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五大洲”的地名譯介與知識建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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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反映著歷史時期人們的地理觀念。晚清之際“第五大洲”經由西人地志書再次介紹至中國，受制于名實不相對應，地名譯稱并不統一。基于淘金熱誕生的地名“新金山”是在澳華人的身份認同，同時在晚清社會沿用為“澳大利亞”及至大洋洲的代稱。隨著知識介紹與實地考察的進一步深入，“第五大洲”相關地名譯稱逐漸定型；受澳大利亞發展階段與晚清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新金山”被定義為“墨爾本”的代稱，并最終成為歷史地名。晚清國人對澳洲冒險與機遇之地、原始與先進雙重形象的地理想象暗含著對本國前景的擔憂與探索。“第五大洲”由自然地理空間向分化的政治空間轉變，嵌入晚清國人世界地理知識體系中，進而內化為今天的常識。

關鍵詞：第五大洲；洲名譯介；新金山；知識建構；地理想象

當今世界以大陸體系劃分各區域的地理觀念已內化為常識，這一歐洲中心主義式的元地理學觀念于19世紀下半葉基本成型，其中“第五大洲”大洋洲可謂在四洲之外“又提供了新一種地理類型和文化類型”。相較于大洲地位已經穩固的歐、亞、非、美四洲，大洋洲地理發現之新，在歐洲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影響下由自然地理區域逐漸演變成政治空間，為地理想象建構提供了發揮空間；其地理性質之特殊，作為一個海洋性十足的區域卻最終被納入“大洲”的大陸體系中；其與近代中國之關聯，使得國人在概念化的地理知識之外形成了更加綜合的地理認知，正是考察地理知識在不同地方如何產生、傳播、演化的絕佳案例。

目前學界已關注到晚清國人對大洋洲區域的認知演變，然而尚未注意到其對世界地理學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對“新地理類型”特征的發掘相對較弱，且少有對地理知識如何內化為認知的考察。知識地理學史倡導將地理學知識體系分為地理知識、地理觀念、地理學理論三個層次，豐富了地理學史的解釋維度。本文擬從地名演化的角度切入，考察伴隨著中西間知識傳播與中澳直接接觸，有關“第五大洲”的域外地理知識如何嵌入晚清國人的世界地理認知中，進而反映近代地理學知識體系傳播、演化的具體過程。

一、洲名譯介：來華西人引入的“第五大洲”知識

明末清初之際，“五大州”的地理觀念已由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介紹至中國，其中第五大洲為“墨瓦蠟泥加”，并為此后的傳教士沿襲，但并未引起廣泛關注。1834年，中國第一份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介紹天下諸國有“亞細亞、歐邏吧、亞非利加、亞墨利加、澳大利亞”五部分。1847年，《新釋地理備考》則以“啊噻啞呢啞”指代第五大洲，可見19世紀以來第五大洲之名已由“墨瓦蠟泥加”向“澳大利亞”或“啊噻啞呢啞”等譯稱演化。這一轉變過程與西方地理學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

1.“第五大洲”命名與其背后的地理書寫主體

首先，以“洲”劃分世界各部分是歐洲歷史演進的結果。歐、亞、非三洲古時便已劃分，至1492年發現新大陸，“諸著地理志者得增一州而名之曰啞哩咖”，此后西人又繼續航海探索，在亞洲、美洲間發現了一片海島眾多的區域曰“啊噻啞呢啞”，“凡新著地理志之人皆以一切歸為一州”，“是以近者地球分為五大州也”。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歷史》首次將世界劃分為歐羅巴、亞細亞和利比亞三個部分。隨著文藝復興及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西人進一步探索世界，同時宗教戰爭不斷沖擊基督教世界，古希臘大陸體系中的“歐洲”認同逐漸取代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段義孚指出：“它指明了一個歷史、人種、宗教和語言都同根同源的地域。歐洲是一個完整的實體，具有完整的含義。”在對“歐洲”的認同基礎上，歐洲人對歐洲之外區域也采用了“洲”的劃分標準，在殖民擴張時代影響世界其他地區的地理認知。

