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兩副市長支持的北京明代老店調查

吳晗先生給我們班開設《明清史研究》課程，恰值短暫的“科學的春天”到來的時候，那是1956年。課程實際上是一種講座，有明朝職官制度、建州史、資本主義萌芽等等專題。吳先生是一個勤奮的人，總想多做貢獻。他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公務繁忙，可他堅持“雙肩挑”,科研工作不停歇，修訂舊作，研討新題，不知疲倦，如今又給“雙肩挑”加碼，到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課。他所講的專題，都是他爛熟于胸的學問，可以減少備課時間，并且講起來條分縷析，井然有序，加上他講課較有激情，嗓音清亮，富有吸引力。他的每個專題講幾次比較自由、靈活，講完為止。每周上課一次，每次三學時，中間休息一次(半小時)。集中課間休息時間有其好處，可以提問、談心得、說掌故、聊天。課間休息談話，引發了我們四個中國古代史專門化明清史組的同學何齡修、張仁忠、饒良倫、薛宗正的興趣，要對北京現存明清老店進行一次調查的想法。我們請求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先生幫助，為我們調取一些老店的舊賬本供研究。吳先生表示支持我們的想法，認為社會調查是我們應該掌握、應該利用的一種科學方法。關于調取舊賬本，他說你們要先去摸摸底，了解清楚有舊賬本的老店店名，我才能有目標地去調取。于是我們又聯名上書另一位副市長兼市工商業聯合會主任樂松生先生求助，請他提供開設于鴉片戰爭以前的老店的線索。市商業局或市工商聯可能有現成的資料，樂副市長的復信來得很快，信中附有一份詳細表格，其中列有多個欄目，將店名、開設年代、經營業務、商店地址、現任經理姓名、聯系電話等多種信息，開載明白，備注欄內還登錄現存商店舊用器物(限其中具有文物價值者)。記得在六必居名下，曾登錄現存營業用木瓢，估計為明朝原物。我們看了非常高興，非常感謝樂副市長的支持。在十年浩劫中，兩位給過我們親切關懷和熱誠支持的副市長，都被虐待致死，不得令終，使我們更感到悲傷。

我們得到兩位在職副市長的幫助后，就將調查計劃向導師袁良義先生匯報。袁先生主張，先不去麻煩吳先生，自己出錢，領我們四人去調查，有必要時再請吳先生幫忙；樂副市長寄來的表格上只有三家商店是在明朝開設起來的，這三家商店即西鶴年堂、六必居、合香樓，都在前門外大柵欄至菜市口一帶傳統商業區。袁先生決定從調查這三家商店入手。他領我們四人在一個晴和天里開始了這次調查。

我們先到合香樓。這是一家制售迷信用香和生活用香料、香精的店鋪。據店中人員說，該店開辦于明末；為文武大臣侯家的產業。明末諸大臣姓侯的人家，只有侯方域的父親侯恂，曾任戶部尚書，后又以兵部侍郎總督保定、山東等七鎮軍務領兵作戰，堪稱文武大臣。文武大臣侯家似指侯恂家。入清后，店歸旗人陸家。因清兵入據京師時，侯恂、侯方域父子家人都已南逃，在京產業自然被旗人接管、侵占。此項口傳資料應屬歷史事實。該店明清用具、賬本等已蕩然無存。

接著轉入調查六必居。六必居大名鼎鼎，是經營調料、佐餐食品如油、鹽、醬、醋、醬菜等居家必需品的老店，兼有手工作坊和鋪面，明嘉靖年間(1522—1566)山西人開設。早期創業及其后演變的歷史都已失傳，最后的東家是山西人趙姓，每年來京結算一年經營賬目，提取利潤。“六必居”三字店名匾是嘉靖時嚴嵩所題。明朝舊物只有木瓢一具，拿出讓我們傳觀，木瓢本身并不稀奇，唯獨短柄手握處，斜著深凹進去，外面都磨光了，只剩柄中心部分，如為手握磨蝕，恐非天長日久，不能致此。因此斷為明朝舊物。賬本等等，也已無存。

最后我們調查的點是西鶴年堂。店中老人說，西鶴年堂是明嘉靖年間開張的藥店，最早開設有東、西、南、北、中五家鶴年堂，取五鶴沖天意。（據互聯網資料，鶴年堂是在永樂三年即1405年，由著名回族詩人、醫學養生家丁鶴年創辦，現鶴年堂店名匾相傳也是由嚴嵩所題，西鶴年堂則為其子嚴世蕃所題。我們轉述的是當年店中人的說法)漫長的歲月淘汰掉四家，剩西鶴年堂一家。這個局面是何時出現的?也已經說不清楚。最初開店的情況早失傳了。有一些賬本，前些時市委書記鄧拓都把它取走研究去了。我們遲到了一步。取走的賬本未必是早期的，可能很晚，我們對此有些興味索然。

從西鶴年堂出來，時日已午，袁良義先生領我們四人去吃飯，飯后回校，我們四人在調查時各自做記錄。我回校后把簡單的記錄制成資料卡片，卡片在畢業離校前全部失竊，現在僅憑回憶做些敘述。掛一漏萬，荒腔走板，恐都難免。這次短時間的調查獲得的資料不多，因為調查面窄，時間短，調查對象(明代店鋪)距離現在年代久遠，當事人文化水平較低并缺乏紀事習慣，所以得到的結果少，是合情合理的。相反，如果口傳大量資料，倒是值得懷疑的。雖然如此，這次調查仍有重要意義。調查得到寶貴的歷史情況或線索，合香樓反映的官員兼經商，六必居反映的工商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西鶴年堂反映的集團經營(可惜關于核算與管理的情況一點也沒有得到),都應該與文獻資料配合研究。例如官員經商的事例，在文獻中并不罕見，嘉靖時，慶云侯周瑛“于河西務設肆邀商賈”。(見《明史》卷三百)壽寧侯張鶴齡也是著名大鹽商。甚至連圣裔衍圣公朝貢時都不忘售賣私貨。張居正就曾指責衍圣公借名朝圣，“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后啟行。”(見《張文忠公全集》,《書牘》十三)明朝宗室更是經商成風，“楚宗錯處市廛者甚多，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通衝諸細帛店，俱系宗室。”(見包汝楫《南中紀聞》)聊舉文獻數則，可與調查所得口傳實例互相印證，有助于研究。六必居、西鶴年堂反映的歷史實際也是如此。

1957年政治風云大變，我們的調查未能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