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教育實踐的上海樣本⑦ | 基于“技術一組織一環境”(TOE)框架的43所數字化學校案例研究

“區域及學校教育數字化發展 ”

是《中國信息技術教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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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以專業的視角

展示數字化賦能區域教育優質均衡發展

呈現數字化賦能學校教育教學創新變革

2026開年，我們聚焦

“人工智能助力基礎教育變革的上海樣本”

2026年 第05期

如何推動人工智能教育高質量發展？

作為全國首個“教育數字化轉型試點區”，上海在這一領域走在全國前列。 “人工智能助力基礎教育變革的上海樣本”專題，將從頂層設計、實驗區探索、學校形態等視角，系統呈現上海人工智能教育實踐，以期為全國人工智能教育的發展提供有益經驗與啟示。

動因與適配：中小學校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機制與路徑選擇

——基于TOE框架的43所數字化學校案例研究

付冠峰 鄒佳晨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系

隨著教育數字化進程的加速，中小學數字化轉型成為學校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本文基于“技術—組織—環境”（TOE）框架，選取東、中、西部地區43所中小學為研究樣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方法，系統分析影響學校數字化轉型的多維條件組合及其差異化路徑。研究揭示了資源驅動型、人文驅動型、頂層統籌型和單點突破型四類典型轉型路徑，闡明不同條件下學校數字化轉型的關鍵驅動因素及其效能表現。研究結果為不同類型學校制訂差異化轉型策略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促進數字化轉型的科學規劃與高效推進。

引言

數字化轉型已成為推動中小學教育現代化、提升教學質量和管理效能的核心動力。國家層面出臺一系列政策，如《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旨在推動教育的數字化轉型。然而，多數學校雖然明確了轉型目標與方向，但在“如何轉”“怎么轉”等問題上缺乏系統可行的路徑指引。不同學校在技術基礎、組織管理能力及外部環境等方面差異顯著，導致轉型路徑與成效呈現多樣性。本研究基于2025年度“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發現數字化好學校”案例征集活動，以覆蓋東、中、西部地區的43所中小學代表案例為樣本，采用“技術—組織—環境”（TOE）框架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方法，探討影響學校數字化轉型的多維條件組合及其差異化路徑，旨在揭示不同類型學校的轉型模式及其效能差異。

文獻綜述

影響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因素具有多維復雜性，不僅涵蓋技術的引入與應用，還涉及技術整合、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等多個方面。學校在資源稟賦、師資能力、管理水平、文化傳統及外部環境等方面存在天然差異，這些初始條件的多樣性，造成了轉型路徑的差異化和個性化，單一視角難以全面揭示其內在機理。由Tornatzky和Fleischer提出的TOE框架，強調技術、組織及環境三者的交互作用共同影響的過程。該框架具有高度的適配性和理論解釋力，能夠系統反映技術創新在復雜組織環境中的演進，尤其適合分析學校數字化轉型這一涉及技術、管理和環境多維互動的復雜現象。已有研究發現，TOE框架在區域數字化發展效應、數字體育建設路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和高等教育數字化轉型建設路徑中，能夠有效解釋影響因素及其組合對轉型路徑和成效的作用機制。基于此，本研究以TOE框架為理論支撐，構建了涵蓋數字技術能力、組織管理機制和數字應用環境三個維度及其下屬六個子維度的學校數字化轉型影響模型（如下圖），為后續基于多條件組合的定性比較分析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

基于TOE理論的中小學數字化轉型影響因素模型

1.數字技術

數字技術強調先進數字技術在教育轉型中的支撐作用，既包括技術的可用性與適配性，也涵蓋技術系統的整合與優化能力。本研究中的數字技術具體體現為：一是數據治理與人工智能支撐能力，即學校在數據采集、存儲、分析、共享及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與技術水平，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服務教學、管理與決策的能力；二是數字基礎設施與裝備，包括網絡帶寬與穩定性、校園無線覆蓋、智慧教室、多媒體終端和智慧校園平臺等硬件與軟件條件，這些均構成了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其完善程度直接影響轉型的可行性與推進速度。

