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應美方要求倉促行動,單方面終止中資企業對兩大港口的運營授權,原以為地處西半球、中方鞭長莫及,難有實質回應。
未曾料到,中方反制措施迅疾有力,僅數日內即實施船舶查扣、航運巨頭集體撤出、運河通行量斷崖式下滑。
此前態度強硬的政界人士迅速轉向緩和姿態,緊急釋放善意信號。但約定的72小時溝通窗口已然關閉,中方至今未予任何正式回應。
這場高風險的政治押注,究竟錯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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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反制多維發力
巴拿馬當局顯然低估了事態復雜性。今年2月23日,該國海事主管部門聯合執法力量突入巴爾博亞港與克里斯托瓦爾港作業區,強行中止中資背景運營方長達數十年的碼頭管理權。大型裝卸設備、物流調度車輛、核心信息系統乃至后臺數據庫權限,悉數被接管或凍結。
總統穆利諾隨即簽發行政命令,援引“國家緊急狀態”條款,宣稱此舉系為保障“不可延宕的公共福祉”。其判斷依據之一,是認定中國地理距離遙遠,缺乏即時有效的應對工具。
現實卻截然相反。
中方迅速啟動政策協調機制,指令全部中央企業暫停與巴拿馬政府就新合作項目的前期磋商。涉及金額超百億元人民幣的多個關鍵基建項目——包括運河第四通道跨河大橋、阿馬多爾島高端郵輪母港擴建工程、首都地鐵二期延伸線等——同步進入無限期擱置狀態。
而這僅是第一波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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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領域的壓制更具穿透力。3月8日至12日期間,中國沿海主要港口累計滯留巴拿馬籍船舶達28艘,占同期全國扣押外籍船舶總量的75.7%,創近五年單周最高紀錄。權威航運消息源證實,中國海事局已向各直屬局下發專項督導通知,強化對巴拿馬注冊船舶的港口國監督(PSC)檢查頻次與深度。
曾令巴拿馬引以為傲的全球第二大船旗國地位,瞬間由優勢轉為系統性風險點。
更深遠的影響緊隨而至。3月10日,中遠海運集團發布全球通告:自即日起全面暫停巴爾博亞港所有靠泊、裝卸及離港服務安排。
作為連續十余年位列全球集裝箱航運前三強的企業,中遠海運在該港年均完成貨柜吞吐量約占其總業務量的4%。數字雖小,但其示范效應與市場信心沖擊遠超數值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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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兩天前,中國交通運輸部高層分別約見馬士基航運與地中海航運(MSC)亞太區負責人。這兩家國際航運龍頭剛剛接手由長和系移交的港口資產。中方傳遞的信息清晰明確:凡參與承接相關資產者,須對后續經營穩定性及法律連帶責任作出充分預判與承諾。
巴拿馬政府內部開始出現明顯分歧與焦慮情緒。
誤判引發的連鎖反應
首當其沖承受壓力的是運河事務主管機構。3月13日,巴拿馬運河事務部長伊卡薩召開臨時記者會,措辭明顯趨于克制。
他強調所有進出口貨物均具戰略價值,特別指出中遠海運承運物資對本國供應鏈穩定具有不可替代作用;承認該公司突然調整航線屬意料之外,并懇請中方重新評估暫停使用巴爾博亞港的決定。
這與一個多月前的公開表態形成強烈反差。彼時穆利諾總統在接受采訪時還表示:“不清楚中方是否會采取任何舉措”,并斷言“大概率不會發生任何事情”,甚至質疑“我們從與中國的關系中真正獲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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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答案已然揭曉。統計數據顯示,2025財年巴拿馬運河運營收益預計占該國GDP比重逾7%,上一財政年度,運河分紅收入占巴拿馬政府全年財政總收入比例高達21.3%。
回溯事件脈絡,外部推手線索清晰可見。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于年初訪問巴拿馬期間,密集會見多名內閣高官,反復渲染所謂“非傳統安全威脅”,并將中資港口運營列為焦點議題。
其離境后不到兩周,巴拿馬審計署、總檢察長辦公室及司法系統對涉港項目的審查節奏驟然加快。最高法院隨后出具的所謂“違憲裁定書”,全文不足三百字,法律依據模糊,事實認定簡略,程序正當性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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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玩味的是,巴拿馬宣布接管港口當日,白宮即通過官方渠道發表聲明,稱此舉“彰顯主權獨立意志”,并向巴方致以“誠摯祝賀”。整場政治操作呈現出高度協同的節奏感。
