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許大齡師的為人與為學

記得2000年12月23日，母校北京大學歷史系，舉行許大齡教授《明清史論集》出版紀念暨學術座談會。選擇的時間寓有紀念許先生誕生七十八周年的意義。出席的有王鐘翰、韓大成、王思治、馬克垚、周良霄、郝斌、王天有、朱誠如等各位先生。我曾在會上發言，闡述許師的為人與為學，后將其復原成文，以免遺忘。今鈔錄在此，鈔時略有刪補，大部照舊，其寫法與其他各篇明顯不同，也只得仍之。

許師誕生于1922年12月18日，四川屏山人。1958年秋，我入學的時候，他才三十一歲。他教中國古代史，但不教上古，只教近古，名為《中國史》(四),即元明清史。這三朝歷史比較難學難教，三朝中有兩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自身傳留的史料寥寥可數，史料缺乏必然帶來治史的巨大困難，因此1949年前治元、清史者很少，有杰出成就的專家學者尤其乏人。許師雖然初出茅廬，但已有可觀的學術成績，一本《清代捐納制度》出來，就使學術界多少有些震驚，時人對之不得不另眼相看。因此我們入學一年半他還沒有給我們上過課，班上與他相識、向他求教者已不乏其人。他的體質單弱，但弱而不餒，英姿煥發。衣裝簡單，夏穿白襯衣、西褲，冬穿棉長袍(只興了一兩年，后改毛棉皮各色短上衣、長短大衣),樸素中伴有幾分風流、瀟灑。1955年上半年，他來我班上《中國史》(四)了，師生關系更加密切起來。許師待人親切、自然，不做作，思想上既有中年的穩重、深刻，又有青年的敏銳、勇敢，還有幼年的天真、幼稚，容易接近。“文革”十年動亂，對他影響很大，在與他共過事的人中，或認為他很“左”,有時會下說的比會上說的更左，表示“不好懂”,難以理解。而我以為，不管他說什么,他都是真誠的，他說的就是他想的。他的過“左”思想，是他在“四人幫”的壓迫下，政治上的不成熟、天真起了不應有的重要作用的結果，是比較容易改正的。

我記不大清楚了，大約是在讀三年級時，系里還將我們加以分配，準備學習不同領域的史學專門科學。我被分在中國古代史專門化明清史組，導師是袁良義先生，同組同學張仁忠、饒良倫、薛宗正。我們與作為明清史專家的商鴻逵、許大齡兩先生也很親近，接觸頻繁。我因留京，與三位老師的聯系更容易維持。現在我把在同許師的長期接觸中得到的對他的認識，歸納為三點。

一是許師的為人。

許師有極鮮明的個性。他為人平和，厚德載物，大度待人；但并非不講原則，不辨是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過疾言厲色，面紅耳赤，揮拳捋袖，拍桌摔碗的盛怒失態。我所見到的許師，總是一臉溫馨的微笑，好像世上沒有任何事讓他煩惱到要他動怒。他寫的《讀〈校對一條史料>》,最能反映他為人平和的特點。他在研究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曾引用一條有關蘇州紡織工的史料，正確指出它反映的時代，注明它的多種出處。后來有文章批評許先生等沒有查對最早紀錄該條史料的原始記載，時限判斷有誤。許師著文反駁。我讀過郭老、翦老一些學術批評文章，深感其文風剛烈，火光四射，一種百分之一百二十真理在手的氣勢。特別是初讀翦老關于《資治通鑒》編寫分工問題批評閻簡弼先生的文章，因翦、閻兩先生都是我的老師，讀來心驚肉跳，感受難以名狀。許師《讀〈校對一條史料〉》,雖然不平之氣滿紙，但是非分明，使用和風細雨、行云流水的文字。他在《憶柴師》一文中說，發表前請柴德賡先生看過，指點他“別發火氣，別罵人”。他深受教育，完全遵命。《讀〈校對一條史料〉》,真正文如其人。

熱情、重感情，是他為人的又一個特點。這首先表現在他培養學生，傾囊相授，我每次見到他，都是聽他談讀書和研究。他給我們講中國史(四)時，我對地方志還不大熟悉。有一次他給我講述地方志中史料的豐富，舉了很多實例。告訴我，海鹽縣志中，如胡震亨等的天啟《鹽縣圖經》、徐用儀的光緒《海鹽縣志》,都修得較好，看一下這些志書，就可以了解地方志的體例和主要內容，漸漸摸索出從中發現問題、覓得材料的途徑。又補充說：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山東省地方志較多較全，是它的特色。這些都是先生自己的心得，在當時還是重要的信息和知識。教給學生，少走彎路。

