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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異見者TheDissidents
1971年2月,讓·厄斯塔什(Jean Eustache)在自家的公寓內拍攝了《第零號》(Numéro Zéro,1971),標題的用意,即為回歸“零點”。在兩臺攝影機的注視,9卷16毫米膠片的時間內,厄斯塔什時年七十歲的外祖母奧黛特·羅貝爾(Odette Robert)講述了她的一生。這部電影的時長等于其拍攝的長度,而在十天之后,厄斯塔什為他的八位朋友放映了本片。在導演的預想中,那應是本片的“唯一一場”放映。同年五月,一篇厄斯塔什的長采訪出現在刊物《電影雜志》(Le revue du cinéma)上。任何讀過這篇文字的人都會告訴你,他們是如何在其中看到了一個赤裸、不安甚至狂躁的電影人形象:痛苦于自己的貧窮,抱怨著創作體系,無法得到物質回報,不停地說著“我受夠了”。同時,他構想一個逆流而上的計劃——否認自己之前的作品,否認自己的作者身份,從零開始,返回電影的原點,返回盧米埃爾(Auguste & Louis Lumière)。[1]
[1]引自菲利普·哈迪奎特(Philippe Haudiquet)與讓·厄斯塔什的采訪,最初發表于《電影雜志》 (La Revue du cinéma)第250期,1971年5月。此處譯自泰德·芬特(Ted Fendt)發表于 MUBI Notebook 網站的英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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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乖戾的文字或許提供了一幅片面的肖像。厄斯塔什本人的聲音實則相當輕柔,在各種采訪片段中,近乎總是內斂,甚少放大自己的音量。換言之,他話語中的不安,更加出自一種篤定的深思熟慮,正如他的電影總能在其殘忍的瞬間,找到輕撫它的方式。當然,之所以要提到這位電影人的聲音,是因為話語在厄斯塔什的電影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作品對話語的屢次重寫,而聲音也總在電影中改寫著形象,它往往是我們靠近形象的最直接方式,尤其是當其有所隱藏時。尚不用多說讓-皮埃爾·利奧德(Jean-Pierre Léaud)那被特呂弗稱為“虛構”的聲音,似乎只要開口問好就能將世界拖入故事中,或者是紀錄片《豬》(Le cochon,1970,和讓-米歇爾·巴約爾 [Jean-Michel Barjol] 合導)當中因為已經失傳而不可能被理解的村鎮方言,或是弗朗索瓦絲·勒布倫(Fran?oise Lebrun)的歌聲。奧黛特·羅貝爾也同樣喋喋不休,這位老人飛速的波爾多口音總是令人措手不及,近乎構成了《第零號》真正的組織方式。如果用厄斯塔什的話說,這部零度的電影僅僅是膠片記錄下的內容,別無他物,那么這被記錄的內容,更能被稱為影片內部的“放映”之所,一個名為“事物本身”的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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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認為,借用另一本書里的話說,對于《第零號》這部電影任何實際的觀看體驗,似乎都應該和我現在寫下的文字無關。事實上,若要悉數我們在本片中的所見,幾乎是不可能的:它由一段兩小時不到的談天組成,光線幾乎不曾改變,時間的庸常流逝則由幾顆冰塊的融化、每一卷最末的打板以及抽不完的香煙組成。僅僅這些,加上人物說話時伴隨的手勢,已然令觀看變得豐富。而在內部,即奧黛特·羅貝爾的話語中,我們將永遠無法數清那眾多的時間斷層,以及六代人之間令人眩暈的代際關系——它幾乎同電影史一樣古老,而厄斯塔什正是從這位于1900年,即“電影之世紀”的開端出生在貧窮的法國鄉下的女性身上,重新找到了電影史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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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厄斯塔什的許多影片中,淡出至黑場的剪輯總是作為關鍵的錨點出現。每一次黑場,以其特有的緩慢,組成了對一段時間的總結以及沉默的宣判,伴隨著黑色對人物面孔的浸沒。每當銀幕再次亮起時,我們看似離開了那段時間本身,卻已然落入到其無可爭辯的后果之中。一次幾秒鐘的黑場,造就了關于不可挽回的深刻隱喻。
