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影視展折射亞洲電影產業的技術轉向：AI首先是機會，其次才是問題

在好萊塢仍圍繞生成式AI陷入勞資博弈與法律爭議之際，2026年的香港影視展（Filmart）卻給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產業樣本：AI不再是“是否采用”的問題，而是被視為默認前提與增長引擎。

本屆Filmart（3月17日至20日）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在議程設置上呈現出明顯的技術傾斜——多達28場論壇直接聚焦人工智能，涵蓋從AI編劇、動畫制作到預可視化、流程優化乃至AI生成影片展示等多個環節。

相比之下，圍繞版權風險等潛在問題的討論僅占極小比例。

這種議程結構本身，已經構成一種明確的產業信號：在亞洲電影市場語境中，AI首先是機會，其次才是問題。

這一轉向同樣體現在參與者結構上。傳統上，Filmart曾是中美制片廠高管洽談合作的重要平臺，但隨今年僅華納兄弟探索公司外，幾乎沒有好萊塢主流制片廠的深度參與；取而代之的是科技公司與AI創業公司成為舞臺中央的主角——包括Google、阿里巴巴以及Midjourney等。

這種“去好萊塢中心化”的變化，實際上揭示了Filmart功能的再定義：從傳統的內容交易市場，轉向技術與內容融合的產業接口。

更具代表性的是中國AI視頻平臺的集體亮相。其中，由快手推出的可靈AI成為焦點之一。該平臺以文本生成視頻、圖像生成視頻為核心能力，既面向普通創作者，也服務于專業影視制作團隊。根據官方披露，截至2025年底，可靈已積累超過6000萬創作者，生成內容達6億條。

在具體應用層面，AI對影視工業流程的重塑已經具象化。例如可靈與制作公司合作的古裝劇項目中，通過AI生成動態地圖與預可視化效果，將原本需要兩個月完成的復雜特效模擬壓縮至兩周。這類效率躍升，正是AI被視為“生產力工具”的關鍵理由。

從產業邏輯看，亞洲對AI的快速擁抱并非單純的技術樂觀主義，而是結構性選擇。

一方面，區域內影視公司普遍規模較小、利潤空間有限，對降本增效的技術更為敏感；另一方面，與好萊塢不同，亞洲大多數市場AI的引入缺少制度性制衡，更容易由市場驅動快速落地。

這種差異也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情緒結構。在創作者層面，對AI的焦慮同樣存在。韓國導演樸贊郁在其新作《無可奈何》中，就以反烏托邦的方式呈現了AI對勞動者的異化風險。但在產業層面，這種焦慮尚未轉化為系統性的談判機制或行業規范。

換言之，好萊塢正在討論“如何限制AI”，而亞洲更關注“如何用好AI”。

值得注意的是，Filmart今年的另一關鍵詞是“新內容形態”，尤其是豎屏微短劇。這與AI議題形成某種內在呼應：當內容生產被進一步標準化、碎片化時，AI工具的價值將被進一步放大。技術與內容形態的雙重演進，正在共同指向一個更高頻、更低成本、更算法驅動的影視生產體系。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Filmart所呈現的并非單一展會的議程變化，而是全球影視產業權力結構的一種側寫：當好萊塢因制度與既有利益格局而對AI保持審慎時，亞洲正在以更低的制度摩擦成本推進技術落地。這種節奏差，可能在未來幾年內轉化為生產效率與內容供給能力上的差距。

當然，這種“先行一步”也意味著風險的前置承擔——無論是版權爭議、創作同質化，還是從業者結構性失業問題，都尚未真正進入系統性討論。

但可以確定的是，在2026年的這個時間節點上，AI已經不再是電影產業的邊緣變量。

來源：好萊塢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