許師對師母張潤瑛感情真摯。打倒“四人幫”前，有一次，我去看他，他還在吃早點。我一看，許先生吃的，是城里最標準的窮人早點：饅頭、棒子面糊糊、咸菜。我見了就毫不猶豫地說：“許先生，您的營養明顯不夠，要注意身體健康，吃好一點。”他喊著我的名字，回答說：“我現在遭報應了，過去覺得我的時間很寶貴，要看書，要備課上課，要做研究，從來不做家務，把家務都推給張潤瑛，連自己的飯碗都不洗，結果把她累垮了，動彈不得，一切都要我自己做了。我不會做，只好湊合了!”話里充滿很深的自責。師母得嚴重的類風濕性關節炎，臥床不起。我自己曾是長逾二十年的極其嚴重的全身性多發性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知道勞累會促使炎癥發作，但不是原發病因。這個病的病因病理至今不完全清楚，推測它與感染、遺傳有關，也沒有證實。許師不分擔家務當然不好，師母的病卻不是他不做家務的結果。他的自責過頭了。師母的病得到一位湖北醫生的治療，以有毒植物水莽草為主藥。許先生體質瘦弱，仍親赴湖北買藥，學會熬煎。他給我講解過熬藥方法，藥熬好后要加酒沖服。最關鍵的是掌握藥物的分量，不足則療效不佳，過多則引起中毒。我想象得出一位料理生活能力很差的書生，掌握這種復雜功夫之不易。這里浸透了先生對師母的濃濃的感情。

謙虛、誠懇、虔誠，也是許先生為人的突出特點。進到較高年級，我們的專業課增加。1956年，吳晗先生給我們開《明清史研究》課程。許先生已是有名專家、學者，卻每講必聽，堅持不懈，并且認真筆記。我很慚愧，做的筆記是粗線條的。許先生筆記很詳細，以致《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編者一度考慮將其作為記錄稿收進書中。由此可見他虛心學習的態度。他有很重的書生氣，在大領導面前甚至緊張得說不出話。同年春，他與我們全班同學游明十三陵，巧遇劉少奇委員長，劉委員長知道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師生，就招呼大家在草地上圍坐談話，因問教明清史的許先生對朱元璋的看法。許先生很慌張，腦子里一片空白，好一陣才擠出一句“他殺人太多”。他在這種意外的場合，不是一個擅長辭令、巧作應答的人，他的窘迫和笨拙，正反映出他滿肚子的純樸和實在。我還覺得他有周一良先生說的那種“原罪”思想(參看周先生《畢竟是書生》),自認為是天生要改造的坯子，因此努力適應新政治思想的需要。我曾聽說他下鄉拔麥子，跪在地上拔。他完全缺乏拔麥子的體質和技能，但仍勉為其難去做。我聽了真是難過。從這里可以看到他的心中一片赤誠。

我們有時對許先生某些說法、做法并不完全認同。他完全可能突然冒出一句我稱之為“另類思想”產生出的話來。有一次，我對他說：“許先生，我覺得不管多大的權威都有閃失，不可迷信，科學和迷信真是互不相容。我上了陳寅恪先生一次當：我本不懷疑《明史》范景文傳所記崇禎七年冬范景文起用，未幾就拜兵部尚書，但陳先生依據別的材料，在《柳如是別傳》中宣稱《明史》此項時間記載有誤，自行做了修改。我盲目相信了陳先生的修改，在我已經定稿的《柳敬亭(傳)》中加注修改(收入《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四卷)。后來我讀范景文的集子，才知道是陳先生改錯了。我跟著錯。搞科研就不該偷懶、迷信!”說到這里，許師馬上一面喊著我的名字，一面用肯定的語氣說：“你是有根據的!”這六個字傳進我的耳朵，不禁大吃一驚，先生竟然給我找到開脫的理由。我真的弄不懂，他怎么會突然想出這樣一句話來?這類說法我自然不能認同，但我敢說他無論說什么做什么,都是真誠的，沒有多余的考慮，沒有假話。

這是對許大齡先生為人的三點印象。

二是許師的“門戶”。

“門戶”一詞是先生自己的用語。1988年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討論會閉幕不久，一天，我去他家探望、閑聊。我問道：“紀念陳寅恪先生的會，您為什么沒有去參加?”許師毫不猶豫，斬釘截鐵答道：“門戶不同。”我接著問：“您屬于什么門戶?”他答復說：“陳援老嘛。我在輔仁跟援老學，畢業后援老想留我當助教。我聽說燕大鄧文如(之誠)先生治史，重視發揮制度的作用。覺得不錯，就考上文如先生的研究生。畢業后，又得知翦先生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站得高，看得遠，研究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我又心向往之，于是私淑翦先生。所以有陳援老他們的紀念會，就會請我，我就得去。”我聽了，明白許師雖用門戶二字，實際上沒有門戶。他實行一種不斷追求進步、追求更新、追求突破，不斷擴大知識面、攀登新的學術高峰的路線，學習、繼承、發揚三位史學大師的學術。