2.學校組織

學校組織反映了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內部制度環境與人力資源條件，決定了數字化戰略的規劃、執行與持續優化能力。本研究中的學校組織涵蓋三個方面：一是數字化轉型愿景與文化，即學校在辦學理念與發展戰略中對數字化的重視程度，以及是否形成鼓勵技術創新與開放協作的文化氛圍；二是政策制度與資源投入，指學校在數字化轉型中建立的制度規范、管理流程，以及對基礎設施建設、軟件開發與師資培訓等方面的資金與資源配置；三是人員數字素養，涵蓋教師、管理人員與學生在數字環境下的技術使用能力、數字化思維、數據素養及持續學習能力，是保障數字化應用效果的重要條件。

3.數字環境

數字環境反映了學校所處的外部生態與數字化應用場景的豐富程度，對數字化轉型的深度與廣度具有重要影響。本研究將其界定為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的豐富度，即學校在教、學、管、評等教育全流程中數字化應用的多樣性與覆蓋面。應用場景越多元，數字化轉型的價值鏈越完整，也越容易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

研究設計

1.研究方法和案例選取

學校數字化轉型并非由單一因素決定，而是外部環境、內部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及辦學理念等多維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背后的影響機制復雜，存在變量間的非線性關系與互補效應。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能夠有效刻畫多種前因變量的交互作用及其協同效應，為揭示不同要素組合下的轉型成效提供方法支持。因此，本研究采用fsQCA分析方法，并嚴格遵循其標準操作流程，包括設定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完成變量校準、開展必要性分析、實施組態分析以及穩健性檢驗。

本研究的樣本來自2025年度“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發現數字化好學校”征集活動中的43所學校案例，涵蓋小學、初中與高中三個學段，其中小學27所，初中6所，高中6所，一貫制學校4所。按照中國東、中、西部區域劃分標準，樣本學校在區域分布上呈現一定的平衡性，其中東部地區23所，中部地區19所，西部地區7所。該樣本規模符合fsQCA對中小樣本數量的要求，并能反映不同背景下學校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共性與差異。本研究數據來源包括案例學校的規劃制度文件、平臺與設備應用材料、教學與管理案例、數據與人工智能應用說明和基礎設施配置材料等，數據的準確性較高，為研究結論的可靠性與可行性提供了堅實保障。

2.變量測量與校準

（1）結果變量測量

本研究以43所中小學的數字化轉型成效作為結果變量，測量參考《中小學學校數字能力規范（草案）》，由9位教育信息化領域專家直接對各細分維度進行評分。評分依據學校提供的規劃與制度文件、數字化平臺與設備應用情況、教學與管理案例、數據與人工智能應用材料及基礎設施配置說明等多元材料進行判定。各細分維度的得分經加權匯總，形成每所學校的數字化轉型成效總分，并以此作為結果變量的量化值。最終，研究依據直接賦值法對結果變量進行校準，為后續fsQCA分析提供數據支持。

（2）條件變量測量

為保證測量的可操作性與可比性，關于條件變量的測量，本研究結合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借鑒吳永和團隊提出的中小學校教育數字化轉型成熟度階段劃分的理論內涵，將五級成熟度特征映射為三等級評分標準。本研究具體的條件變量為：數據治理與人工智能支撐能力、學校數字基礎設施與裝備、數字化轉型愿景與文化、政策制度與資源投入、人員數字素養、數字技術應用場景豐富度。在編碼過程中，研究者依據學校的政策制度文本、平臺設備說明、教學應用場景和人員素養報告等證據，對各項指標逐項評分并記錄，采用兩名受訓編碼員背靠背編碼評分，并通過復議的方式達成一致，最終以各條件變量下所有子指標分值的求和作為該條件變量的測量得分并用于后續分析。通過觀測各個學校在6個條件變量上的滿足程度，根據賦值規則進行直接賦值校準。

（3）變量校準

數據校準是fsQCA分析中將原始變量值轉換為集合隸屬度的關鍵步驟。基于變量數據的類型與分布特征，本研究采用直接校準法，將原始數據的95%分位數與5%分位數分別設定為“完全隸屬”和“完全不隸屬”錨點，并以50%分位數作為交叉點，對應隸屬度值0.5 。利用fsQCA3.0軟件的Calibrate函數，將各變量值轉化為0~1區間的模糊集隸屬度得 分，以保證不同條件變量在同一量綱下進行比較與組態分析。變量具體校準規則如表1所示。

