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物”新考

這城里，近來是愈發地“活”了。我說的“活”，并非那草木抽芽、嬰孩啼哭的活，乃是另一種“活”。這“活”氣騰騰，腥膻撲鼻，且帶著一種凜然的威風，教人見了，先要疑心自己是否還活在“民國”，或是竟錯踏進了某本末曾寫盡的《山海經》里。

我所住的巷口，便盤踞著這樣一群“活物”。這究竟是怎樣的生物呢？說魯迅先生善用“筆刃”剖析社會積弊，我今番便也借這刃，來試著解剖一番。它們大抵是人的形狀，卻又仿佛超脫了人的律法。銀行的石階，賓館的廊下，本是行人往來、車馬流通的所在，如今卻成了它們的“道場”。幾塊污漬斑斑的塑料布一鋪，幾筐腥氣沖天的活物一擺，那地界便霎時改了姓。人行道是斷然走不得了，須得側身，吸氣，從魚鱗與污水間尋一條蚯蚓似的縫，委委屈屈地鉆過去。那車行道，更成了它們的“產業帶”，三輪車橫著，鐵皮桶豎著，來往的汽車只得如犯了錯的猢猻，低聲下氣地鳴著笛，一寸一寸地挪。你若上前理論，那“活物”便瞪起眼來，聲如破鑼：“俺們這是搞活經濟！增加人民群眾的GDP！”這話說得極正氣，極響亮，仿佛他們腳下流淌的不是臟水，而是金河；空氣中彌漫的不是腥臭，乃是銅香。

最妙的時節是在盛夏。太陽白花花地照著，銀行那光潔的玻璃門上，映出的不再是儲戶焦急的臉，而是一地狼藉的魚腸與鱗片。殺魚的漢子，赤了膊，汗油油地發亮，手起刀落，那魚的肚腸便熱騰騰地流了一地。蒼蠅是早已得了訊息的，成群結隊，嗡嗡營營，開起那盛大的筵席來。那氣味，是極濃郁、極固執的，它不像尋常的臭，風一吹便散；它是有形的，是一堵無形的、油膩的鐵幕，沉沉地罩住半條街，教那取錢的婦人掩了口鼻，教那旅店的外客蹙緊了眉頭。這景象，大約便是他們所謂的“人間煙火”了罷！只是這煙火，熏得人眼澀，嗆得人喉緊，仿佛一把生銹的鋸子，在來回地拉扯著文明的體面。

于是便有人去尋那管事的“青天”。電話打到城管局，那頭的聲氣倒是和緩的，像浸足了油的抹布：“哎呀，同志，理解一下。疫情過后，要復蘇經濟，市政府同意的。”這話如同一個萬靈的符咒，輕輕一貼，便將所有的堵塞、所有的腥臭、所有的不便，都鍍上了一層“合理”的金。我偏偏是個不識趣的，總要追問：“是市里哪位領導同意的？同意這群‘活物’把攤擺到小區喉嚨眼上？同意這通車的血脈，變成他們自家的腌臜作坊？”那聲音便含糊起來，支吾著，最后只剩電話線里嘶嘶的電流聲，像蛇在溜走。這倒讓我想起魯迅先生所描繪的“無物之陣”了，你分明看見了一團糟，揮拳打去，卻只碰到一團軟綿綿、滑膩膩的霧，霧里還傳來吃吃的笑聲。

