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帶470名中國人撤離伊朗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谷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微信號：guyulab

文|徐楊

編輯|江臾

出品|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不該炸的地方，它都炸了”

從德黑蘭輾轉阿塞拜疆、土耳其飛行近20小時后，3月6日，44歲的譚小林和他的同伴們在凌晨5點落地北京。北京此時已下了一天的雪，因為走得倉促，譚小林沒能帶上一件厚外套。十幾個小時后，他吃上這天的第一餐飯——北京烤鴨，他對接風的朋友舉起酒杯，說：“總算是活過來了。喝上中國的酒，慶幸我還活著。”

我在北京見到了他們，這些常居伊朗的中國人，在當地從事電池、瀝青、科技、礦石和酒店業。或許是長期在一個充滿動亂的地方經商帶來了大心臟，他們看上去還算鎮定。譚小林和同伴們熱烈討論著伊朗的情況，只是在窗外有一個很大的轟隆聲時，他會有點心悸，停下手中的動作說：“這個聲音，就有點像那轟炸的聲音。”

5天前，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大規模空襲。4天前，伊朗政府確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害。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說：“伊朗的心被刺穿了，因此伊朗也將刺穿敵人的心。”

德黑蘭某處爆炸

也正是在那一天，譚小林和伊朗華僑華人聯合會的成員們把36個中國人送上撤離伊朗的第一輛大巴車。譚小林是這個伊朗華人民間組織的副會長，也是此次撤離的聯絡員，他一共協調了8輛大巴車，帶著470名中國人，駛過伊朗無盡的礦山和鄉村，到達阿塞拜疆口岸，逃離了德黑蘭。

譚小林開的長城公寓是這次撤離的集合點——這家公寓位于德黑蘭市中心偏北的一條街上，只接待華人，9層樓的高大建筑，能同時容納200多名客人。酒店一晚的價格在45到90美金，包三餐，還有裝修好的辦公室可以使用，在當地算是平價。來伊朗出差、做生意的中國人聚集在此，常常一住就是一年。

譚小林是那種熱心愛張羅的人，這也是他成為華聯會副會長的原因。他是湖南人，從社區民警、治安民警、經偵警到刑警，干了十幾年。后來做生意失敗，就來了伊朗，他人脈廣，有時候幫住客對接一些資源，介紹介紹朋友，收取一點中介費。但總歸受戰爭影響，時時虧錢。

伊朗不太平，在那里的中國人都知道。譚小林來伊朗的兩年里，經歷三次戰爭、一次暴亂，他起初還是平靜的，覺得無非是斷上幾天網，切掉幾天電話線，“一群中國人在一起聊聊天，兩耳不聞窗外事，只要保證自身安全，不要隨意出行就行了。”導彈從遙遠的地方飛過來，一些軍事設施被炸毀。但超市照常開門，街道依舊亮燈。人們看不見導彈，只能聽見“這里一下轟聲，那里一下炸聲”，遠遠近近地落下來。在伊朗生活的人，就在這些被切割的時間空隙里尋機出門，購物、工作，完成一些必要的事。

今年1月份，伊朗發生斷續的暴亂，譚小林怕游行的人沖進來誤傷客人，用鐵鏈緊鎖了公寓的大門。爆炸聲和槍聲不斷。這些聲音通常都發生在早上七點到九點、中午一點到兩點、晚上六點到九點之間。按照對過往戰爭規律的分析，譚小林安撫驚惶失措的客人：“以前打仗都是這樣的。打個一天到兩天，再回到談判桌上談判，就這么完事了。”

但漸漸地，譚小林感覺這次有些不對，他盯著新聞看，一會兒說“美國圍波斯圍了差不多快10天了，天天喊著打”，一會兒又看見內亂，“雙層夾擊”。然后就是“打內戰沒搞成功，談判也沒談成功”，他想著這下真是要打了，打大打小不知道，人卻是疲憊了。

后來炸彈真的來了，還是誰也沒想到的事。最讓譚小林擔心的是，這次的攻擊方式和之前導彈精準打擊軍事設施不同，主要攻擊方式是無人機攜彈。幾個人告訴我，這些無人機沒個準頭，“導航靠慣性，速度和汽車差不多”“風一吹就偏了”。美國《軍事時報》3月1日引述美軍中央司令部官員表示，“盧卡斯”自殺式無人機已在行動中實際投入使用，以低成本、可大量部署為主要特性。新的攻擊方式打破了普通人和政治之間曾經牢不可破的隔閡。