1914年,在他的第一部長片《落花,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1914)中,D.W.格里菲斯(D.W. Griffith)正是如此使用了黑場淡出。在他創造性地使用了特寫鏡頭和交叉剪輯之前,這部由四個短篇組成的寓言講述了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奏,即關于“離家的人”的故事,關于一些因為野心和欲望而拋棄家庭的男子,以及留守在故鄉的女性們(母親、妻子、孩子)的故事。這是情節劇的原型,以短歌的方式被組織起來,接連巨大的時間裂痕,壓縮那些無助的等待(以及字幕卡殘酷的宣讀:“幾年之后……”,“后來”,“到了最后……”);正如遙望大海的消失點,黑場的存在,意味著人們難以確認,一個人到了下一個鏡頭中,是否還是曾經的自己。影片中最出彩的場景,只由一個鏡頭機位組成,拍攝了一位浪蕩的劇作家在漂泊多年后的悔恨中,坐在寫字臺前創作詩歌的段落,這首歌也隨之成為貫穿全片的圖騰。這個短短一分鐘的昏暗場景,經過若干次的黑場,似乎已抵達時間的終點,也逐漸耗盡劇作家本不久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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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零號》中,厄斯塔什未曾使用疊化黑場,但這不妨礙影片在一組黑色的對照中尋回被時間藏起的奧秘。因為常年的眼疾和手術,奧黛特·羅貝爾在片中從未摘下墨鏡;同時,在鏡頭中僅以背面示人的厄斯塔什,常展現為一塊黑色的影子。這兩個意外的視覺元素,透過其質樸的存在,洗印出拍攝者和說話者自身作為形象的力量。而如果說奧黛特的敘述起初表現的是線性歷史之重,那更是來自她話語中斷然的省略,且因為語速之快而倍加眩暈:“而我一直幸福地生活著,直到母親去世,那年我七歲……” “日子就這么過著……” “后來,戰爭開始……” “那我得倒回去講……” 的確,隨著觀看/拍攝/講述的進行,奧黛特不斷“倒回去講”,一次次回到那些原始場景中,而我們努力抓緊著的線性時間,終化為一個個單獨的時間晶體。唯一不變的,是她墨鏡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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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第三卷最末,厄斯塔什對外祖母說:“你講得太快了。” 奧黛特·羅貝爾講述中的省略,或許已經“自然地”來到了羅貝爾·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領域(正如妮可·貝內茲 [Nicole Brenez] 所指出的那樣),或是如其它評論所言,和荷利斯·法朗普頓(Hollis Frampton)在《一次頻詞1:懷舊》(Hapax Legomena I: Nostalgia,1971)中將舊相片燒成黑灰的動態相仿。但也許早在格里菲斯使用黑場之時,這位與電影藝術幾乎同齡的年輕女孩,已然以電影的速度生活著,并在年華飛逝后,在孫子面前“放映”了這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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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我們不該將其單純視為形式,但這正是這些話語的本質力量,構成了“形式”之名。由于這種形式,本片才不再僅是一部關于二十世紀法國的歷史,它也因“向孩子們講故事”這門獨屬于年長者的手勢,成為了全人類的歷史。奧黛特·羅貝爾的故事,由夭折的孩子們,逝去或離開的父母們,以及突然間長大的孩子們組成——她們組成了一個世界,以及這部電影的本體。因而,影片開場中,厄斯塔什時年十一歲的兒子鮑里斯(Boris Eustache)和其曾祖母一同在街上行走的無聲場景(盧米埃爾般的),已然默默地記錄了關于生命力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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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作時,我們總感到自己能游刃有余地跳躍在不同時間中,將幾十余年的跨度紐結成脈絡,但坐在那白幕前的人知道,自己不過是在忽視真正的省略,不過是在捏造一個故事——屬于迷影的,屬于電影史的傳說,想象一個活在電影誕生之初的人,是否已然和電影有過共振。但在《第零號》的抵抗性之中,包含著對迷影的逆反,這種令我們貧窮、不安、追求純粹的、如數家珍的迷影。回歸格里菲斯或盧米埃爾并非真正的零點,而厄斯塔什走得更遠,因為他不只在經驗中編織。