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陳玉蓮,今年四十三歲,是八十年代生在陜南農村的娃。如今在城里安了家,日子忙碌,回老家的次數掰著手指頭都能數過來。
前幾天重陽節,我們這兒其實不怎么興過這個節,碰巧我那天輪休,手頭沒事,想著好久沒回去看看了,心里惦記,就買了些牛奶、水果,還有二娘愛吃的軟和點心,開著車回了趟娘家村。
村里比記憶中更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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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大多像候鳥一樣飛去了外地打工,留下的多是些守著老屋、守著記憶的老人。走到二娘家門口,那扇熟悉的木門虛掩著。我推門進去,院子里,二娘正坐在一個小馬扎上,瞇著眼,就著天光,慢吞吞地擇著青菜。聽見動靜,她抬起頭,瞇縫著眼看了好一會兒,才認出是我,臉上頓時笑開了花,像秋日里盛放的菊花。
“蓮丫頭!你咋回來了?快,快進來坐!”她忙不迭地放下手里的活計,就要起身給我倒水。
我趕緊扶住她:“二娘,您坐著,別忙活,我自己來。”
屋里就她一個人,堂姐和姐夫都在外地的工地上干活,年底才能回來。我陪著二娘坐在院子里,聽她絮絮叨叨地說著村里的瑣事,誰家老人走了,誰家媳婦生了娃,誰家房子翻新了……陽光暖烘烘地照在身上,時光仿佛都慢了下來。
聊了約莫個把鐘頭,我看看時間,準備起身回城。二娘卻一把拉住我的手,非要留我吃飯:“你好不容易回來一趟,咋能飯都不吃就走?二娘給你做你小時候最愛吃的臊子面!”
看著二娘那雙有些顫抖的手,還有她那雙看東西已經吃力的眼睛,我心里一酸,趕緊拒絕:“二娘,真不用!我一會兒回去還有事呢。您眼睛不好,別忙活了,我自己在外面隨便吃點就行。” 其實,還有一層原因,我從小就不愛圍著鍋臺轉,對做飯這事兒,能躲就躲。
二娘還要堅持,我已經拿起了包。就在我轉身要走的時候,院門口的光線一暗,一個人影走了進來。我抬頭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是我大堂哥,陳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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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顯然也沒料到我會在,腳步頓了一下,臉上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尷尬。
出于最基本的禮貌,我點了點頭,喊了一聲:“大哥。” 聲音平淡,聽不出什么情緒。我心里想著,打了招呼就走,沒必要多說什么。幾十年的隔閡,不是幾句寒暄能化解的。
沒想到,就在我側身要與他擦肩而過的時候,堂哥卻往旁邊挪了一步,有些局促地攔住了我。他手里拿著一個方正正的大紅請帖,遞到我面前,臉上帶著一種混合著討好、羞愧和期待的神情,聲音有些干澀:
“玉……玉蓮,你等等。你侄子……小軍,下個月十八號結婚,這是請帖……你,你可一定要記得來啊!”
看著那突兀地遞到眼前的、紅得有些刺眼的請帖,我一下子愣住了,腦子里瞬間一片空白。我和堂哥,幾十年沒有任何來往,甚至連話都沒說過幾句,他這唱的是哪一出?
記憶的閘門,被這個紅色的請帖猛地撞開,帶著陳年的灰塵和苦澀的味道,洶涌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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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我這個堂哥,話就長了。我爸在家排行老六,是最小的兒子,上面有兩個哥哥,三個姐姐。堂哥陳建國,是我大伯家的長子,比我大了整整十五歲。在我爸還活著的時候,他最疼的就是這個大堂哥。聽我娘說,堂哥小時候家里窮,大伯家五個孩子,糊口都難,哪有余錢供他讀書?是我爸,當時在鄉里有個穩定的工作,拿著不算豐厚但固定的工資,省吃儉用,供堂哥讀完了初中。后來堂哥能進鄉里的農機站,端上那個讓人羨慕的鐵飯碗,也是我爸豁出老臉,托關系、找門路給他安排的。
可以說,沒有我爸,就沒有堂哥后來的一切。
我八歲那年,家里的頂梁柱塌了。我爸得了急病,沒熬多久就撒手人寰。那是我童年里最灰暗的一段日子。家里一下子沒了主心骨,我娘哭得死去活來,弟弟才兩歲,走路都搖搖晃晃。按照我們老家的規矩,老人出殯時,需要孝子摔瓦盆,送老人最后一程。我弟弟太小,根本做不了這個事,而我是女孩子,按老規矩是不能摔盆的。
那時候,我娘沒辦法,讓堂姐領著懵懵懂懂的我,走了十幾里路,去堂哥的單位找他。我至今還記得娘當時那帶著哀求和絕望的眼神,她對堂姐說:“去請你建國哥回來,讓他給你小叔頂盆摔瓦吧,侄子也算半子啊……”