“炸了醫院，炸了學校，死了七八十個小孩子。這是不該炸的地方，它都炸了。”譚小林說。他們曾經認為學校總該是安全的，但沒想到有天在新聞里看見一所女校被炸，鳥瞰圖里160個女學生的尸體排列在160個挖出的墓穴里。有幾次，炸彈落在距離長城公寓周邊500米的地方，整個大樓震動劇烈，轟轟地響。所有的玻璃都被震碎，樓頂的陽光房頂也被氣浪掀走。新聞里報道，一名中國人不幸遇難。

妻子在德黑蘭幫著他管理酒店。她開始整日焦慮，不知道該怎么辦。只是念叨著想回家，畢竟他們的兩個兒子還在國內。大兒子在部隊里當兵，小兒子剛上初二。譚小林干脆給她買了一張2月26日的機票，讓她先走，他自己留下來安排華聯會的撤離。“上一次撤僑，你就跟我在一塊，你也看到了我做事的方法，沒啥事兒。”他說，“你回家，我也安心一點。我在這里會自己照顧自己。”

不要崩 不要恐懼

譚小林告訴我，去年6月，以色列對伊朗本土發動空襲時，華聯會就曾和大使館聯絡，幫助中國人從伊朗撤離。但決定出于臨時，他們只簡單開了個會，把撤僑小組的聯系方式發到了各個當地群聊，再收集撤離人員信息，幫助他們離開。上千人擠到關口之后譚小林才發現沒那么簡單，有人只有工作簽、沒有離境簽，有人簽證過期，有人護照出現問題。每人被盤問了四五個小時，最長的一個甚至17個小時。

這一次，他們制定了更為周詳的應對方案。早在暴亂之中，華聯會就向大使館匯報，并立即成立了撤離小組。小組里再細分聯絡組、統籌組、登記組、后勤組。幾名成員都是在伊朗做生意的中國人，基本上都40多歲。他們平時各忙各的，但每隔一兩周，會聚在一起吃吃火鍋、聊聊天。出門在外，就像家人一樣。如今更是成了戰友。

撤離小組成員聚會

2月28日，伊朗領空關閉，譚小林決定和上次一樣，繞道阿塞拜疆回國。怕臨時找不到車，他在開戰兩個月前就聯系好了8輛大巴車。租用德黑蘭當地旅游公司的車輛，一輛1500美金，司機都是伊朗人。他們有一個200多人的應急群，在每個省分布一名聯絡員，負責聯絡本省內的中國人。無論是自己做生意的，還是公務人員、旅行者、學生、工人，只要是中國人都可以。

門海燕是其中的一位聯絡員，45歲，在一群人中相對年長，人人都喊她“門姐”“海燕姐”。我在北京見到了她，她留著一頭干練的短發，在中東做瀝青生意，公司從內地開到香港、迪拜、阿富汗和伊朗，靠自己一路打拼過來。她負責的工作是按照群里上報的電話一個個打過去，登記下這些人的名字、電話、護照號和地址。她那時發著低燒，腦子嗡嗡地疼，嗓子也在發炎，滿腦子都是怕把信息搞錯，漏了一個人。登記組的陳暉幫著她摁電話號碼，“你好，我們想跟您確認一下您現在的位置。”每次都是這個開場白，重復了多少次，她也記不清楚。“您是不是要撤離？如果撤離的話，我這邊給您報備。”

門海燕處理登記表

幾乎每分鐘都有電話、短信進來或者出去。門海燕寫了滿滿的幾頁紙。有人不停發來短信，門海燕的收件箱里，英語、波斯語和中文夾在一起：“可以帶個大拉桿箱子嗎？”“中途有停車上洗手間嗎？”“阿塞拜疆有入住酒店嗎？因為我一個人，不懂英文，不懂波斯語。”“車費是多少？”

門海燕手機上收到的短信

有人急得一句話好幾個錯別字。有人說出了門，打不到車，電話網絡也時斷時續。還有人說，老板跑了，留下他們三個打工的。陳暉形容：“感覺像等死一樣，就是那種感覺。”門海燕一條一條回復，不要擔心，到公寓來，我們很多同胞都在這里。不要擔心，明天上午你給我打電話。這座公寓的名字叫“長城”。不要擔心。