第二，歐洲各國對南太平洋的航海探索建立在南方大陸假說的基礎上。有學者指出，地理學發展至現代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把本來不存在固定身份的空間單元創制出來”，“由此固化這個地理空間的神話”。“南方大陸”由古希臘時期的地理假說演化而來，利瑪竇世界地圖中的“墨瓦蠟泥加”將南方大陸與葡萄牙人麥哲倫環球航行中對火地島的發現相聯系，但這一命名尚未脫去想象成分。清初傳教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所繪《坤輿全圖》以中文“新阿蘭地亞”“新瑟蘭地第亞”分別指稱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反映出17世紀荷蘭在海上探險的權勢地位。18世紀中期庫克船長完成澳大利亞海岸線測繪后，類似于“墨瓦蠟泥加”這樣的地理想象也終于逐漸散去。澳大利亞（Australia）成為形容南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大陸的新地名，由英人在“南方大陸（Terra Australis）”的基礎上得名。從“墨瓦蠟泥加”到“新荷蘭”再到“澳大利亞”，對這片大陸命名的變化體現出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先后在南太平洋的航海探險活動與勢力爭奪。

第三，伴隨著18世紀以英法為主導的歐洲各國對南太平洋地區的進一步探索，新的地名亦為制圖師及學者們不斷提出。19世紀，在法國制圖師們的積極探索下，大洋洲（Oceania）經歷了“Magellanique”“Océanique”“Océanie”“Oceanien”“Oceana or Pacific Ocean”等稱謂的探討與演變方得以確立。劉伉指出，“Océanie”意即“太平洋中的陸地”，也即涵蓋了太平洋中的所有島嶼，乃是以大洋之名稱呼大洲。作為一個更貼合“海洋”而非“大陸”性質的詞匯，“Oceania”（Océanie英譯）最終成為南太平洋眾多島群的統稱，并成為繼亞、歐、非、美洲后的第五大洲。至于其內部區域的命名則與島嶼的特性、與種族密切相關。

“第五大洲”的發現與命名建立在古希臘大陸體系、南方大陸假說及近代西方國家航海探險的歷史基礎上，雖被劃為一洲，卻具有較強的海洋色彩。西人對這一地理區域的命名變化折射出殖民擴張時代霸權的興替。在法國地理學界的討論下，盡管出現了“Océanie”這一地名統稱，其性質歸屬、內部區域劃分在19世紀西方地理學知識體系中尚未完全定型。

2.“第五大洲”的中文譯稱與簡單介紹

有關“第五大洲”的知識記述經由來華西人介紹至晚清社會，由于早期來華西人所接受的知識背景不同，其對“第五大洲”的內容介紹并不統一，集中體現在：（1）洲名的翻譯，其專名以“Australia”還是“Oceania”為準，通名為“洲”還是“群島”？（2）具體包含幾個區域？這一方面引發晚清國人對“五大洲”說的質疑，如徐繼畬在《瀛寰志略》中認為：“近又有將南洋群島名為阿塞亞尼亞州稱為天下第五大州，殊屬牽強。”相較于其他四洲，這一最新大洲多由群島構成，“洲”由“continent”翻譯而來，既帶有自然地理內涵，又與西人航海探險的歷史密不可分，對這一概念的討論與辨析在19世紀80年代的晚清社會逐漸展開，為晚清國人所接受與消化并影響著“第五大洲”地名譯稱的使用。張鐵文認為晚清之際“澳洲”被視為大洋洲的代稱，1900年前后大洋洲的譯名由音譯向意譯過渡。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之前的文獻記述中，“第五大洲”主要出現在新聞報刊中，且以羅列“五大洲”洲名的形式，并不加以延伸介紹。這與時人對“五大洲”的接受程度有關，新聞報刊往往聚焦于最新消息，但并不如教科書般系統深入。因此，在另外四洲譯名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無論是“Oceania”或“Australia”的何種音譯，晚清國人關注的重點似乎并不在于譯名是否能包含“第五大洲”的實際范圍所指，而在于其存在本身，即作為“五大洲”的構成部分即可。地名學理論認為“選擇外語名稱表達形式，取決于地名本身的性質和對它所掌握的資料”。這一時期晚清國人對五大洲之“名”的推崇，以及對“第五大洲”地理知識之“實”了解的欠缺，或許正是“第五大洲”譯名多元的重要原因。

