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還沒打贏，特朗普卻后院起火？

民智評論

作者：李政儒，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5000字，預計閱讀時間15分鐘）

沖突進入第 18 天，美以對伊軍事行動似乎未能達到預期效果，政權更迭目標遲遲未能實現，反而陷入僵局。

美國本想用一場“有限戰爭”快速收割政治紅利，沒想到卻一腳踏進了中東的泥潭——對特朗普而言，戰爭一旦長期化、地面化，將是難以承受的政治與戰略代價。

很顯然，他的“速勝”構想已然落空，并由此引爆了內外三重危機：對外沖擊盟友體系，對內削弱執政效果，同時威脅中期選舉前景。

歐洲盟友：各有各的算盤

戰爭開始后，美國的歐洲盟友對戰爭的態度出現了明顯分化。

英國：支持“有限防御”，但拒絕直接參戰

英國將此次行動定性為“自衛”而非“戰爭”。

英國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認可了美國對伊朗的打擊，理由是伊朗此前空襲了英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巴林的一處軍事基地。

但他同時強調，英國只是向美國提供軍事基地用于盟友防御，而非主動參與進攻，以確保英國在行動中的立場是“自衛”。

▲ 2026 年 3 月 5 日，英國首相斯塔默在倫敦市中心的唐寧街（Downing Street）發表聲明，就美以與伊朗的戰爭一事發表講話。（圖源/法新社）

英國皇家國際研究事務所（Chatham House）國際法項目，全球治理與安全中心負責人馬克·韋勒教授（Professor Marc Weller）指出，英國為美國使用其基地所作的辯護，模糊了合法自衛與對伊戰爭之間的界限。（編者注：Chatham House，即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是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智庫之一）

英國聲稱，其基地僅用于防御，且僅針對曾襲擊地區盟友的伊朗導彈設施，但這一區分在實際操作中幾乎是不可能的——炸彈不會長眼睛，伊朗更不會接受這種辯解。

英國努力將參與包裝為“基于規則的有限自衛支持”，這種措辭背后，是英國既想維持英美同盟關系，又極度擔心被拖入一場“非法戰爭”或遭到伊朗報復的兩難處境。

德國：政治表態強硬，軍事參與免談

德國政府對美以對伊軍事行動的態度存在明顯的內部分歧。

▲ 2025 年 6 月 25 日，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北大西洋理事會全體會議開始前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進行了交談（圖源/路透社）

一方面，德國在政治立場上對伊朗政權保持強硬。3月1日，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表示：“伊朗毛拉政權是一個恐怖政權，應對伊朗人民長達數十年的壓迫以及哈馬斯（Hamas）和真主黨（Hezbollah）的恐怖活動負責，其核武器和導彈計劃對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因此，德國與美國在遏制伊朗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

但在軍事層面，德國明顯希望保持距離。默茨雖然對美以后續軍事行動表達了擔憂，認為局勢可能進一步升級，但也表示當前并非“教訓盟友”的時刻。

3 月 4 日訪美期間，默茨進一步明確：德國不會參與對伊戰爭。與此同時，他還提及當前歐盟與美國之間的關稅爭議，指出美國的貿易政策已觸及歐洲的底線。

同樣，德國政府內部也多次表態不愿卷入沖突。外交部長瓦德普爾（Johann Wadephul）和副總理克林貝伊爾（Lars Klingbeil）均表示，德國無意參與這場沖突，強調“這不是我們的戰爭”，并對美以空襲行動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警告當前國際秩序中“強者為王”的趨勢令人擔憂，呼吁回歸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

德國國內輿論也對政府立場提出批評。《明鏡周刊》（Der Spiegel）評論認為，默茨此前主張建設更獨立、維護國際法的歐洲，但面對美以對伊軍事行動時卻表現猶豫，其試圖在華盛頓塑造歐洲領導者形象的努力也未獲成功。

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 DW）民調顯示，約 60% 的德國人認為，美以的進攻不具備正當性，并擔憂戰爭引發能源價格飆升和新的難民潮。

這種“政治支持、軍事免談”的立場，說明德國既想維持跨大西洋關系，又不愿為美國的中東行動買單。

西班牙：公開反對，直接叫板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Pedro Sánchez）在 3 月 6 日表示：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是違反國際法的“極其嚴重的錯誤”。