譚小林記得，自己的電話也在不停地響，聯絡組、登記組和后勤組都在找他，有人需要辦理離境簽，護照還被押在政府里。現在政府沒有了，怎么過關？他要通過大使館去幫助協調一個臨時護照。所有登記過的人，信息要向大使館報備。還有口岸的大使館，阿塞拜疆的華聯會，所有人都等著他的協調。焦頭爛額只能放在心中，多年當警察的經驗讓他習慣收斂情緒，做好別人的“定海神針”。他告訴自己：“不要崩，不要恐懼。”

譚小林的叔叔喻建軍負責為這些聚集到酒店的中國人做飯，他63歲了，一輩子沒出過國，今年春節，譚小林請他來幫他打下手，結果沒一個月就碰上戰爭。喻建軍冒著炮火，每天出門買菜。伊朗人的月薪普遍在1200到1500人民幣之間，而牛肉就要80多元一公斤。戰火一近，菜價又上漲了三成。“普通人都活在水深火熱當中。里亞爾貶值貶得太快，有的人連牛肉都買不起了。”譚小林說。

撤離的中國人來自伊朗的每個角落。在港口城市阿巴斯，有四個互相不認識的人同時打電話給門海燕。這座城市被轟炸得更為嚴重，在去年4月還曾發生過一次嚴重爆炸及大火。“戰亂時期，一個人想找車太難了。”門海燕想辦法把這四個人攢到了一塊，“相互留個電話，能有個照應。”

后來，這四個人找到兩輛車，連夜開了20多個小時，抵達了1000多公里外的長城公寓。在當時，找兩輛車也是一種戰時生存智慧。萬一路上出了意外，還有準備。

但即使在城里，抵達公寓也是困難重重。陳暉在撤離前一晚帶著自己所有的行李，計劃從居住地開車到長城公寓。彼時GPS已經失靈，網絡也受限，伊朗的道路很復雜。平時十幾分鐘的車程，他在德黑蘭街頭繞了三個多小時。路上人很少，店鋪都關了。“我挺害怕的，因為你也不知道炸彈會從什么地方下來。”

他找到一個外賣員，用英語請求他：“我給你錢，你把我帶到長城公寓。”對方沒有搭理他，在伊朗，大部分人不懂英語，更何況戰亂中人心惶惶。最后，他看見一輛警車，終于如獲大赦。把車停在路邊，他就奔過去對著兩個警察連英語帶比劃地說，請你們帶我出去。

到達長城公寓的人總是這樣，帶著自己大箱小包的行李，有的拖著孩子和老人。最少的是一個背包。有的人甚至普通話也說不清。

譚小林記得，3月1日中午12點多，第一輛大巴車離開長城公寓，去往600多公里外的Astara口岸（伊朗－阿塞拜疆口岸），這一天共計有188人離開德黑蘭。大巴車一輛一輛發車，到4日他們最后撤離時，只剩下十幾個人了。

伊朗華人在撤離小組的組織下有序撤離

人們坐在車里心照不宣地保持著沉默。出發前，譚小林告誡過他們，路上別拍照，手機里別留存，有什么關于爆炸的影像都要隱藏起來。盡管他們帶著中國國旗，通常不需要搜查，總是攔下來，看一看。檢查的長官出來打個招呼：“你們是中國人。”隨后便放行，但譚小林覺得，一路上部隊、革命衛隊、反間諜警察太多，檢查站遍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萬一被逗留檢查，那就麻煩了。

沒有人知道路上會發生什么，“一個炸彈過來了把我們炸沒了都有可能。”門海燕說，“當時想的就是盡快，趕緊撤離德黑蘭。”

坐在車里，譚小林也緊張，但只能深藏在心。每個車隊都有組長、副組長、安全員，每隔一小時給他打個電話。每四五個小時，他也會給國內的妻子打個視頻報平安。偶爾能聽見車里發出小孩子的啼哭，劃破車廂里緊繃著的沉默。

這條路譚小林曾計算過，開得快的話6小時，開得慢也就8小時。但人算不如天算，從德黑蘭出發時，頭頂還晴空萬里。走到一半天氣倏變，大雨夾著風雪迎面而來。司機不得不放慢速度，到達阿塞拜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0點多，十幾個小時過去了。