二、地名“新金山”誕生：晚清國人對“第五大洲”的直觀認識

明清之際的文獻中已出現南太平洋地區的相關記載，謝清高《海錄》被認為是“中國人最早有實際經歷并記錄南太平洋島嶼知識的私人著作”。在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下，民眾與這一區域的集中接觸發生在晚清。1851年夏，繼美國西部發現金礦后，澳大利亞東南部發現金礦，隨即引發東南沿海居民出洋淘金熱潮。“金山”成為晚清國人形容海外發現的金礦地，在近代中國與世界相互交融的過程中被賦予了特定的地名含義。人們稱前往海外淘金之人為“金山客”，稱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州為“金山省”。《辭海修訂稿·地理分冊·外國地理》解釋：“墨爾本，華僑稱新金山。”杜繼東則指出，19世紀末以“新金山”專指澳大利亞不會產生歧義。作為近代華工出國的見證，“新金山”這一地名折射出實際接觸中晚清國人對“第五大洲”的地理認知。

1854年9月的《遐邇貫珍》已出現“新金山”一詞，這是目前所見最早使用“新金山”的文獻。其“近日雜報”報道：“有外國船名‘衫落’，由港駛赴新金山墨兒奔行至新加波，因見人多，船主驅其人登岸，有九人均得搭船回港。”“新金山”在該刊發行四年間共出現11次，可見其誕生初即具有一定的社會使用基礎。1876年，李圭在《環游地球新錄》中解釋了新、舊金山的得名緣由，“美國卡厘方利亞省之三藩謝司戈城，華人以其地產金，稱為金山。嗣南洋澳大利亞島亦產金稱金山，而以新舊別之”，并在“澳大利亞島”后注“俗稱新金山”。可見，“舊金山”“新金山”是晚清國人基于美國、澳洲接連發現金礦而創造的域外地名，其與金礦發現地緊密相關，并具有指代金礦區所在的更大地理區域的地名意義。

“新金山”是赴澳華人對所居之地的習慣稱法，指稱的地理范圍亦隨著這一群體在當地社會的適應而呈現泛化的特征。最初發現的金礦地集中分布于墨爾本附近，因此在1868年出版的第一本由國人編寫的英漢字典《字典集成》中，“新金山大埠”即“Melbourne”（墨爾本），“新金山各埠名”即“Town near Melbourne”，“新金山”則與“Australia”（澳大利亞）相對應。其編者鄺其照與在澳華人的關系不同尋常，《字典集成》中“孖罅辣（Ballarat）”的中文用字恰與1856年在Ballarat（今譯作巴拉瑞特）當地出版的《唐人新文紙》（

The Chinese Advertiser

19世紀80年代，金礦區的枯竭使得在澳華人轉向其他行業。為尋求清廷的權益保護，華商代表多次向總理衙門呈請設領一事。1889年，在澳洲頗有影響力的華商梅光達自稟“竊光達系廣東新寧縣人，自幼出洋謀生，寄居新金山之雪梨埠”“伏求大人俯察遠人疾苦，奏派領事前往保護”“則新金山五六萬華人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矣。伏乞恩準施行”。1908年，在澳保皇黨創辦的《東華報》（Tung Wah Times）有《尋叔告白》一文，述其來自廣州府東莞縣的家叔“自來新金山已歷多年”。對于在澳華人而言，“新金山”是其遠渡重洋寓居于此的身份認同所在，作為習稱、俗稱，其包含的地理區域相對寬泛，主要指代“澳大利亞”，同時也指代城市、港口以及新發現的金礦區。

視線轉回晚清本土社會，地名“新金山”用以指代“澳大利亞”乃至“第五大洲”，這與在澳華人與國內間的緊密聯系不無關系。一方面，作為傳遞出洋消息中介點的香港繼續以“新金山”指代澳大利亞等南太平洋相關地區。渣打銀行前身“印度新金山匯理銀行”分別于1858、1859年在上海、香港設立分行，稱“印度新金山中國匯理銀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and China）”，至1956年改今稱，可謂近代“新金山”地名存在的重要見證。另一方面，在澳華人與國內親友的通信聯絡、與清廷駐英大臣及涉外事務官員的交涉，推動著晚清社會內部對這一新命名地理區域的了解。1886年，清廷派王榮和、余?兩位官員從廣東啟程游歷南洋二十余埠，介紹“金山即英屬澳士地利”；1890年，崔國因記載“新金山即澳大利亞，法、和兩國始得之，以為荒遠，旋即棄之，英人乃經營之”。無論民間交流還是官方層面，晚清社會中的“新金山”地名已與原初指代金礦地的含義有所脫離，而成為以澳大利亞為主的南太平洋地理區域的地名代稱。

