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醒來的人：“第一個現代中國人”的孤獨探索

編者按：提起容閎，很多人的印象是“第一個畢業于耶魯的中國人” “中國留學之父”，但其實這是對容閎和中國現代化的狹隘理解。事實上，容閎才是中國近代史上真正的“第一個現代中國人”。他帶著一整套全新的知識與制度留洋歸國，準備用雙手改變中國。其自傳《西學東漸記》則講述了他回國后欲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先見與挫折，而理解這種“思想領先，行動受阻”的張力，正是理解中國現代化路徑最真實的注腳。

《西學東漸記》的作者容閎是中國第一個畢業于美國第一流大學的留學生。雖然他久居國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思想感情也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但他對祖國的熱愛始終不渝。

書里有一段話充分表現了他在國外讀大學的時候懷念祖國的心情：

“整個大學階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教育已經明顯地擴展了我的心靈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責任......我為了求學，遠涉重洋，由于勤奮克己終于達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我可以自稱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那么，就應該自問：‘把所學用在什么地方呢？’......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此目的成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盡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這個目標。”

懷著這種報效祖國的心情，他在大學畢業以后，立即回國。

一、留洋歸國，懷才不遇

當容閎滿腔熱情地準備為國貢獻自己的知識的時候，清朝政府正在瘋狂地鎮壓人民。他剛剛踏上國土，就遇到葉名琛在廣州屠殺群眾，“斬首七萬五千人......其中大多是無辜的......血流遍地，街道兩旁，無首的尸身堆積如山......暴露于烈日之下，無人過問。盛夏的溫度，由晨至夜始終保持在華氏九十度......成堆的尸體被丟在那里至少有兩天之久.....”

他目睹這一血腥事實，憤慨之極，也引起他的深思：“太平天國叛軍確實有充足理由推翻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們，并且確實想去參加到太平軍的行列。”這就是他曾一度把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國的原因。

容閎回國以后為謀生而經歷了不少波折。他在廣州擔任過美國公使的秘書，在香港做過審判廳的譯員。1856年到上海后，先在海關任職四個月，繼而在一家英商公司當秘書。幾度變換工作，始終郁郁不得志。

對于這一段坎坷經歷，作者在自傳第七、八、九三章中敘述甚詳。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容閎的品格和為人，為了祖國和個人的尊嚴，他在洋人面前充分表現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精神。

二、借曾國藩之力，

留美幼童計劃完成

1860年，他到太平軍中考察，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觀察一下太平軍是什么性質，看看他們能否建立一個新政府，取代滿洲王朝”。他在那里住了一個月左右，經過仔細的觀察和分析，他認為太平天國不是他施展雄才的理想之地，于是失望離去。

1863年是他生命的轉折點。當時曾國藩對各方面的人才竭力延攬，幕府中的人物極一時之盛。其中包括了許多學者名流，著名數學家李善蘭、華蘅芳也都是曾的幕賓。

容閎就是經李善蘭的推薦才認識曾國藩的，初次見面，曾國藩就對容閎頗為賞識，兩次晤談以后，容閎就被委派去美國購買機器，繼而在1865年在上海高昌廟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機器廠——江南制造局的前身。

七年以后，容閎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教育計劃也借助于曾國藩的力量得以實現。容閎在回憶錄中對曾國藩推崇備至，認為“曾國藩的偉大是不能衡之以爵位的：這主要不在于他克服了叛軍，更不是因為他收復了南京，而是在于他的偉大品德——純真而不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深思遠慮的政治頭腦和為官清正”。

類似的贊美，在書中時有出現，由此可以看出，他個人對曾國藩是懷有深厚的感情的。他作了十八年努力的教育計劃，一旦借曾國藩之力，夙愿得償，因而他對曾國藩如此頌揚，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關于曾國藩其人的全面歷史評價是另一問題，僅就派遣留學生一事而言，當時曾國藩是起了主要作用的。1872年決定派遣留學生這一行動，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中國設在哈特福德城的“幼童出洋肄業局駐美辦事處”是中國第一個駐外常設機構，為學習先進科學技術邁出了一步。