最好的事情是，那天，每個人過關的時間都沒有超過6分鐘。三天沒睡覺的譚小林，終于和所有人一起松了一口氣。過完安檢口，一群阿塞拜疆記者涌上來，十幾個話筒圍在身前。一個老太太是來伊朗旅游的，她對記者說，以為自己再也見不到老伴了。

門海燕在過關時，看見曾通過電話的一家四口，帶著兩個孩子，一個1歲，一個5歲，是接到報備中年齡最小的中國人。孩子被爸爸抱在懷里安靜地睡著了，她走向前去打招呼，孩子的爸爸向她表達感謝，很普通的話語，但不知為什么，門海燕掉下了淚。

從左至右為陳暉，譚小林，門海燕

等航線恢復，我立馬就殺過去

3月6日，譚小林和我坐在北京的一家飯店里，回憶起驚險的一路，在去往阿塞拜疆口岸的路上，大巴車在山間行駛，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路上都是五顏六色的礦山，黃的、紅的、黑的、白的，因為那些煤炭、銅、鋅和天青石，很多伊朗人得以維持生計。

譚小林剛到伊朗時做礦石生意，就住在這樣的礦區里。“伊朗是一個礦石的博物館。”他記得自己在一個村莊，把沙漠一樣的地表挖開，全是金燦燦的漂亮石頭。當地人不知道這是什么，他拿去化驗，發現是天青石，一種需求很高的工業材料。后來，他開起了工廠，把這種礦石賣到中國。

望著那些礦山，譚小林心里想，自己和車上這些人已經比伊朗人要幸運很多，他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仍然要守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工作，把日子過下去。

戰爭前的伊朗街頭

他喜歡伊朗，想起自己離開德黑蘭之前，公寓的伊朗員工對他說：“你放心回國。有我們在，會看好工廠和酒店。”伊朗員工都30歲左右，是前臺、客房經理、廚師和工人，他們仍然要守在這里。

剛來伊朗時，譚小林聽不懂波斯語，也只會一點兒英語，帶著一個翻譯機跑到伊朗。但他充滿信心，相信“風險越大的地方機會越大”。請一個懂中文和波斯語的翻譯每個月至少要2000美金。為了省錢，他比劃著和伊朗人做生意，把波斯語當成一個方言去聽。他發現伊朗人像話癆一樣，特別愛聊天。波斯語咕嚕咕嚕地灌進耳朵，譚小林吃著自己的飯在旁邊聽。聊到主題，他再用翻譯機講。慢慢熟悉以后，他們說的他能聽懂一些了。

每天和伊朗人生活在一起，他們也漸漸明白了他的肢體語言。有時候，他用翻譯機告訴自己的員工，今天要做什么事，再讓他們復述一遍。幾次之后，就準確無誤了。“伊朗人非常聰明。和他們接觸久了，也就習慣了。”

這種聰明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伊朗人看起來很天真，但你千萬別被他蒙騙。”譚小林告訴我，剛來做生意時，他還不懂這些。在幾千年前，這里還叫波斯的時候，就有了一個詞叫“塔洛夫”，翻譯成中文大意就是“套路”。伊朗商人常常說“我一定會幫助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會要求簽了第二份合同，才把第一批貨給你。但待久了以后他發現，他們只是想把合作伙伴“套”住，“想和你長久合作。”他說，伊朗商人把征信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譚小林和同伴們在北京的飯桌上，回憶起那些自己熟悉的地方，在戰亂中被毀壞，語氣唏噓，在譚小林的礦石工廠附近一公里處，幾個導彈掉下來，沒有炸開，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由塔附近被炸了。炸得太厲害了，夷為平地。”另一個人說，“我們原來就在這附近住。”“那真的炸得太狠了，絕對會波及普通人的。”大家惋惜地搖搖頭。

戰爭前的伊朗街頭

但無論如何，日子還要過下去。第二天，譚小林和同伴們就要從北京飛走，有的人回老家，有的人繼續出差。譚小林打算短暫地避一避風波，等仗打完，航線一恢復，就回到伊朗。商人敏銳的嗅覺告訴他，戰爭過后或許會有很多重建的商機，“我立馬就殺過去，先把自己的根據地占好，別給別人搶了。”他相信，市場會在伊朗重新開張，就像草會從廢墟中生長出來。

（來源：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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