可是,我父親的葬禮,堂哥自始至終都沒有露面。更別提什么摔盆了。出殯那天,吹鼓手吹得嗚哩哇啦響,親戚鄉鄰站了一院子,眼看著吉時就要到了,孝子卻找不到人。我娘急得直掉眼淚。最后,是我,我這個當時只有八歲、被認為不能摔盆的女娃,在眾人復雜的目光中,咬著牙,用盡全身力氣,捧起了那個沉重的陶土盆,狠狠地摔在了院子的石板上!“啪”的一聲脆響,碎片四濺,也像在我心里割開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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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事,我娘心里結了個大疙瘩,一輩子都沒解開。而我父親下葬后,大伯和大娘覺得我們家沒了男人,孤兒寡母好欺負,沒少為田邊地角、雞毛蒜皮的事來找麻煩。而那個受了我父親天大恩情的堂哥,卻始終像個局外人一樣,袖手旁觀,連一句公道話都沒為我們說過。
人心,就是這樣一點點涼透的。從那以后,我們兩家就徹底斷了來往。后來我娘也去世了,我們和堂哥一家,更是形同陌路。我偶爾回娘家,也只是去看看一直對我們多有照應的二娘和二伯(二伯前幾年也走了)。在那段最艱難的日子里,是二娘和二伯的庇護,讓我們姐弟感受到了一絲家族的溫暖。
堂哥看我愣著不接請帖,臉上的訕訕之色更濃了,手也有些微微顫抖。他深吸了一口氣,像是鼓足了巨大的勇氣,聲音低沉而沙啞:
“玉蓮……我……我知道,現在說啥都晚了。當年……當年你爹,我小叔的事,是……是我不地道,是我混蛋!” 他抬起頭,眼睛里布滿了血絲,充滿了悔恨。
“那時候……我年輕,糊涂,耳根子軟……聽了我爹娘幾句挑唆,說什么給外人摔盆不吉利,會影響自己家的運勢……我這腦子就跟上了頭一樣,豬油蒙了心……就……就躲了……” 他的聲音哽咽起來,“后來……后來這么多年,我……我經常半夜睡不著,一閉眼就夢到小叔……夢到他送我上學,夢到他給我交學費,夢到他為我工作的事奔波……我……我心里跟刀剜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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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手背抹了把臉:“可是……可是那時候,我們兩家已經鬧成那樣了,勢同水火……我……我不知道該怎么開口,不知道怎么面對你娘,面對你們……是我懦弱,我不是人……”
他看著我,眼神里是近乎哀求的真誠:“玉蓮,我知道,我對不起小叔,對不起嬸子,也對不起你們姐弟……現在,老人們都不在了,就剩下我們這些小輩……我們……我們身上流的,到底是一樣的血啊……血濃于水……過去的事,是哥錯了,哥給你賠不是!我們……我們能不能……能不能就此和解?”
堂哥說了很多,說到后面,幾乎是語無倫次,眼淚在他那飽經風霜、刻滿皺紋的臉上肆意流淌。那個在我記憶里曾經意氣風發的堂哥,如今只是一個被愧疚折磨了半生、卑微祈求原諒的老人。
院子里靜悄悄的,只有風吹過老槐樹葉子的沙沙聲。二娘在一旁偷偷抹著眼淚。
我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那些塵封的委屈、怨恨,在堂哥這遲來了幾十年的懺悔面前,似乎松動了一些。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幾十年的隔閡,親情早已疏遠得像隔著千山萬水。
我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堂哥眼里的光一點點黯淡下去,舉著請帖的手也無力地垂落了些。
最終,我伸出手,接過了那張沉甸甸的請帖,目光平靜地看著他,聲音里聽不出太多波瀾,只是淡淡地說:
“行了,哥,別說了。事情都過去這么多年了……請帖我收了,侄子的婚禮,我會參加的。”
拿著那張大紅請帖走出二娘家,午后的陽光照在身上,我卻感覺不到多少暖意。堂哥的懺悔是懇切的,我相信他是真的后悔了,這幾十年的內心煎熬,或許就是對他當年懦弱和糊涂最大的懲罰。父母都不在了,作為小輩,我可以選擇不計較,不追究,讓過去的恩怨隨風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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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情感這東西,太微妙了。它不是水龍頭,說關就能關,說開就能開。幾十年的疏離、傷害造成的裂痕,不是一句“對不起”和一張請帖就能瞬間彌合的。那份本該濃于水的血緣親情,早已在歲月的風霜和人為的隔閡中,變得淡薄而脆弱。
或許,參加婚禮,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和解,一個給彼此、也給逝去長輩的一個交代。而真正的親情能否回歸,需要的是更長的時間,以及雙方今后點點滴滴的、真誠的付出。有些傷口,結痂了,不疼了,但那道疤,卻會一直在那里,提醒著曾經的痛。我們能做的,就是帶著這道疤,繼續往前走,至于能走到哪里,交給時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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