考研究生，投師問業，是很棘手的事情。并非學習上東抓西撈，投師上朝秦暮楚，就是正確的學習路線。如果那樣認為，就大錯特錯了。最為關鍵的問題有兩個：投誰和學習什么?一個自己稀里糊涂的人，你叫他去談任何問題，他能說清楚嗎?肯定是說不清楚的。素質差的老師，是帶不出優質學生來的。必須投到學問好、品行好的人的門下，才有可能成為人才。青年學子解決好了這些問題，就為在好導師指導下學習好的專業準備了條件。如果擁有此種選擇的眼光，到時候用出來，就很有可能找到好的導師和專業，走上富有成果的學習道路。而這需要很高的鑒賞力、識別力，干脆說也就是要具備較豐富的知識和較高的學術水平。許師讀大學時可能就培養了這些能力，又沒有門戶之見，不墨守，思進取，就能順利發展。

這就是許大齡師的學術淵源。

陳援老治史有成體系的方法，尤擅長考證，為求論據充分、準確，特別重視學術創新，堅持尋覓新史源，開辟新史學領域。許先生的史學在總體上受陳援老的重大影響。他的論文從不講空話，資料豐富，史論結合，嚴謹可靠。他的《清代捐納制度》是學習鄧文如先生的第一部作品，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以后他又研究和撰寫《明朝的官制》,繼承、發揚鄧先生重視制度的學術傳統。他研究社會經濟史和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農民戰爭史，是學習翦先生的結果。因此，三位史學大師的學術傳統，在許先生的史學中都有完美的體現。

三是許先生的學術成就。

在分析這個問題前，我想先說明，我認為許先生的學識連四分之一都沒有發揮出來。我們知道，他研究生畢業時不滿二十五歲，已經寫出《清代捐納制度》,用這樣的科學創造力與他此后將近五十年的著作表現相比，就可證明我的看法符合實際。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1949年后約三十年中，勞動和運動過多，不能不占去科學研究時間；而許大齡師的這個年齡段，是因此受到不利影響最大的年齡段。年紀比他大一輩的人，在學術上已有較多表現；比他小一輩的人，有較多的補救時間。令人覺得最明顯的是，這個年齡段的人，剛在學術上嶄露頭角，就不得不把時間和精力耗費在體力勞動和政治運動上。這對他的影響十分嚴重。其次是，他的體質過弱，健康太差。打倒“四人幫”后，他年方壯盛，本可抓緊時間做些補救，但一家三口全是病人，師母需要有人尋醫煮藥、照顧生活，他自己遭受生活和思想兩重負擔，和過早纏身的老年病的折磨，進一步損害了健康。他因此喪失了轉瞬即逝的做補救的時間，還失去了必需的精力。1991年前后，他快七十歲時，有一次我問他在研究什么,他嘆口氣說：“唉，我還能做什么研究?我駕馭不了一個題目了啦!我只能寫寫推薦書、鑒定意見了。”我聽了默然無語，深深悲哀。他的健康狀況讓學術生涯雪上加霜，提前結束了。

盡管如此，他仍然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就。

《清代捐納制度》是他的成名作。從著成這么多年后回頭再看，此書未必盡善盡美。限于條件，他未能利用檔案史料，是明顯的不足。對一些特殊時期(例如大規模用兵時期)捐納制度的變通，也缺乏專門探索。但此書全面研究了清代捐納制度的沿革、組織和影響，至今沒有人再挑戰這一課題，沒有第二本同課題著作問世，海峽兩岸都重印此書供學習、參考，充分說明《清代捐納制度》的科學生命力。

他在翦伯贊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綱要》中承擔寫作明清史部分。這是迄今我見到的最簡明、切要的元明清史。這部分元明清史，完全證明了他對這三朝歷史的深刻掌握，表現了他著作這些斷代史的學力。他在《北京史》一書中所撰著的《明代北京的經濟生活》等節，深入探討了明朝政治對北京經濟的影響，論述了北京經濟生活的全貌，具有開創性。他在通史和專著中完成的一些章節，應是他的一部分代表作。

總之，許大齡師雖因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在史學事業中未盡所長，充分發揮，但數十年辛勤勞動，畢竟為社會留下了價值不菲的史學遺產，并奠定了他本人在新中國史學界的地位，成為公認的著名元明清史家。他的為人與為學，是一筆重大的精神財富，將在長時間里供后人學習、研究、繼承、借鑒，不會被人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