由于晚清社會多以澳大利亞為一洲，“新金山”又是澳大利亞的代稱，故而“新金山”的地名范圍還與“第五大洲”對應。1899年《五大洲考略》一文先言“五大洲之名，見于西人所著之書，中國士人固不甚了了”，后介紹“南洋之極東有大荒島焉，曰澳大利亞，或曰奧削尼亞，即世所稱新金山者，是其地自成一洲”。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的地理信息亦在日常接觸與知識介紹中逐漸為人所知，“新金山”之外，如“澳洲”“澳大利亞”“紐西蘭”“新西蘭”及其重要城市如“美利濱”（墨爾本）、“雪梨”（悉尼）等區域內的地名譯稱亦在社會中有所傳播，“第五大洲”的地理形象盡管并不如知識介紹中的“洲”這樣規整，卻是這些出洋民眾的地理坐標所在，進而與晚清社會相關聯。

三、地名界定：晚清國人知識書寫中的“第五大洲”

19世紀以來，伴隨著西人地志的知識介紹與晚清民眾的實地考察，“第五大洲”之名實已逐漸得到對應。然而在這些介紹域外地理的新聞報刊、游記、出使日記中，“第五大洲”的洲名與其內部各地區的大小地名譯稱均呈現出多元不統一的局面。陳士芑1902年在《海國輿地釋名》指出，地名譯稱受制于外文讀音之緩急、譯者自身之發音及譯者見識之廣淺，并不便于廣泛傳播。

清末民初，日人地理志書的引入與學制改革進一步促進了地理學的發展，“五大洲”知識體系在晚清社會普及開來。存在于不同群體、信息渠道下的地名稱謂開始被整合進“知識”的規范書寫中。“第五大洲”成為由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上分布的大小群島構成的地理區域，并多被分為“澳大拉西亞（Australasia）”“馬來西亞（Malaysia）”“波利尼西亞（Polynesia）”三大區。

1.“第五大洲”相關地名譯稱趨于定型

地名由專名和通名組成。涉及外國地名，地理著述在介紹外國行政區劃時往往以清朝的政區通名，如“省”“州”詞匯類比之。這一點為陳士芑所注意，“各國建國之制有稱部者、有稱省者、有稱郡邑者，皆譯者以意為之故，亦莫能定一也”，如《地球韻言》即載澳大利亞“分建五省”。

在清末流傳的地理教科書中，“第五大洲”洲名譯稱逐漸定型為“海洋洲”“大洋洲”。音譯往往是地名翻譯之首選，其余四洲之名均由音譯得來，因此晚清社會對“Oceania”存在“阿塞亞尼亞”“阿西亞西亞”“阿削尼亞”“澳削尼亞”“澳薩尼亞”和“俄西亞尼嘎”等譯稱，王先謙的《五洲地理志略》即列舉了多種譯名寫法。清末，由學部編訂名詞館編的《外國地名中英文對照表》將西文原名“Oceania or Oceanica”定名為“沃希安尼亞、海洋洲”，雖由官方主導，并未得到廣泛傳播。

“第五大洲”意譯稱法由日本地理志書引入，如1903年矢津昌永《改正世界地理學》介紹：“大洋洲者，澳大利亞大陸與太平洋中散列群島之總稱，謂之阿西亞尼亞洲，即大洋洲之意也”。在此后國人編譯的地理教科書與編繪的世界地圖中，“海洋洲”“大洋洲”譯法已相當普遍。1905年，《最新初等小學地理教科書》介紹“海洋洲”為“太平洋中百千島嶼與澳大利亞大陸之合稱”。“第五大洲”成為五洲中唯一以意譯作為洲名的大洲，雖名為大洲，海洋性卻是其突出地理特征。

至于其洲內地名譯稱，由于牽涉清廷與當地政府的政治往來，往往同時存在官方文書與大眾讀物兩個傳播系統。以地區名New Zealand為例，盡管“新西蘭”譯稱早在1838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就已出現，且普遍見于地理教科書、報刊出版物中，如《澳大利亞洲新志》即采“新西蘭”譯稱；而在清末甚至民國時期的官文書系統中則以“紐絲綸”為主，如宣統元年《商務官報》載清政府派駐新西蘭惠靈頓首位領事黃榮良《紐絲綸華僑商業情形》一文，同年在新西蘭成立的中華會館通過的《紐絲綸中華會館章程》《紐絲綸中華會館規條》皆以“紐絲綸”為譯名。城市名如Sydney，今譯作“悉尼”，晚清官文書則稱“雪梨”，由粵人發音得名，光緒三十三年清朝設立駐“雪梨”領事。在海洋性色彩的洲名譯稱之下，“第五大洲”逐漸具體為由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區域地名及大小城市地名構成的地理區域，呈現出政治空間的特征。