他的電影創作不只是寫作,更是“抄錄”——這將奠定自《母親與娼妓》(La maman et la putain,1973)以來其虛構作品的基礎。這項對記憶、物質和時間的實驗的首要任務,是將一段時間本身視為文學,并且一絲不茍地抄寫,其中包含真正的省略、真正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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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我們從未“經歷”厄斯塔什眼前所見的奧黛特·羅貝爾,我們所見的只是讓·厄斯塔什的《第零號》。這個場景——聽外祖母講故事——之所以成為了這部電影,只是因為它的電影人在此時此刻將其保存,也是因為這位電影人對自己所繼承的電影史的深刻不安;但或許我們值得將其視為一部盧米埃爾或格里菲斯的電影,抑或是一部同二十世紀共生共存的“電影”,只是我們從未看到過它,因為它僅僅被一位戴墨鏡的老人所放映。正如“梅納爾的技巧——故意摘亂時代和作品歸屬的技巧——豐富了認真讀書的基本藝術”。
如作者所愿,《第零號》在近半個世紀來從未被放映,僅以片長五十分鐘的剪輯版《奧黛特·羅貝爾》,于1980年在法國電視一臺播出;1974年,厄斯塔什將自己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我的小情人》(
Mes petites amoureuses) 獻給剛剛過世的奧黛特和其二弟路易 (Louis Robert) ,這部影片在商業上的失利,令厄斯塔什在之后只能拍攝成本極低的短片,盡管在形式上也變得更加簡潔和徹底。1981年11月5日,巴黎,讓·厄斯塔什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作品,包括《第零號》,由兒子鮑里斯收藏。他的同僚菲利普·加瑞爾 (Philippe Garrel) 曾說:“讓·厄斯塔什的自殺是一種打擊,要求我們去看清并批判一個事實,那便是藝術對于我們文明的發展真的很重要,但其自身的發展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2002年,在導演讓-馬里·斯特勞布 (Jean-Marie Straub,當年看過此片的八人之一) 和佩德羅·科斯塔 (Pedro Costa) 等人的牽頭下,《第零號》在馬賽國際紀錄片電影節舉辦了第一場公開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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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片中,讓·厄斯塔什記錄了他的外祖母——70歲的奧黛特·羅貝爾講述自己的一生:關于幸福的童年、母親的離世、與繼母同住的痛苦歲月,以及與后來生性風流的丈夫相識的故事。她回憶起不幸夭折的四個孩子,還有疾病、不斷的搬遷、內心的羞恥與無盡的爭吵。同時,她也吐露了對孫子和曾孫的牽掛——她希望能再多看這個世界幾年,親眼見證曾孫的成長。
拷貝來源:Les films du losange
1938年出生在佩薩克,被認為是法國新浪潮后最重要的導演之一。早期短片帶有新浪潮色彩,但作品很快轉型為一種被塞爾日·達內稱為“關于自身的人種志”的形態,包括《豬》《佩薩克的玫瑰樹》和《第零號》等,保存了近代法國鮮為人知的地方傳統。他也從事剪輯師的工作,參與了里維特、穆萊等人的影片。1973至1974年,他拍攝了代表作《母親與娼妓》和《我的小情人》,皆為虛構的自傳作品。1977年及之后,拍攝了一系列探索現實與“翻拍”的短片,如《下流故事》《佩薩克的玫瑰樹》(1979年版)以及《亞歷克斯的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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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省電影放映協會指導,深圳百老匯電影中心主辦,抵達冰廳與異見者TheDissidents 聯合主辦的「公路與小徑:法國電影史選映」將于2026年3月20日至3月29日在杭州百美匯影城(嘉里中心店)舉辦。本次展映在法國電影史中選取數條公路與小徑,從里程碑式的大路,到為人遺忘的秘道,再到獨一無二的蹊徑,囊括了瑪佐、克拉莫、卡拉斯科、侯麥、厄斯塔什、杜拉斯、于伊耶-斯特勞布、羅齊耶、里維特的杰作,嘗試從個體的迷影史出發,經由縱橫交錯的路線之網以及其中的無數相遇,將單數、線性的歷史重新繪制為一幅局部的、動態的、未完成的迷影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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