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我是怎樣參加辛亥革命的

作者：蔡蕙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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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載于2020年版《潯陽往事》，經九江市潯陽區政協文史委員會授權刊發，編者對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訂。

以孫中山為首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推翻了統治中國260多年的腐朽的清王朝，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我當時正年輕，盡管是個女性，但出于對祖國的熱愛，對民族尊嚴的維護，毅然投入了這場革命洪流。現把這段經歷整理成文，供后人借鑒。

蔡蕙像 圖源：江西檔案

為革命，東渡日本求學

我開始懂事后，就知道若要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就必須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當時，全國各省都有反清運動。江西也有些青年學生投筆從戎，參加到革命隊伍中去。而這種革命熱潮，每每以義務女子學校為集合點；稍后，又有“易知社”的成立。“易知社”外表以詩文結社為幌子，實則完全是一個革命團體，主要通過文字和講演宣傳女子放腳、男子剪發；女子學看護，男子投軍。

我是“易知社”的社員，在眾多的女社員中，當時只有我一個人擔任義務女子學校的軍事式體操和衛生課的教學。我之所以能勝任這項工作，主要是因我從小就對武術很感興趣，加之我二哥蔡銳霆曾在武昌武備學校攻練體操和刀槍，后來他們又利用業余時間傳教給我。我在義務女子學校當體育教師，目的就是要以武力參加革命。在擔任義務教師期間，我總是鼓勵女生注重鍛煉身體，隨時響應革命號召，還提倡男女平等。

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理論和科學知識，就要擴大眼界。當時出洋求學的人不少，于是我決定和兩個哥哥一同東渡日本求學。為了解決旅費，我將自己的金銀首飾全部賣掉，于1907年秋到了日本。在日本求學期間，經湖南的劉揆一和萍鄉的湯增壁介紹，我加入了同盟會。自此以后，我課余經常與同志們一起開會，有時躲到青山僻靜處學造炸藥。當時就是一個目標，革命多學本領。

聽召喚，毅然輟學報國

辛亥（1911年）8月18日，武漢同盟會同志急電日本，邀同盟會諸同志回國協助革命。次日，在日本的同盟會會員立即召開會議商討。當時，我們這些人中決定回國參加革命的有19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8月23日，我們向學校請假。另有兩個中國同學問我為什么請假？由于她們平素與我關系較好，也同情革命，我便對她們說了實話，于是她們也要求回國參加革命。這兩個人，一個是廣東汕頭人，名叫林演存；另一個是廣州人，叫蘇淑貞，是學醫的。后來還有一個叫劉亞蘭的湖南人，也登記回國參加革命。

這時我身邊有一個十個月大的孩子無法安置，愛人鄧文翚已回國在北京考科舉。說實在的，我當時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既舍不得丟下兒子，又急于投身久盼的革命運動。經再三考慮，于是毅然決定：不等鄧文翚回日本商議，也不等他從北京來信，先回國再說，走到哪做到哪。我向同志們表明了這一態度，并同大家一起，安全地回到了中國。

赴征程，單人獨馬到九江

船到上海，黃興、宋教仁等都到船上來歡迎我們。由于我手中抱著小孩，顯得與眾不同，他們便問我是不是先將小孩送回家，再出來革命。我說，孩子事小，革命事大，將小孩交托到什么地方撫養就可以，等武漢革命勝利以后再接回來。最后決定把小孩帶到九江再說。

同時，湖南的劉揆一同志拿了一百張章太炎寫的革命宣言，要我設法以小孩為掩護，乘機在九江散發出去。這樣，我告別了上海諸同志，單人獨馬帶著十個月大的小孩前往九江。

1911年10月22日（舊歷九月初一），我安全到達九江，找到了江邊的“高升”客棧住下，并托樟樹客人劉先生將小孩帶回樟樹。在那里，我請客棧老板找了一個奶媽，又寫好了兩封信：一封給鄧文翚的至交彭素民，托他將小孩和奶媽專人送往峽江交鄧文翚父母撫養；一封給鄧文翚父母，說明我有急事去湖北，不能帶小孩。還當面交給劉先生60元錢，作為撫養小孩的費用。

事情辦妥后，待孩子睡熟了，我就悄悄地到外面散發革命宣言。有的放在碼頭的躉船上，有的放在人家窗戶外，也有的散發在肉鋪外面的案板上，還有的撒在十字路口。總之，讓人民一早起來就可以看到。

舊歷九月初二，武昌起義后的第十三天，九江軍民響應武昌革命，舉行了軍民起義，占領了九江府，舉馬毓寶為九江都督，九江光復。

當晚十一時許，我忽然聽到外面人聲鼎沸，夾雜著急促的腳步聲、槍聲，夜空不時沖起陣陣火光。我在樓上從窗口往下看，見有一隊隊袖纏白布、手擎白旗、腰掛刺刀、有的還背著軍號的人，穿梭般來往，便知是光復軍的隊伍。隨即速將宣言卷好，往人眾中擲去。