2.中文地名“新金山”含義縮小

“新金山”的地名界定亦構成知識介紹中的一環。19世紀末以“墨爾本”為“新金山”逐漸成為地理教科書的主流觀點。1898年由張士瀛所編的《地球韻言》介紹了“墨力缽恩即新金山”。至民國時期，這一解釋更加廣泛地出現在新式地理教科書、列國圖志、外國地名詞典等大眾科普讀物中，1924年出版的《中外地名辭典》中“Melbourne”對應的譯名是“墨耳缽恩，華僑稱之曰新金山”；1927年出版的《華僑》作為“常識叢書”之一在當時屬熱銷圖書，書中介紹“華僑初至澳洲，在道、咸之間”，“及至金礦發見，華僑前往者漸多，新金山（墨爾布恩）之名稱，即華僑所命也（新者，以別于美國加省之金山而言）”。與在澳華人及晚清社會相關群體對“新金山”的泛化使用不同，知識書寫中明確將“新金山”定義為墨爾本的代稱。

由指代“澳大利亞”到“墨爾本”，“新金山”指稱范圍縮小。作為在澳華人身份認同的象征，“新金山”地名指稱的變化顯然與在澳華人密切相關。19世紀80年代，金礦區的衰竭使華人群體開始聚集于墨爾本、悉尼兩個城市周邊，“新金山”原本即指代墨爾本附近分布的金礦，這是其與墨爾本的對應的前提。對清末社會而言，一方面此時距澳洲發現金礦已有半個世紀，“新金山”不再是新鮮概念；另一方面，晚清國人對“第五大洲”的相關地理知識，尤其是澳大利亞的行政建置已有基礎的認識。以“新金山”指代澳洲華人聚居區，教科書編纂者傾向于選取更加精確且具有代表性的地域進行界定。如此，墨爾本作為發現時間最早、產量最旺的金礦區中心城市，又是當時華人聚集地之一，即成為“新金山”地名的所指對象。與之相應的，“舊金山”亦由指代美國西部金礦地的原始含義向金礦附近華人聚居的城市San Francisco轉變。

此后“新金山”的使用日減，最終成為歷史地名。然而“舊金山”作為美國城市San Francisco的中文譯稱沿用至今。作為淘金時代誕生的兩個地名，二者為何會呈現出不同的命運走向？這與美澳在世界格局的定位、晚清社會文化環境密切相關。

首先，處于內憂外患的清朝從上至下皆在尋求救亡圖存之徑，因此對美國、澳大利亞的認識定位不同。美國作為西方強國，自然是晚清國人在科學技術、生產方式、政治制度層面“師夷長技”的對象；而此時的澳大利亞是在英國殖民的背景下逐漸發展起來的新興社會。因此無論是清政府還是知識人群體，乃至赴舊金山謀生（包括淘金）的基層民眾對美國當地社會的接觸與認識，顯然是新金山地區不可同日而語的。舊金山華人1854年即創辦首份華文報刊《金山日新錄》，清政府1878年于當地設置領事館；相較而言，澳大利亞第一份華人報刊《廣益華報》于1894年始創刊，中國領事館更是在赴澳考察官員、僑商長達數十年的重申下遲至1909年始設立。較之“舊金山”，“新金山”的華人社會規模、發展程度、清廷的重視程度皆有不及，這影響“新金山”地名的流傳度。

其次，美、澳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兩地華人的身份認同與凝聚力不同。美國政府架構完整，社會局勢相對穩定；而晚清之際的澳大利亞正處于變革期，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正式成立，“白澳主義”政策的推行使得華人處境更為艱難。因此，較之舊金山華人，澳洲新政局對華人的進一步排斥使在澳華人群體對自身發展前景更為不安，支撐其身份認同的地名“新金山”的社會文化基礎減弱。此外，清廷1909年在澳設領館后，在華人事務的處理上從與英國政府交涉轉向直接與澳洲政府接觸，民國時期因澳洲華僑對革命事業所做的重大貢獻，政府開始重視與澳洲的交往，體現在稱謂上即“澳洲”“澳洲聯邦”“美利濱”等規范地名的使用，“新金山”逐漸少見于官方文獻。劉伉指出，地名往往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涉及外國地名則有一條“名從主人”的原則。這進一步影響著“新金山”的使用頻率。

