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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現代意義上的第一份中文報刊。然而,在之后數十年中,這一新生事物仍主要存在于通商口岸,在內地難得一見。直到甲午年后,《時務報》的橫空出世,這一局面才得以被打破。在此過程中,《時務報》主筆梁啟超及創辦人汪康年一時暴得大名,后者更是由此開創了一生的事業。
汪康年生于1860年,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在光緒十五年(1889)浙江鄉試中,汪康年與堂兄汪大燮、堂弟汪鵬年同榜中舉,三兄弟大放異彩,在當地轟動一時。之后,汪康年投入兩江總督張之洞門下。1894年,汪康年考中進士,科考路上功德圓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未由此走上入仕為官的道路。
汪康年所處的年代是國內報業的萌芽時期,但當時報刊多為教會或洋商所辦,中國人自辦的報刊少之又少。甲午戰爭期間,上海部分報刊屢屢錯報戰事,其中竟有稱“清軍獲勝、日軍大敗”的各種假消息,而被愚弄的民眾竟為之慶賀不已。這一系列的荒唐事,也刺激了汪康年為中國人辦報的決心。
1895年7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強學會與《萬國公報》(后改名《中外紀聞》),后者以梁啟超、汪大燮為主筆。僅過了半年,強學會和《中外紀聞》因被人告發而被查封。之后,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下令關閉之前曾贊助過的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同時委派汪康年前往上海收拾殘局。在此機緣下,汪康年利用強學會余款于1896年8月創辦《時務報》,汪自任經理并聘梁啟超為主筆。
《時務報》創辦初期,汪康年不僅負責報館的大小事務,同時還兼任評論與編撰。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兩湖各級文武衙門及官辦學堂等均按期訂閱《時務報》,這也是近代國人自辦報刊廣泛流行于內地的開始。據統計,《時務報》自推出后銷量就高達六七千冊,1897年后很快突破一萬冊,當年下半年最高時一度達到一萬四千冊。
這一時期,初入報界的汪康年也十分活躍。1897年,他與葉瀚等名流在上海創建蒙學會并發行《蒙學報》;同年,又幫助羅振玉創立務農會并發行《農學報》。由于《時務報》每月僅出三冊,汪康年又于1898年5月和曾廣銓、汪大鈞等集資創辦《時務日報》,以實現旬刊到日報的突破。
1898年戊戌變法開始后,《時務報》在康有為等人的策劃下被改為官報,由梁啟超南下接收。
得此消息后,汪康年十分憤怒,隨后將之易名為《昌言報》予以抵制。《昌言報》仍延續之前《時務報》的做法,但隨著戊戌政變的爆發,接收一事也就不了了之。為了避免牽連,《時務日報》也于當年8月改名《中外日報》,這也成為汪康年之后事業的重心。
由于形勢的變化加上報款回收困難,《昌言報》繼續出版十期后關閉,資產并入《中外日報》。從出版頻率及成本來看,《中外日報》的經營難度明顯高于之前的《時務報》(前者為日報,后者為旬刊)。為此,汪康年改變《時務報》強調政論的策略,而改以新聞和廣告為重點,并率先推行版面改革。在國內報紙中,《中外日報》最早實現雙面印刷,同時實行縱向分層編排,將每版分為上下四欄;又將新聞分為電報、各國、外埠、本埠四類,再按地域分別排列,其首創的“版面分刊、新聞分類”方法堪稱國內報紙“版式現代化的最早雛形”。
在經營方面,《中外日報》向社會上大量吸收廣告,以實現“以報養報”的目標。在其經營良好時期,每月廣告收入可抵報社近半支出。在銷售網絡方面,汪康年充分利用官郵、民信局及本地自派多種方式,之后又通過輪船公司及鐵路將報刊以最快速度發送到讀者手中。此外,通過鄉試同年張元濟的關系,《中外日報》還于1904年與商務印書館達成合作,后者出資一萬元入股以方便其發布圖書廣告,雙方各得其利。
汪康年辦報過程中,其弟汪詒年也持續助力,貢獻多多。在兄弟倆的全力經營下,《中外日報》的銷量持續攀升,很快從最初的四千余冊增加到七千余冊,其間歷時不過半年。到庚子年前后,《中外日報》的銷量已突破一萬份。尤其在“四明公所案”期間,其銷量更是直線上升,最多時達到一萬七千份。由此,《中外日報》與早已成名的《新聞報》《申報》并駕齊驅,位列第二(僅次于《新聞報》)。對此,創辦《時報》未久的狄楚青也不得不甘拜下風,并送了汪康年一頂“報王”的帽子。
1904年,汪康年赴京補朝考,后被授為內閣中書。在此期間,汪康年開始了新的計劃,那就是試圖創辦一家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大報,這就是后來的《京報》。1907年3月28日,《京報》經過多年籌備后正式出版,并且一開始就是八版兩大張。然而,正當汪康年想要大干一場時,《京報》卻因為報道“楊翠喜案”而卷入“丁未政潮”,其座師兼后臺、時任軍機大臣的瞿鴻禨被開缺回籍,《京報》也由此被連帶查封,其存續時間不過半年。
事后,失勢的汪康年一度陷入沉寂。而在這時,《中外日報》的銷量也開始下滑,被后起的《時報》排擠至第四。1908年后,商務印書館從《中外日報》中退股。同年8月,《中外日報》被上海道臺蔡乃煌以16萬銀元的價格收購并改為官報,銷量更是一路下滑并跌破3000份。
1909年,汪康年創辦“遠東通訊社”,這也是國內最早對外發稿的通訊社。1910年11月2日,對報業仍念念不忘的汪康年在京創辦《芻言報》,這也是他生平所辦的最后一份報紙。和其他報刊不同的是,《芻言報》以評論及記載舊聞為主,該報每月6期、每期8頁,所有撰寫、編輯、校對和發行工作均由汪康年一人負責。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屬于汪康年一個人的報紙。然而,此時汪康年的身體狀況并不樂觀,親戚朋友都勸他“何必自苦到如此地步”,汪康年卻表示:“吾即以是為療疾之藥耳。”1911年10月17日,《芻言報》因汪康年病體難支而休刊。半個月后,汪康年因肺病“咳喘不已,悲愴而逝”,終年52歲。
1911年2月,曾經傾注了汪康年大量心血的《中外日報》被更名為《中外報》,但仍無法挽回頹勢,后于1911年底徹底停刊。作為對比,史量才在次年以12萬銀元的代價從席子佩手中購入《申報》后,后者的日發行量連續突破2萬份(1916年)、5萬份(1922年)、10萬份(1925年)、15萬份(1931年),而狄楚青的《時報》、天津的《大公報》等也都發展迅速,規模不斷擴大。同時期,由汪康年的密友張元濟掌舵的商務印書館更是發展成為圖書出版界的巨艦。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和市場并不是沒有給過汪康年機會,但后者因年齡和身體原因未能把握,“清末報王”的頭銜也轉瞬即逝,一去而不復返了。(文 / 金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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