雖然容閎夙愿得償，但進展并非一帆風順。政府中的保守派對當時的洋務運動懷有極大抵制情緒，認為派遣留學生是離經叛道。曾國藩盡管對容閎很賞識，但是鑒于朝中保守勢力的反對與掣肘，他對容閎還是持有保留態度的。

如在他奏請批準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時，就提出“請旨飭派陳蘭彬為正委員，容閎為副委員，常川駐扎美國，經理一切事宜”。后來陳蘭彬調離肄業局，由區諤良接替他的職位，區以后又有容增祥、吳子登相繼擔任正委員。三次人事調動，容閎始終屈居副職。

大概由于容閎久居國外，1875年又娶了一個美國女子為妻，清朝政府唯恐他的“洋化思想”影響學生。那幾位正委員，除容增祥外都是翰林出身，職務雖然是負責留學生的事，實際上卻都是反對派遣留學生的，因而他們和學生之間的關系格格不入，矛盾很大，學生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看不順眼。

而容閎和學生之間的感情卻很融洽。在這種情況下，容閎與這些正委員共事，經常發生摩擦，處處受到掣肘。正如李鴻章所說：“荔秋（陳蘭彬號）與純甫抵牾已久。”

保守派不斷造謠誹謗留學生“腹少儒書，德行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曾國藩死后，留學生事務由李鴻章主管，而他徘徊于“新”“舊”之間，并未全力支持肄業局。這一切終于導致了1881年撤回所有留學生，教育計劃半途而廢。這給容閎精神上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

且更為遺憾的是這些留學生中只有兩人大學畢業，一個是著名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另一個是歐陽賡。肄業局先后派出一百二十名留學生，這些人回國后成為當時中國現代化啟蒙運動的生力軍，他們分別在外交界、海關、軍界擔任了重要的職務。

▲第一批留美幼童歐陽庚（左下）和詹天佑（右上）畢業照

其中知名之士如領導中國筑路工人克服艱險、自建京張鐵路的詹天佑；1912年出任第一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曾任海軍元帥并參加“中日海戰”的吳應科和蔡廷干；任海軍艦長，在中法海戰中陣亡的鄺詠鐘；任北洋大學校長的蔡紹基......

這些事實說明肄業局的事業是有成績的，有其歷史貢獻的，然而正如推切爾所說：“如果沒有容閎，他們這番光輝事業也不會完成。

三、容閎晚年政治活動

作者在這本回憶錄中只寫到戊戌政變后他逃離中國大陸，經臺灣赴香港止。鑒于當時的政治情況，他在香港所進行的政治活動以及他和辛亥革命的關系，在本書中只字未提。光憑這本自傳來看容閎，可能會使人誤認為他僅僅是一個熱心于教育事業的人。

事實上，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生活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只有在健全的政治制度下，才能發展教育，這可能是促使他積極參加政治活動的原因。下面僅就個人所掌握的很不完整的資料，對容閎晚年的政治活動做些補充介紹。

據《容氏譜牒》容閎族侄孫容聯芳所撰《容閎傳》：

“公素同情于維新黨者，故避嫌而離去北京，至上海......以上海亦非樂土，乃遷香港......居港時曾返鄉盤桓數日，時年已七十余矣。聯芳趨謁之，見其精神矍鑠，尚有伏波據鞍顧盼之概。迨武昌起義，國內同志電請公回國主持大計。接電后預備行裝，筮目首途，而病忽作，以致不起.....”

這段話概括了容閎生命最后十幾年的政治活動。

就政治傾向的轉變而言，容閎由最初的寄希望于太平天國轉向洋務，由洋務而維新，最終認清形勢，傾向革命。

容閎在本書最末一章所提到的他曾在上海組織議會一事，其事實為維新派的中堅人物唐才常見當時中國局勢出現了紛紜復雜的局面，遂將“自立會”改稱“國會”，以便公開活動，號召全國。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邀請容閎、嚴復、章炳麟、文廷式等八十人集會，會議選舉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同年8月末，唐才常組織的自立軍起義失敗后，唐亦被害，容閎遂于當年9月1日離滬，適與孫中山同船。