他還說：“盟國之間互幫互助是好事，但當對方犯錯時，也應該像這樣指出來”。

▲ 西班牙領導人拒絕參與對伊朗的戰爭（圖源/紐約時報）

此前，西班牙政府便發表聲明，表示西班牙在此類問題上立場堅定，反對通過沖突和炸彈解決問題，并擔心此次沖突會像 23 年前的伊拉克戰爭一樣給歐洲帶來恐怖主義、移民危機和生活成本危機，同時對經濟不確定性以及油氣價格上漲表達了擔憂。

（編者注：西班牙提到的“ 23 年前的戰爭”指的是 2003 年伊拉克戰爭。當時西班牙阿斯納爾政府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引發國內大規模反戰示威，并在 2004 年馬德里連環爆炸案后成為關鍵政治議題）

盟友體系的裂痕

面對美國發起的這場戰事，歐洲各國的態度涇渭分明。英、德、西三國雖然程度不同，但都表達了保留甚至反對的立場。

在俄烏沖突帶來的巨大消耗尚未完全恢復之際，歐洲國家普遍擔心再次被美國拖入新的中東沖突。

美國與歐洲的合作關系正在逐漸滑向以美國為主導的不平等格局。當一個國家需要違背本國民意、甚至違反國際條約來滿足盟友需求時，這種合作關系很可能已經不再平等。而歐洲諸國對此在一定程度上無可奈何。

英國在此次沖突中采取了相對模糊的“騎墻”策略，試圖在維持對美同盟的同時避免與伊朗直接對立，但這種模糊立場并未真正降低英國被卷入沖突的風險。

德國在政治表態上更接近美國立場，但明確表示不會參與軍事行動，政府內部和社會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一場“不屬于德國的戰爭”。

西班牙則最為直接——公開表示美國的軍事行動違反國際法，并拒絕向美軍提供軍事基地支持。此舉引發了特朗普政府的強烈不滿，甚至威脅對西班牙采取貿易報復，這一事件在歐洲內部引發了關于歐美關系不平等的廣泛討論。

從這一事件也能看出，美國在對伊行動中采取的是“先斬后奏”而非“多邊協商”的方式。

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美國在安全議題上更傾向于將歐洲盟友視為戰略工具，而非平等伙伴。西班牙與美國之間的摩擦，進一步暴露了同盟關系中的不平等。

▲ 伊朗已基本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該海峽最窄處寬約 21 海里（約 39 公里）（圖源/路透社）

歐盟在經歷了多次以美國為首的戰爭后，已經承受了沉重的壓力。

對歐洲國家而言，這類戰爭帶來的代價遠不止軍事開支，還包括能源危機、難民潮、通貨膨脹以及內部政治分裂。

根據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與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的數據，歐洲在短時間內被迫大幅削減對俄羅斯廉價天然氣的依賴——從 2021 年的約 40% 降至 2025 年的約 6%，轉而購買價格更高的液化天然氣，德國等工業國家的能源成本一度上漲約 35%。

與此同時，難民與社會治理壓力也在加重。歐盟庇護局（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Asylum, EUAA）2026 年 3 月的報告指出，伊朗局勢可能引發新一輪大規模難民潮。

截至 2026 年 3 月，英國政府每年用于難民住宿的支出已高達約 40 億英鎊；德國近年來也明顯收緊了難民政策，2025 年共遣返超過兩萬人，并加大了對來自阿富汗和敘利亞等高風險國家犯罪人員的驅逐力度。

正因如此，歐洲國家在新的美伊以沖突中對自身立場顯得更加謹慎。

▲ 一艘油輪停泊在阿曼馬斯喀特的蘇丹卡布斯港，而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運輸量已大幅下降（圖源/路透社）

G7 內部圍繞是否釋放石油儲備問題產生了明顯分歧，經過艱難協商才勉強達成一致。

美國將釋放石油儲備視為戰時穩定后方的手段，目的是壓住國內油價以確保前線不受干擾。

而其他 G7 國家作為美國的盟國，則不可避免地被美國的應對措施拖入困境。歐盟對能源儲備問題態度謹慎，因為歐洲幾乎完全依賴外部化石燃料進口，在能源供應安全方面相對脆弱。

