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27年官至中將，赴臺被抓死不開口，35年后才洗清冤屈

一、潛伏二十年的紅色特工
1950年3月，重慶。一個穿中山裝的中年男子告別老婆孩子，上了去香港的輪船。他叫徐會之，公開身份是國民黨“總統府”中將參軍，黃埔一期畢業，當過漢口特別市市長。
三個月后，他在臺北被捕。一年后，臺北馬場町刑場響起槍聲。蔣介石在他案卷上批了六個字：“應即槍決可也”。三十年后檔案解密，人們才知道這個和賀衷寒、曾擴情、袁守謙幾個人并稱國民黨政工系統四大干將的人，是1924年入黨的中共秘密黨員。他在敵人陣營里潛伏了二十七年，董必武后來評價他是“中共諜王”。

二、從黃岡少年到黃埔入黨
徐會之，原名徐亨，1901年生在湖北黃岡團風鎮。小時候念私塾，后來考進湖北甲種工業學校，又上了中法高等學校。1919年五四運動那會，他在武漢跟著惲代英搞學生運動。1923年2月，他又參加了京漢鐵路大罷工。
1924年3月，武漢的共產黨負責人包惠僧推薦他去廣州。那年他考進黃埔軍校第一期，分在第一隊。跟他同隊的，有陳賡、胡宗南、杜聿明。入學剛三個月，有天夜里，董必武、陳潭秋介紹他入黨。那年他23歲。
從黃埔畢業后，他在軍校教導團當連黨代表，跟著部隊去打陳炯明。1925年12月，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成立，他擔任第二軍參謀。1926年3月，蔣介石搞中山艦事件，逼著第一軍和黃埔軍校里的共產黨人都撤出去。組織上把徐會之派到北平、天津做地下工作。北伐戰爭爆發以后，他又奉命南下，擔任第十五軍黨務科長，第二年升為第二師政治部主任。
三、抗戰那幾年的“政治干將”
1936年西安事變之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西安成立行營，徐會之任政訓處處長。他的任務就是在幾派軍隊里頭周旋，要跟中央軍打交道，還要穩住東北軍和西北軍，還得拉著他們和八路軍一塊兒抗日。
1937年抗戰爆發，他調到保定行營擔任政訓處處長。8月，行營把師以上政訓處長都叫來開會，他在會上說，眼下大敵當前，咱們得照著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話辦，跟東北軍、西北軍和八路軍團結起來一起抗日。
那幾年他升得很快，1938年擔任第五戰區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為第四戰區政治部主任，7月又調到重慶，擔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中將廳長。他和賀衷寒、曾擴情、袁守謙幾個人，那時候被叫成國民黨政工系統四大干將。1943年，他還得了枚忠勤勛章。

四、當漢口市長，在市政府里搞潛伏
1945年8日本投降。9月12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發命令，讓徐會之擔任漢口市市長。他花了一個月把市政運轉恢復起來，接收汪精衛那幫人的機構，查日本人干的壞事，救濟難民。表面上他是國民黨的模范市長，背地里他在市政府大樓里掩護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武漢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程維黃，就住在他家里。武漢城運工作部長曾惇，也老去他那兒。1947年，漢口改成特別市，他接著當市長。那年7月，國民黨開六大，他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那幾年，他通過地下聯絡員往根據地送了不少醫藥物資。
1949年初，李宗仁擔任代總統，3月2日任命徐會之為總統府參軍處中將參軍。他離開漢口的時候，解放軍已經快進城了。
五、別人往后退，他往臺北去
1949年12月，徐會之在重慶等來了解放。轉過年來3月，組織上看他在國民黨軍隊里待得久，認識人多，就派他去臺北搞策反，收集情報。他沒二話，收拾東西就走。
臨走前，他妻子劉先知問他啥時候回來。他說，等勝利那天，咱倆就見面了。要是沒見著，那就是我為了勝利把命交了。女兒劉莉那時候還不到四歲。
他先到香港，再轉去臺北。1949年底，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叛變，供出來一千多名地下黨員。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女交通員朱楓，都先后被捕后就義。
徐會之的任務，是想辦法說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彭孟緝是將介石的心腹，手里攥著全島的治安大權。徐會之借著湖北老鄉的名義，找他談了幾回。彭孟緝當面應付，轉頭就把這事報上去了。
六、被捕以后，一個字都不吐

1950年5月，高雄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人把徐會之逮捕。
這時候他面臨一個難題：蔡孝乾叛變后，線索正一步步指向潛伏人員。如果什么都不做，更多的人會暴露。他想了一個辦法——主動遞交一份報告。

6月，他通過黃埔同學袁守謙，把一份材料交到保密局。外人看來，這就是投降了。當時臺北報紙登了消息，說又有地下黨自首。消息很快傳回大陸，連他家里人也不知道真相。
徐會之在里面受了不少罪。特務什么手段都用上了，逼他說來臺北的任務，問他還認識島上的誰。但他一個字都不吐，始終沒供出同志。他在牢里寫過一首詩：昔日繁華一瞬，車水馬龍三鎮，秋心吹動故鄉情。愁難詠、腸寸寸，千古傷心士國恨。
七、蔣介石批字：應即槍決可也

軍事法庭剛開始判了徐會之十五年徒刑。判決書送到蔣介石那兒。1951年11月13日，蔣介石翻看案卷，拿紅筆批了六個字：應即槍決可也。
他為啥下這么狠的手？徐會之是黃埔一期出來的，是將介石眼里的門生。在蔣介石看來，這種人反水，比雜牌軍的人反水更讓他難受。
1951年11月18日天亮前，臺北馬場町刑場。徐會之穿著那身舊中山裝，讓憲兵押到土坡前頭。行刑前他跟人說了三件事，把他埋的時候臉朝北，他要看著漢口的方向。別扒他這身軍裝。讓他哼一段洪湖水，浪打浪。
槍響的時候，他正小聲哼著那首家鄉的小調，眼睛往北看。那年他50歲。他犧牲以后，遺體讓人隨便埋在山里頭。黃埔一期的老同學袁守謙拿出二十塊銀元，雇當地農民把他好好葬了。
八、等來三十五年的清白
徐會之犧牲以后，家里人不知道他埋在哪兒。妻子劉先知帶著一兒一女，被人當成叛徒家屬，走到哪里都遭白眼。女兒劉莉手里一直留著枚指北針，那是她父親留下的唯一物件。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
1985年，國家民政部反復查證，最后追認徐會之為革命烈士。1996年4月，他的骨灰從臺北接回大陸，分開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和武漢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園。2011年，武漢市烈士紀念園九峰山園區給他立了銅像。2013年，北京西山無名烈士紀念廣場修好了，徐會之的名字刻在英雄墻上。

他沒什么豪言壯語，只有臨刑前那段輕輕哼唱的洪湖水，浪打浪。他用一輩子證明了，真正的忠誠不在喊口號，在忍著不說。真正的勇敢不在沖在前頭，在背著罵名還得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