最后，從詞語性質來看，“新金山”“舊金山”均為形容詞性質的名詞。當美國“金山”成了“舊金山”，其指稱反而得以確定，即不會再有第二個名為“舊金山”的金礦區；“新金山”則不同，伴隨著新金礦區的發現，“新金山”也會轉而成為新金礦區的代稱，位于西澳大利亞的珀斯就因其新發現的金礦而被當地人稱為“新金山”。相較于“舊金山”，“新金山”指代地區的不固定，也是“舊金山”得以保存至今而“新金山”卻淪為歷史名詞的原因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清末教科書、工具書等出版物的知識書寫講求科學性、準確性，但在社會傳播層面，地理信息并不如“知識”般規范，既保存過去的認知遺留，又隨時可以捕捉到最新信息，因此往往兼具滯后性與先進性，從而呈現出社會多元、綜合的認知。如“第五大洲”雖定名為“大洋洲”“海洋洲”，民間習慣仍為澳洲，“新金山”的使用不局限于指代墨爾本，甚至又用以指代新發現的金礦地。晚清國人在地理知識體系的建構中，逐漸建立起對“第五大洲”相對準確且具體的地理認知，體現出時代危局下主動融入五洲萬國的積極探索。

四、“第五大洲”嵌入晚清國人世界地理認知體系

葛兆光指出：“晚清變局把‘世界’帶入‘中國’，同時也把‘中國’帶進‘世界’。”域外地理知識的更新進一步引發了晚清國人對世界空間格局的思考。地理想象“展現了人地關系中的主客角色，它不僅是人對實體或轉譯的地理環境的感知，也是對地理世界的再現／表征”，“在主客體之間映射地理想象的同時，也完成了自我和他者的建構”。晚清國人的澳洲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世界中尋求自身定位的探索。

一方面，澳洲成為冒險與機遇共存之地。對晚清國人而言，澳洲是西人航海探險的新發現，而19世紀50年代大量東南沿海居民為了維持生計赴澳淘金歷程的艱辛進一步增添了其“冒險”色彩。《遐邇貫珍》1855年多次刊文介紹澳洲對華民入境之限制，并提醒前往新金山者慎重前往。前往澳洲淘金的譚仕沛1877年在《閱歷遺訓》中述及“沿途所見華人，鵠形菜色，非貧則病，愁嘆之聲不絕于耳”。澳大利亞華文報刊1909年連載的華工小說《多妻毒》記述了前往淘金之地的曲折，主人公作詩曰：“傷心故國魂空斷，刺骨寒風體欲僵，渴飲山泉勝玉酪，饑餐野果作糇糧。”對赴澳民眾而言，澳洲之冒險不僅在于路途之艱辛、淘金命運之未知，還包括在當地遭受的排擠與苦難。

冒險之地往往意味著危機與希望并存。在展望世界各地未來之發展時，晚清國人對于這一地理區域持樂觀態度，如1882年《南洋為洪水之后最晚出之地論》以上古五帝之傳說為敘事之始，認為地球最初完全盡沒于水中而“中國治之最先”，指出南洋為“將來悉成繁盛之區”，“更有澳大利亞者在利固有可窮之日哉，開風氣于既晚，占利賴于最先，所愿富有資本者及早圖之”。面對變幻的世界局勢，晚清國人對澳洲前景的設想也可謂對同處弱勢地位之“中國”未來發展的積極期待。

另一方面，澳洲具有原始與先進的雙重象征。18世紀晚期，庫克船長對澳洲的新發現改寫了澳洲的發展脈絡。伴隨著英國在當地的拓殖活動，澳洲開始由土著社會向英屬殖民社會過渡。淘金熱潮興起后，英國進一步加強了對澳大利亞的管理與開發，各殖民區逐一建立，澳洲土人形象與漸漸興起的殖民地社會形象同時建立起來。