舉報是斷斷續續的，像癆病病人的咳嗽，響了十幾年。市政府是泥塑的菩薩，區政府是鍍金的木偶，眼觀鼻，鼻觀心，任你香火（舉報）燒得再旺，總是不見動靜。有一回，大約是鬧得實在不堪了，竟有警察來。那場面頗有些滑稽，仿佛上演一出排練好的折子戲。戴大蓋帽的來了，“活物”們略略收了收攤，人帶走了幾個。看熱鬧的街坊剛舒了半口氣，想著今夜或許能開窗睡個安穩覺，不料那口氣還未舒完——不到十分鐘，真的，街口的鐘針還沒挪動一個大格——那幾個“活物”又大搖大擺地回來了，臉上帶著一種凱旋似的、譏誚的笑。那笑仿佛在說：“看罷，法律？管束？那都是紙糊的燈籠，照別人或許亮，照我們，是連影兒也透不進來的。”這抓與放之間的迅捷與流暢，簡直像一場默契的魔術。警察的威嚴，法律的刻度，在這十分鐘里，被壓縮成一片薄薄的、可笑的影子。于是乎，一切照舊。次日清晨，要開車上班的人，對著被三輪車、魚桶堵得嚴嚴實實的停車場出口，只能望“車”興嘆。那汽車的喇叭聲，一聲比一聲焦躁，一聲比一聲絕望，最終也融進了這市井的“活”氣里，成了它又一味嘈雜的佐料。

我于是常感到一種莫大的荒誕。魯迅先生論及諷刺，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眼前這景象，豈非正是“會有的實情”的極致演繹？一面是高樓廣廈，是“文明城市”的牌匾在日光下熠熠生輝；一面是污水橫流，是“法外之地”在街角生根發芽。那“搞活經濟”的口號，喊得震天響，細看卻只是將公共的道路，活活“搞”成了少數人的私產；將城市的體面，“活”生生地撕下來，墊在了腥臭的魚攤之下。這其中的道理，精深得很，仿佛一種獨特的“辯證法”：堵塞即是暢通，腥臭即是繁榮，無法無天便是奉旨行事。我輩愚鈍，是萬萬參不透的。

我又想起魯迅在《說胡須》里的法子，從胡子朝上朝下這等細微處，竟能嚴謹地推論出大的人心與國族問題來。眼前這事，亦可作如是觀。從這攤販的無法無天，城管“油滑”的推諉，警察兒戲般的執法，十余年舉報的石沉大海，這一連串的“小事”里，照見的是一種怎樣的“治理”的肌理？那肌理或許是早已“熟睡”了的，對民眾日常的痛楚“嗚嗚咽咽”地笑著，只當是又一出可供“咀嚼鑒賞”的談資。他們大約覺得，這不過是幾條魚、幾攤水、幾聲抱怨罷了，何足道哉？然而，這每日每時的堵塞，這撲面而來的腐臭，這求告無門的憤懣，對于生活其間的人，便是切膚的牢籠，是無聲的酷刑。它一點點地蛀空人們對“公序”的信仰，對“良治”的期待。它教會人們的，不是遵紀守法，而是看誰更蠻橫，誰的后臺更“硬”，誰更能將那“為民生”的經念歪。

夜闌人靜時，那腥氣似乎更濃了，從窗戶的縫隙里一絲絲鉆進來。我仿佛看見，那攤子已不單單是個攤子，它成了一個符號，一個圖騰，供奉著一種奇特的“生存智慧”。而銀行里燈火通明，數著冰冷的數字；賓館里旅客安眠，做著遙遠的夢。只有那被堵在自家車里的鄰居，在黑暗中，點燃一支煙，煙頭的紅光明滅，像一聲無聲的、焦灼的嘆息。

這“活物”究竟有多厲害呢？我現在大約是知道了。它們厲害在能將一條街，變成法理的“盲腸”；厲害在能將一句“搞活經濟”，念成無往不利的咒語；厲害在能讓一城的管理者，齊齊患上一種“選擇性失明”與“功能性失語”的癥候。它們便這樣“活”著，威風凜凜地“活”著，仿佛要在這現代都市的芯子里，證明一種亙古的、蠻荒的“生命力”。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我知道，這“活氣”若再不加以真正的、有力的疏導與規訓，那么它滋養的，絕不會是什么經濟的鮮花，而只能是更多憤懣的荊棘，與更深的社會潰瘍。那時節，恐怕連“沉默呵，沉默呵”的資格，也要被這漫天的腥臭與蠅聲所淹沒了。

然而，夜正長，路也正長，我只好仿著先賢的調子，寫下這些并無用處的文字，算作是對這“偉大”的“活”，獻上一點微末的、不合時宜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