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民辦高職院校招生中行賄亂象觸目心驚

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家長對民辦高校的高學費越來越難以承擔。不少民辦高職院校學費年均達1.5萬元，加上生活費，三年總成本近10萬元，讓許多家庭選擇“能上公辦不上民辦”，上不了“公辦”干脆去“打工”。

生源的萎縮直接沖擊到民辦大學的生存——學生的學費，通常是民辦高職院校唯一的收入來源。此外，招生指標不達標，更面臨縮減招生計劃的風險，形成“越招不到人越砸錢招生”的死循環。

為完成招生，部分民辦高職不得不放棄長遠的質量競爭，轉而選擇 “捷徑”，招生成本水漲船高：宣傳費、差旅費、招生人員提成占比逐年攀升，而其中最大一塊，竟然都花在了“給高中教師的回扣”上面。據相關媒體披露，當前，民辦高職招生費用，普遍漲至4000-5000元，部分地區甚至突破6000元，而“高中老師回扣”成為招生成本的最大一塊。

民辦高職招生給“回扣”的本質是一種行賄，是部分高中老師的 “權力變現”。部分高中老師尤其是班主任，掌握學生志愿填報的關鍵話語權，尤其對分數偏低、升學選擇有限的學生，其一句推薦往往能決定學生去向，由此成為民辦高職爭相“圍獵”的對象。

2025年，湖南某新開辦的民辦大專，被公開舉報存在大規模買賣生源行為。舉報稱該校通過第三方公司組建招生團隊，給每名招生人員發放活動經費，生源傭金按每生5000元起步，階梯式上漲。在一些地區，該校明確承諾給高中班主任每生3000元介紹費，部分高中班主任為快速獲利，主動向學生“安利”該校，涉及到的金額達數百萬元。

據人民網多年前的一項調查，民辦高職招生回扣已形成全國性“行情”：平均一名學生的回扣費為2000-3000元，部分熱門專業回扣更高。某民辦高職招生人員透露，“班主任回扣是硬性支出，不給回扣，連學生宣傳機會都沒有，同行都給，你不跟就會失去生源”。

更隱蔽的是，這些回扣通常被包裝為“招生促進費”“推薦獎金”，通過現金等“無痕”方式支付，甚至與班主任約定“完成指標后額外獎勵”，逃避監管。有的班主任還聯合班級任課老師，形成“招生聯盟”，共同向學生施壓，要求填報指定民辦學校。

班主任本應是學生升學的“引路人”，卻淪為利益輸送的“中介”。一些本可就讀質量更好民辦高職的學生，被推薦至某些學費高、缺乏辦學經驗的民辦學校，不僅增加家庭經濟負擔，更可能因學校質量問題影響未來發展。教育部明確禁止買賣生源、收取介紹費，此類行為嚴重違反《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違規行為處理暫行辦法》，踐踏教育公平底線。

被“忽悠”入學的學生，往往面臨三大困境：一是教學質量堪憂，部分民辦高職師資薄弱、實訓設施不足，專業設置與市場脫節；二是就業無保障，虛假宣傳的“百分百就業”“高薪就業”多為噱頭，實際就業率遠低于承諾；三是維權困難，學生及家長發現被騙后，多因“已入學”“無證據”而放棄維權，最終只能自認倒霉。

同時，當招生行賄成為“潛規則”，民辦高職便會陷入“重招生、輕質量”的惡性循環。學校將大量資金用于行賄和招生，而非師資建設、教學研發，辦學水平難以提升。長此以往，民辦高職將失去社會信任，行業發展陷入停滯，最終損害整個職業教育生態。

監管方面也存在很大的漏洞：一方面，招生監管存在“信息差”，教育主管部門難以實時監控班主任與相關學校的私下交易，現金等隱蔽支付方式更難追溯；另一方面，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監管多聚焦課堂教學，對招生環節的受賄行為追責力度不足，違法成本遠低于獲利空間。

教育專家指出，對于高考分數不理想、家庭條件尚可的學生而言，選擇民辦高職院校學習“一技之長”，取得國家認可的大專文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相比沒有文憑直接去“打工”，會給孩子帶來更多的人生機遇，也符合我國培養高素質人才的政策導向。

而民辦大學通常辦學機制靈活，緊貼市場專業需求，一些民辦學校通過高薪返聘本科院校退休教授、聘用高學歷人才，在教學質量方面得到了較好的保障。整體看來，一些辦學情況比較好的民辦高職院校，整體就業質量甚至高于公辦高職，對于高考分數不高的孩子而言，可以說是改變命運的另一次重要選擇。

在選擇報考學校時，不應當出于“面子”，輕信高中老師“一家之言”的推薦，而是應當自行對比、考察、進行慎重選擇：

一是要看學校的辦學歷史。通常而言，辦學歷史長的民辦院校，在教師隊伍建設、人才培養、學生就業等方面，有著更豐富的經驗；而一些新創辦的民辦院校，要形成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的摸索。

二是要看學校的師資力量。高校的核心競爭力是老師，一所學校聘請了哪些專職的教授、副教授，教師隊伍素質如何，這樣一些數據雖然可以包裝，但是通常無法造假。

三是對比學費和專業。“高學費”未必代表“高質量”，學費價格適中，反而說明一所學校辦學情況比較穩定。而在專業選擇上，要警惕某些諸如“人工智能”“機器人”“低空經濟”之類的看上去“高大上”的名稱，找到契合自身能力與愛好的專業，可能才是更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