先是，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挾光緒出亡，孫中山于8月25日由日本潛赴上海。他企圖利用這一特定時機，以容閎為首領，聯絡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以及康有為等，以江蘇及兩廣等省為根據地，宣布獨立，建立共和政體，漸次向中國北方發展，推翻清朝統治。

孫中山到上海時，正值唐才常被捕之后，張之洞、劉坤一等命令各地嚴緝新黨，孫中山無法在上海活動，亦于9月1日離滬。孫中山這一不切實際的設想，雖未成功，但于此可見容閎在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中，已成為可以聯絡的一個對象。

維新運動失敗以后，容閎逐漸傾向于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的革命運動。他遷居香港之后，立即主張聯合維新派與興中會和民間的秘密團體如三合會等，進行一種革新運動，因此與興中會的關系日漸密切。

▲流亡美國的康有為

在香港的興中會會員謝纘泰是澳大利亞華僑，早年就從他父親那里接受了強烈的反清思想。1899年，他結識了逃亡香港的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洪全福曾隨洪秀全轉戰各地，有豐富的軍事經驗。

1901年9月，謝纘泰、洪全福、李紀堂集議。洪全福主張籌款五十萬元，召集廣東、香港的洪門兄弟起義。李紀堂慨然捐出剛接受的百萬遺產，承擔全部經費。他們決定俟起義成功，即于廣東先成立大明順天國，選舉容閎為臨時政府大總統。

容閎對于謝纘泰等人的計劃雖然贊成，但是認為必須先得到國際上尤其是美國的聲援。于是容閎為此前往美國進行活動。這一起義計劃終因機密泄露，宣告失敗，但容閎在美國結識了荷馬李（Homer Lea）及布什（Charles B. Boothe）等人。

荷馬李和布什原來都是贊助中國維新運動的人物，在光緒帝死后，康有為等人的擁護與號召對象已不復存在。容閎于1909年1月1再寫信給布什及荷馬李，說依照當時形勢，孫中山已是中國所有人士中最可信賴的，他在廣東的力量也是最大的，應協助他實現其計劃和理想。

當年11月，孫中山抵達紐約。不論荷馬李出于何種目的，他一直與孫中山的關系是密切的。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即命荷馬李為高等軍事顧問。

隨之又致電給居住在美國的容閎，請他回國，電文說：

“當此破壞后，民國建設，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學識，達練過人，用敢備極歡迎，懇請先生歸國，而在此中華民國創立一完全之政府，以鞏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請，則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賜矣。”

從電文的措辭，可以清楚地看到孫中山對容閎的器重。這時候的容閎年已八十四歲，但愛國的心情卻始終如一，正在準備行裝首途歸國時，卻舊病復發，竟致不起。他臨終囑咐兩個兒子務必回到祖國，貢獻自己的學識。容氏弟兄謹遵父命，為祖國工作了一生。

縱觀以上事實，無論容閎贊成維新或最終傾向革命，都是為了祖國的富強，對祖國的忠誠終生不渝，說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是當之無愧的。當然，由于他久居海外，自己受的是美國教育，過于崇拜西方的思想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一點我們固然不可苛求于他，但它給容閎追求的事業所產生的影響卻是事實。

如果把中國近代史看作中國通往現代化道路的記錄，《西學東漸記》則提供了一個罕見的視角：一個真正活在未來的中國人，如何一次次看對方向、卻無力改變結局。對今天仍在思考方向與路徑的人，這本書的刺痛感仍然很真實。

本書的獨特之處還在于，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真正的“第一個現代中國人”——容閎的知識結構、眼界、價值觀和行動能力，都遠遠超出同時代人。他的視角始終是一個當局者和試錯者的視角。這種一手視角，比任何二手解讀都更接近真相。

本書原書是英文，1915年首次出版。本次出版的，是最完整、最好讀、最有現實針對性的版本：已故學者王蓁女士在1991年全新翻譯，語言流暢，忠于史實，修正了容閎的記憶錯誤；新增大量珍貴照片、留學幼童小傳、容閎年表、研究容閎歷史文獻等資料，讓歷史真正“看得見”。

最難得的是，先知書店有幸邀請到王蓁女士的兒子、著名學者趙珩先生解讀本書，并獲得其獨家印章，數量有限，感興趣的讀者，掃描下方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