約莫一刻鐘樣子，忽然旅館大門敲門聲大作。門剛打開，一伙人蜂擁而入，其中有的背著短槍，有的拿著馬刀，威風凜凜。有一位腰挎手槍和刺刀的人，手中拿著剛拾到的革命宣言，對店主說：“你們店里歇了些什么人？這卷東西是從你們樓上窗口拋下來的，我們要上樓去搜查。”

見此情景，我判斷來者一定是革命黨人，便從容地從人群里走出，說明我到九江的來意。他們聽完了我的話后，很客氣地從口袋里掏出名片送給我，我也和他們交換了名片。在他們給我的名片中，有徐世發（當時駐九江新軍炮臺守將，后為駐炮臺統領，系李烈鈞同事）、戈克安（后為金雞坡炮臺司令）等人。臨走時還囑咐店主好好招待我。

舊歷九月初三八點鐘，徐世發、戈克安兩人帶來一頂大轎把我接到都督府。馬毓寶很熱情地接待我，我便請馬都督拍電報至上海寶寧路三十四號譚人鳳家，轉黃興等人，告知他們沿江無阻，要他們接到電報即動身沿江而上，還告訴他們我住在九江“高升”旅館。

上前線，硝煙彌漫鏖戰急

舊歷九月初七那天，怡和公司的“隆和”輪到了九江。黃興與宋教仁等站在船頭上，手執白旗在搖動，不時高呼“中華民國萬歲”！馬伯璦和劉揆一即奔上岸來，直到“高升”旅館接我上船，一同前往漢口，并電話告訴馬毓寶說我要去武昌協助革命。

舊歷九月初八（1911年10月29日）上午，船已到了漢口港，便見西北方濃煙滾滾，炮聲隆隆。那時，大家心情非常緊張。黃興首先乘小船上岸，劉揆一、馬伯璦忙著安排十八人的臨時駐地。大家各自把行李搬進被沒收了的張彪住宅，未及午膳，即分赴前線，參加指揮作戰、擔架救護、醫療看護、運輸等。

九月初十傍晚，戰事稍平息，黎元洪由武昌過江來慰勞我們歸國同志，還帶來了幾擔茶和熟面。

當天傍晚，黎元洪將我們幾個女同志接過江去，安排在一旅館住下，并請我們吃晚飯，還逐個詢問姓名、籍貫、留日幾年、學什么學科以及這次回國的志愿等。當他問到我時，我除將上述情況作答，還談到了在九江的一段經歷。黎元洪聽完非常高興，當即派人請他的二夫人來見我們。因二夫人是玉山人，與我同鄉，便叫二夫人拜我為師。

次日（舊歷九月十一日），我們又過江去工作，并運去一批作戰物資和醫藥用品。由于當時負責軍需的張振武同志負傷，第一師師長劉公一打電話來請示黎元洪，要我代管軍需。舊歷九月十二日，黎元洪交給我任務之后，又派人送來三錠銀子，每錠五十兩。

為此，我在當天下午五點多鐘，又乘“太吉”公司的“長安號”輪船順江而下，于九月十三日下午到達九江。

船一靠岸，我立即直奔都督府，向馬毓寶都督轉告了黎元洪的意思，請他速調兵增援。此外，還報告了一個情況，說敵兵多半是從長江往上駛的，九江幾個炮臺應加強防御。馬毓寶都督聽了我的話，即刻召集金雞坡、馬當和湖口等要塞司令開會研究，當即下了戒嚴令，嚴查來往航船。

舊歷九月十五日，果然有敵江輪六艘逆江而上，船經馬當要塞，守軍發出信號，它反而開足馬力。守軍奉命開炮轟擊，有四艘被迫停泊，兩艘逃駛。經檢查，查出船上裝的全是由南京開往漢口的作戰軍隊、火藥、槍彈等。為此，馬都督命令全部扣留，聽候處理。

斗洋奴，振中華兒女威風

在這以前，為了加強九江方面的工作，武昌同盟會派丁立中同志由武漢回九江都督府工作。為了在九江創辦一個紅十字會醫院，在我完成請援兵的任務之后，馬毓寶一定要我留潯創辦紅十字會，并且擔任會長，撥了3000兩紋銀作開辦費，地址設在九江都天巷。由于同樣都是革命工作，九江又是革命要地，我服從分配，開始籌辦紅十字會。

九江紅十字會會員合影

紅十字會醫院成立不久，在紅十字會內部有一個名叫白堅的助理員，公然慫恿石美玉同幾個美國傳教士到紅十字會來交涉，要求將紅十字醫院歸并到婦幼醫院，并說要當局撤銷我的會長職務，另選白堅為紅十字會會長。

面對這場不容回避的斗爭，我一方面向當時都督府控制下的九江縣政府訴“美以美”會倚仗美國勢力壓迫我們，干預我們的革命事業，另一方面以強硬手段對付她們的無理訛詐。

舊歷九月十九日，白堅竟然秘密地在基督教的禮拜堂召開紅十字會全體會員大會，向我進攻。為了不讓她們的陰謀得逞，也為了表明一個革命的中國人的氣概，我隨身帶了一支“白朗寧”手槍，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去參加她們的秘密會。

