除了這次暗殺行動略顯激進外,其行徑完全符合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帝國總統制”的慣常邏輯。足以說明,第一任期的特朗普絕非一位致力于和平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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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第二個任期,特朗普已蛻變為一名徹頭徹尾的威權主義戰爭販子,卻依然厚顏無恥地宣稱自己反對戰爭、促進和平。早在2024年大選前,各方勢力便已聞風而動。軍工復合體、以色列游說集團、商業巨頭以及科技壟斷者們,都制定了詳細的計劃,準備在特朗普勝選后對其進行深度“收割”。
這些利益集團敏銳地意識到,他們可以利用這具步履蹣跚的“政治僵尸”來確保自身目的達成,且他們的策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
“2025計劃”的問世,其核心目標是拆除美國社會的福利保障安全網,并將矛頭直指所謂的“行政國家”。盡管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矢口稱對該計劃一無所知,但入主白宮后,他迅速推行了其中的政策,并重用了該計劃的起草者。
這一計劃與斯蒂芬·米勒領導的極端右翼反移民議程相得益彰。其后果是觸目驚心的:當食品券被削減、美國公民及外籍居民在街頭遭到槍殺時,軍事預算卻以每年5000億美元的速度激增。作為私人準軍事力量的移民海關執法局,其獲得的資金更是達到了歷史水平的八倍之多,總額超過800億美元。
過去一年中,我們目睹的一系列荒誕行為,揭示了“特朗普僵尸”內部各方勢力激烈的博弈。例如,為了管理加沙而設立的“和平委員會”,本質上是與和平與正義背道而馳的。其真實意圖是服務于超級精英階層,在那里建造豪華度假村,并可能僅允許最順從的加沙人留下來,充當富人的仆從。
這具“政治僵尸”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未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同時,又推翻并綁架了委內瑞拉領導人尼古拉斯·馬杜羅,其目的在于赤裸裸地掠奪該國的石油資源。特朗普一邊不停地抨擊新保守主義者,一邊又在2025年夏季與以色列聯手攻擊伊朗核設施,從而圓了那些人的美夢。
如今,特朗普再次勾連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襲擊,其動機模糊,似乎僅僅是為了確立以色列在地區的霸權,并確保沒有任何國家敢于挑戰美國帝國的意志。顯而易見,在利用反戰民粹主義辭令完成競選后,軍工復合體和親以色列勢力已牢牢掌握了這具尸骸的韁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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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伊朗理應跪地受辱,而不作任何反抗。特朗普關于加征關稅和接管格陵蘭島的威脅,似乎已將這些歐洲領導人馴化成了傀儡。這不禁讓人想起那些呼吁復辟伊朗沙阿制度的“抗議者”,仿佛解決伊朗獨立意識和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之反抗的良方,就是扶持另一個如禮薩·巴列維那樣的傀儡。
要知道,正是那位末代沙阿,其執政期間造成的伊朗抗議者死亡人數,很可能遠超近期伊朗政府的鎮壓行動。
時至今日,這個帝國已不再試圖為其戰爭正名,甚至不再假裝遵守國際法。這是一個陷入瘋狂的帝國:它混合了維京時代的劫掠狂暴與19世紀歐洲“強權即公理”的殖民主義色彩。國務卿馬可·盧比奧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曾以一種老謀深算的方式向這種邏輯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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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目前的決策圈內缺乏能夠約束“僵尸特朗普”的“成年人”,無法遏制其對內對外的暴力、海盜行徑與戰爭政策。國會議員中的民主黨領袖們僅從程序層面對應當下的伊朗戰爭提出了蒼白無力的批評。
這意味著,終結這些由美國制造的異域血腥沖突,責任落在了普通民眾、進步人士以及右翼中日益增長的反戰力量肩上。唯有如此,才能徹底遏制“特朗普僵尸”內部不斷膨脹的大規模毀滅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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