在此基礎上，晚清國人對澳洲的認識也走向兩個極端。一者，在民族危機之下將落后于西方的現狀與澳洲土人的命運相聯系，以此呼吁國人警惕之。靈石1904年發表《讀〈黑奴吁天錄〉》：“我讀《吁天錄》，證之以檀香山燒埠記，證之以美洲、澳洲禁止華人之新例”，“我愈信同胞蒙昧渙散，不能團結之，終為黑人續，我不覺為同胞心碎”。另一者，認可西方制度對澳洲經濟發展與政體改革的積極作用。維新派人士黃遵憲流露出對澳洲的總督制的認可，認為中國應當學習之，“乃以我國政體，必當法英”，“將二十一行省分畫為五大都，各設總督，其體制如澳洲、加拿大總督，中央政府權如英主，共統轄本國五大部”。晚清國人對澳洲的認知看似相互矛盾，實則是對危局之下對國家命運何去何從的擔憂與探索。

張灝曾將1895至1920年初視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認為這一時期“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域外地理新知的引入，將晚清國人的地理認識空間拓展至世界五洲。澳洲作為冒險之地的象征，不僅是西方海洋文明的文學渲染，更是晚清民眾奔赴其地艱難謀生的切身體會；對澳洲土人原始形象的感嘆，是晚清國人在種族主義影響下對同為西方殖民霸權所欺凌族群現狀的旁觀與警示，也是封建王朝飄搖之際對民族命運的擔憂；而對澳洲社會的認可，則體現出時人希冀借鑒西方政治制度以救亡圖存的傾向性。正是在深入理解與消化域外地理知識的過程中，晚清國人進而在世界五洲地理格局中思索自身的定位與發展走向。

“第五大洲”一方面作為知識介紹中由西人航海探險最新發現的大洲，另一方面作為東南沿海居民淘金謀生的“新金山”，均呈現出較其他四洲而言相對原始、尚待開發的自然地理空間性質。隨著官方、民間實地接觸的增多以及“五洲”地理知識愈發體系化，“第五大洲”的地理空間開始具體為由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各群島構成的地理區域，以澳大利亞、新西蘭為主的發展歷程亦經由世界歷史教科書、世界地志等為接受新式教育的晚清國人所知，一個相對準確且立體的“第五大洲”形象逐漸建立起來，并演化為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分屬歐洲各國殖民地的群島等分化的政治空間。與此同時，處于危亡之際，晚清國人基于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對世界格局的看法也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知識體系中的“第五大洲”被進一步加工并投射出復雜的地理想象，逐漸嵌入晚清國人的世界地理認知體系中。

五、結語

地名是社會歷史的產物與見證。在當今的知識體系中，大洋洲仍作為七大洲之一而被介紹，以澳大利亞為澳洲的習慣稱法亦得到保留，“新金山”最終成為歷史地名。“第五大洲”相關地名的演化正展現出晚清之際中國融入世界浪潮中地理知識與政治、時局相互影響與作用的復雜面相。

在地理認識的主體與對象存在一定空間距離的情況下，地理想象也因此被建構出來，并與權力、政治、時局等社會因素緊密相連。對于19世紀下半葉始“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大洋洲”指代的地理范圍一面存在于西方地理學知識的書面介紹中，另一面僅是出洋華人淘金所在的“新金山”。在知識體系與直接接觸之間，域外地理認知也逐漸建立起來。此外，地理知識與地理觀念之間往往并不亦步亦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地名，在名與實、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較大的張力。在教科書為載體的地理知識規范書寫下，“第五大洲”的地理形象更加準確、具體，其洲名逐漸定名為“大洋洲”“海洋洲”，洲內各地區、城市地名譯稱亦逐漸定型，地名“新金山”則明確定義為“墨爾本”，含義縮小；并在晚清國人的地理想象中成為冒險與機遇并存之地、原始與先進的雙重象征。在知識體系的建構中，“第五大洲”由原始的、相對自然的地理空間向融合了政治、經濟、民族等綜合因素的政治空間轉變，這同時映射出晚清國人對自身定位與發展走向的探索。在這層意義上，可以說晚清國人真正吸納了地理知識拓展所帶來的思想觀念的轉變，“第五大洲”大洋洲亦在后人的知識書寫中進而更新為當今人們的常識認知。

作者：陶中淼

來源：《自然辯證法研究》2026年第1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汪鴻琴

校對：汪依婷

審訂：耿 曈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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