當我對白堅講道理已毫無作用時，便從口袋里掏出手槍，往桌上一拍，厲聲地說：“我今天要打死你這個賣國賊！”這一拍，在場的人都跑空了，連那個囂張一時的白堅也混在人群中溜跑了。

大約過了幾天，那些外國人散布謠言進行威脅，說什么他們在中國傳教，有權封閉紅十字會。為此，我向衛成司令部借來了一個排的武裝守衛紅十字會，并鄭重宣告：如果有外國人來騷擾，來一個替我綁一個，來兩個綁一雙。這樣一來，白堅及其所依仗的“美以美”會再也不敢來破壞了。

中國紅十字總會九江分會救員隊同學會紀念章

爭女權，急中求見大總統

1912年元月1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爾后成立臨時參議院，召開國會，推行新政，訂立新的約法。

那時，正值我們在南京。革命勝利了，我們很高興，訂立新的約法，更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目的。在召開國會的時候，我們幾個女同志向國會要求女子有參政權，并提出要更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條，即“中華民國人民，不論階級、宗教、種族一律平等”。

我們當時的提議是，如果要表示階級、宗教、種族，就必須添“男女”二字，或者只用“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當我們把這個問題一提出，會場上便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甚至出現了拋擲茶碗的現象，我們也因爭男女平等及選舉、被選舉權和參政權而“犯”鬧國會罪。

當時我們在旁聽席上，被憲兵圍困著，說要將我們拘捕。正在急不可待的時候，我一個人找個空子從后樓繞了出去，匆匆奔到孫中山先生處告急，說憲兵拘捕我們。

孫中山先生聽后，馬上下手諭，并叫宋藹齡和她的女兒陪我一同坐他的汽車到國會。汽車一進國會大門，一些站崗的憲兵都散開了。林森與江平等人以為是中山先生來了，忙出來迎接。

我首先走下車來，向他們說明來意，并要求議會更改草案。因為他們兩人是起草委員，所以經過這一斗爭，最后還是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第二條改為“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把種族、階級等名詞刪去了。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圖源：維基百科

反封建，砸爛枷鎖爭自由

南北議和后，孫中山先生辭去了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篡奪了革命果實，整個形勢發生了變化。

我也于民國元年（1912年）6月回到南昌。當時，第一女子師范的校長正缺員，省教育司委任我為女師校長。在這期間，我聽說南昌“靖節堂”的一幫節婦，受盡了舊社會種種封建禮教的束縛，境遇如犯人一般悲慘。

經過了解以后，作為一個有知識的中國女子，我對這種壓迫婦女、慘無人道的愚風禮節展開了無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請民政司主持正義，將“靖節堂”的全部財產、房屋收歸公有，為節婦們辦些有益的事。

經過商量，覺得辦個小型手工業廠子為好。于是我未接受女師校長職務，而全力以赴地籌辦職業講習所。開初，以36名節婦為基本學員，先行訓練技術。后來又辦了一所小學，解決節婦子女受教育問題。

這件事惱怒了當時“靖節堂”的一幫董事，也即是舊社會的紳士們。他們大為不滿，群起反對，并辱罵我沒有婦道，敗壞節義。

我當時除了在報紙上寫文章與他們斗爭外，還接連以“節義”為題，在社會上講演，堅決批判腐朽的封建禮教，號召女子站起來，和各種封建法規進行斗爭。

由于涉及到女子切身利益，參加聽講的女同胞越來越多，無形中把那些董事的反動氣焰壓了下去。這時，政府也給我們婦女以支持，除將“靖節堂”的財產全部收歸公有，改辦貧女工廠（后改女子職業傳習所，地點就在中山路萬子祠一家典當鋪內）外，還做了一些方便婦女的事。

由于這個女子職業傳習所既學技術又事生產，在江西還是獨一無二，南昌和省內其他地方的女子紛紛要求前來學習，學員由36人增至600多人。

民國二年（1913年），因袁世凱專橫，我和愛人及兩個哥哥重赴日本，以圖東山再起。1915年，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同盟會同志如宋教仁等人，都聞訊回上海。我和愛人以及兩個哥哥也一道回到上海。

作者之兄蔡突靈 圖源：《民國之精華》

而當時袁世凱企圖消滅革命力量，懸重賞捉拿革命主要人員。在此情況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損失。我二哥蔡銳霆也是被袁賊懸重賞捉拿，解到九江被處決的。從此，革命力量衰微，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代之而起的是軍閥混戰的局面。

【編后記】

作者蔡蕙（1886~1964年），女，字仲蘭，生于江西宜豐縣，1904年遷居南昌。曾任義務女子學校軍事體操和衛生課教員，是江西最早的女子體育教育家。1911年在南昌創建江西女子同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