法國對緊急釋放儲備持保留態度，德國則認為戰略儲備應服務于供應安全而非價格調控。總體而言，歐洲對中東能源的直接依賴相對較低。

受中東局勢影響的亞洲國家面臨更嚴重的危機。一旦中東斷供，它們將被迫轉向大西洋市場與歐洲爭奪能源；若在油價尚低時提前釋放儲備，而戰爭又未及時結束，未來補庫成本可能更高。

美國的亞洲盟國面臨的問題更為嚴峻。韓國約 70% 的原油進口來自中東，其中95%經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印度超過 50% 的原油進口來自中東；澳大利亞從亞太地區購買的液體燃料中有 40% 來自中東原油，直接原油采購占 13%。日本的情況最為嚴重，其超過 95% 的原油供應依賴中東，70% 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

3 月 10 日，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直接切斷了全球約 20% 的石油供應。依賴這條航道獲取石油的美國盟國不得不跟隨美國一同釋放石油儲備。

這一過程表明，在由超級大國主導的安全危機中，中等力量國家往往既無力約束大國行動，又不得不圍繞大國決策被動調整自身策略。

▲ （圖源/特殊歐亞）

如果說，外部盟友的離心離德尚在意料之中，那么自家“后院”—— MAGA 陣營的起火，則讓特朗普陷入了真正的困境。

MAGA 陣營：到底是誰的“美國優先”？

軍事行動開始后，MAGA 內部迅速分裂為反戰派和支持派（鷹派）兩個陣營。

支持派（鷹派）認為美以對伊朗的打擊是徹底摧毀伊朗核威脅、保護美國盟友安全的必要之舉。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路透社（Reuters）的調查顯示，大約 55% 至 77% 的共和黨人支持此次打擊。

反對派（“美國優先”孤立主義者）認為這場戰爭背叛了特朗普“終結無盡戰爭”的承諾。他們擔心重演布什（George W. Bush）時代的伊拉克泥潭，并憤怒于美國受以色列意志驅動而開戰。

兩派的代表人物也公開表達了截然不同的立場。

MAGA 內部反戰派的代表人物卡爾森（Tucker Carlson）稱此次打擊“令人作嘔”（Disgusting），直言美國并非在自主決策，而是在聽從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的指令。

▲ 塔克·卡爾森（圖源/路透社）

梅根·凱利（Megyn Kelly）在節目中與前眾議員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公開質疑戰爭的正當性，表示“沒有人應該為了外國而死”。

她認為，那些陣亡的軍人不是為美國犧牲，而是為伊朗或以色列。她強調 MAGA 應該是“美國優先”，而非“其他國家優先”。

相比之下，猶太裔 MAGA 群體對特朗普的做法給予了強烈支持。

這一群體普遍認為伊朗核計劃是對以色列和全球猶太人的“生存威脅”，高度贊賞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的協作，認為外交途徑已經走不通，只有武力才能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和彈道導彈能力。

此外，許多猶太裔MAGA領袖在表態中引用了猶太教傳統。將伊朗政權類比為企圖滅絕猶太人的古代波斯權臣哈曼（Haman），稱特朗普是“當代救星”，正在采取果斷行動消除現代威脅。

他們極力反對“被以色列拖入戰爭”的說法，并駁斥“以色列綁架美國決策”的論調。（編者注：共和黨猶太人聯盟（RJC）是美國最大的猶太裔共和黨政治組織，長期在共和黨內部推動親以色列政策。JCRC即猶太社區關系委員會，是美國各地猶太社區與政府、公民社會之間的協調機構）

其中，共和黨猶太人聯盟（Republican Jewish Coalition, RJC）的領袖諾姆·科爾曼（Norm Coleman）和首席執行官馬特·布魯克斯（Matt Brooks）發表聲明贊賞特朗普的“果斷領導力”，并迅速采取政治行動，通過投放廣告攻擊反對戰爭的共和黨人，如眾議員托馬斯·馬西（Thomas Massie），指責其“與伊朗站在一起”。

大華盛頓猶太社區關系委員會（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 JCRC）的 CEO 羅恩·哈爾伯（Ron Halber）公開感謝特朗普擊斃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并強調此舉終結了伊朗長達 40 年的“全球恐怖主義贊助商”地位。