但巴拿馬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中國已是巴拿馬運河第二大通行用戶。早在2019年,中國便躍升為巴拿馬最大貿易伙伴國。物理空間雖遠,經貿依存度卻持續走高。
巴拿馬誤將地緣站隊等同于發展捷徑,嚴重低估中方捍衛企業海外合法權益的決心強度與執行精度。
當前局勢下,伊卡薩的表態已近乎公開求援。然而72小時協商時限早已屆滿,中方未釋放任何緩和信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此前多次嚴正申明:將依法依規、堅定有力地保護中國企業正當權益不受侵害。這一表態背后所隱含的戰略縱深與政策儲備,尚在逐步展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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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系的法律反擊
長和集團的維權行動始終未停歇。3月3日,巴拿馬港口有限公司正式向國際商會仲裁院(ICC)提交仲裁申請,依據雙方簽署的30年特許經營協議及《ICC仲裁規則》,就單方面解約行為提出20億美元索賠主張。該金額相當于巴拿馬運河全年運營凈收入的三分之一強。
巴拿馬政府的應訴表現令人愕然。根據ICC規程,被申請人須于3月13日前完成初步答辯。然而截止當日,巴方既未遞交任何書面材料,亦未指定代理律師。
事后解釋稱:尚未遴選法律顧問、不熟悉國際商事仲裁流程、需額外時間擬定應訴策略。一個擁有完整司法體系的主權國家,在面對重大國際投資爭端時,竟連基礎法律團隊都未能組建完畢。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巴方一邊聲稱“毫無準備”,一邊又在媒體采訪中坦承:過去十二個月內一直在秘密推進港口接管方案。
事實上,長和早在2024年3月即向巴拿馬政府發出正式爭議通知函,對方長期不予回應。如今仲裁程序正式啟動,卻又以“流程生疏”為由推諉拖延。此類前后矛盾的官方說辭,已嚴重損害國家公信力的基本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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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當局還強制封存了長和公司存放于港區的全部商業檔案、服務器硬盤及專有運營數據庫,拒絕原運營方調閱或復制。
武裝人員進駐現場時,不僅收繳重型機械,更直接帶走了受《商業秘密保護法》嚴格約束的核心算法模型與客戶合同信息。更令人費解的是,巴方竟要求長和在仲裁程序中另行提出“返還文件”動議,企圖借此拉長訴訟周期、稀釋賠償時效。
問題本質不在于巴拿馬是否選擇陣營,而在于其選擇方式違背基本契約倫理。毀約在先、武力接管在次、扣押資料在三、消極應訴在末,整套操作已使國家信用評級面臨實質性下調風險。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員指出,此類行為對現代國際經貿秩序構成嚴峻挑戰,一旦形成效仿范例,全球跨境投資環境的信任基石將遭受結構性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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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國際投資法律專家直言,主權違約風險正快速取代匯率波動與政策調整,成為中資企業出海面臨的首要不確定性來源。尤其在港口、能源樞紐、通信骨干網等關鍵基礎設施領域,“商業屬性”正加速讓位于“主權復合風險體”定位。
巴拿馬開了一個危險先例,也為此付出了最沉重代價——未來十年內,國際資本對該國戰略性資產的投資意愿恐將大幅萎縮。
余思
此次博弈為中小國家提供了一面現實鏡鑒。國際關系不是簡單的立場宣示,更非零和博弈的豪賭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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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本欲借配合美方行動換取政治紅利,最終卻落得進退失據、信譽掃地。
美方真實訴求在于實現運河航道控制權的再分配,而巴拿馬甘愿充當急先鋒,結果反成最大受損方。
尤為值得警醒的是,這種公然背棄契約精神、無視國際通行規則的操作手法,正在悄然瓦解全球商業文明賴以運轉的信任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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