在更廣泛的美國民眾中，民調顯示多數人反對對伊軍事行動，59% 的受訪者反對發動戰爭。

MAGA 選民普遍認為，過去幾十年的“民主輸出”是資源的巨大浪費，他們更希望資源首先用于美國國內。

▲ 2026 年 2 月 28 日，在美國洛杉磯，人們聚集起來舉行抗議活動，反對特朗普對伊朗采取的軍事行動（圖源/CGTN）

同樣，MAGA 內部也存在世代分歧：年輕支持者更關注國內經濟和非法移民問題，普遍反對戰爭；年長選民對打擊伊朗的接受程度更高。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前這場戰爭的關鍵轉折點在于美國是否會派遣地面部隊。路透社的采訪也顯示，即便支持空襲的特朗普選民，也普遍堅決反對派遣大規模地面部隊或推動長期政權更迭。

與此同時，隨著油價飆升和全球市場動蕩，選民開始擔心戰爭引發的通脹會抵消特朗普此前承諾的經濟利好。

這場戰爭的持續正在讓 MAGA 基本盤重新燃起對美國再次卷入外國政權更迭的焦慮。反戰派與主戰派之間的爭吵導致MAGA內部出現裂痕，如果無法在短時間內結束戰爭，對中期選舉很可能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白宮內部：鷹派和懷疑派的脆弱共識

同樣，特朗普內閣核心也存在一組顯著對立：以魯比奧（Marco Rubio）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鷹派支持開戰，而以蘇茜·威爾斯（Susie Wiles）為代表的核心幕僚則擔心戰爭沖擊共和黨選情。（編者注：蘇茜·威爾斯是特朗普的長期高級顧問和競選策略師，被視為特朗普核心圈子中最具影響力的幕僚之一，對選舉策略和政治風險極為敏感）

若戰爭無法快速、體面地結束，特朗普將更可能倒向后者，鷹派的話語權也將隨之削弱。

鷹派代表魯比奧主張通過先發制人和軍事震懾重塑美國在中東的威信，認為外交手段難以奏效，因為他認為伊朗政權受神學邏輯主導，而非理性政策驅動。

▲ 魯比奧將向立法者簡報伊朗情況（圖源/POLITICO）

懷疑派代表萬斯（JD Vance）和威爾斯則持相反立場。萬斯代表“美國優先”與孤立主義路線，警惕任何可能拖累美國財政的軍事行動，更傾向于通過關稅和制裁解決問題，反對美國再次陷入阿富汗或伊拉克式的戰爭泥潭。威爾斯則更擔心油價上漲和國內通脹對特朗普支持率及政治穩定的沖擊。

▲ 美國副總統萬斯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的美國活力峰會上發表講話。(圖源 / 路透社)

但內閣的分歧隨著談判破裂和情報威脅升級而暫時彌合。起因是特朗普的私人特使傳回消息：伊朗完全沒有退讓意愿。

這使得萬斯和威爾斯意識到，單純的經濟制裁已經失效。加上伊朗可能在數月內制造出核武器的情報，讓所有幕僚達成了一個共識：“現在不打小仗，未來就要打大仗。”

于是，一個平衡各方擔憂的折中方案誕生了：快打快收，利用美軍的絕對優勢在短時間內癱瘓伊朗的戰爭機器，以最快速度結束戰爭，將對美國國內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同時確保在中期選舉關鍵窗口期之前結束戰爭或控住油價，不讓戰爭拖累國內經濟。

雖然內閣暫時達成了共識，但分裂的風險依然存在。關鍵在于特朗普能否在短時間內結束戰爭。如果戰爭被拉長，變成阿富汗、伊拉克那樣的曠日持久，內閣的態度仍然會再次分裂。

如果戰爭繼續拖延，美國不僅難以取得戰略勝利，還可能進一步削弱其聯盟體系的凝聚力，并在國內政治中加劇分裂。對特朗普而言，這場原本旨在強化政治領導力的軍事行動，反而可能成為動搖其執政基礎的關鍵變量。

戰爭從來不只是打給敵人看的，打到最后，考驗的是自己人還愿不愿意站在你身后。

而眼下，這個問題的答案，正變得越來越不確定。

撰稿：李政儒

編務：袁語浩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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