表1 數據校準錨點

fsQCA分析結果

1.必要條件分析

在開展條件組態分析前，需進行單一條件變量必要性分析，以確定影響數字化轉型的必要因素。本研究檢測結果顯示，各條件變量的一致性均低于0.9，具體如表2所示。這表明沒有單一條件構成促進數字化轉型成效的必要條件，也說明中小學數字化轉型受多重因素的組合效應驅動。

表2 必要條件分析結果

2.條件組態分析

基于校準后的數據，本研究在fsQCA 3.0軟件中設定一致性閾值為0.8，現有研究認為PRI值不能低于0.5，結合已有研究及實際數據分析將PRI一致性閾值設置為0.6，案例頻數閾值為1，對樣本進行組態分析。分析結果顯示，6個條件變量能夠較好地完成組態構型，最終得出4種能夠產生高水平數字化轉型成效的條件組合路徑（如表3）。這些組態路徑的一致性均在0.90及以上，表明各路徑內部的案例表現高度一致。總體解的一致性為0.89，覆蓋率為0.73，說明該4種路徑能夠解釋約73%的高水平數字化轉型案例，具有較強的解釋力。這一結果進一步印證了數字化轉型并非由單一因素驅動，而是由多維要素在不同情境下形成的協同作用所致。

表3 條件組態分析結果

3.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研究參照既有的組態分析質量評判標準，對學校數字化轉型的前因組態進行了穩健性檢驗。通過提高分析閾值來檢驗結果的敏感性：將原始一致性閾值由0.80提升至0.85，同時將PRI一致性閾值由0.60提高至0.70，以增強條件篩選的嚴格性。調整后的分析結果顯示，核心條件的構成、組態數量及其邏輯結構均未發生變化，新生成的組態路徑與原有結果保持一致。這表明，本研究所識別的組態路徑對數字化轉型成效的解釋具有較高的穩健性。

數字化轉型差異性路徑類型

基于6大關鍵維度條件的多樣化組合及其內在聯系，結合fsQCA的分析結果，本研究歸納總結出中小學數字化轉型的4種典型組態類型，反映了不同路徑下數字化轉型的多元實踐形態。

第一類路徑為資源驅動型。該路徑強調技術與資源的雙輪驅動作用，學校在政策支持、財政投入和硬件設施方面具有顯著優勢，能夠有效構建和運營多樣化的數字技術應用環境，提升教學管理和服務的智能化水平。同時，數據治理能力和人工智能應用能力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堅實的信息化支撐，推動學校實現數據驅動的決策與創新實踐。此類學校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注重規劃與實施的同步推進，秉持“邊轉邊做、邊做邊改”的動態調整策略，依托持續且穩定的資源供給，確保轉型過程的平穩有序和持續深化。資源驅動型路徑適用于有良好外部政策支持、資源條件充裕及技術基礎扎實的中小學，通過持續擴大數字技術應用深度與廣度，實現學校數字化的整體性躍升和高質量發展。

第二類路徑為人文驅動型。該路徑突出“以人為本”的作用，強調學校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人”的核心地位，特別是通過營造統一的文化共識，增強師生對數字化轉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激發教師及相關人員的內在驅動力與參與積極性。雖然此路徑下的學校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相對有限，且數據治理與人工智能能力尚未充分發展，但依托教師隊伍扎實的數字素養、豐富的校園文化和較為健全的基礎設施，依然能夠推動教學理念更新和教學模式創新，促進教育質量的提升。人文驅動型路徑強調將文化與人才作為轉型的核心動力，適用于理念先進、教師積極性強、重視專業成長和學習氛圍營造的學校，尤其是在技術應用和數據管理能力尚處于起步階段的環境中，通過強化人文的因素，實現數字化轉型的持續突破與深化。

第三類路徑為頂層統籌型。該路徑依托成熟的制度體系和系統化的戰略規劃，通過高效的政策支持和資源配置，實現數字技術與管理機制的深度整合，推動學校數字化轉型的全面推進。即使在人員數字素養相對較低的情況下，學校依然能夠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合理的資源分配和流程優化，統籌協調各方力量，確保轉型舉措精準落地并不斷優化升級。頂層設計在該路徑中起著關鍵的引領和保障作用，使數字化轉型呈現高度可控性和可持續性，減少轉型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碎片化和無序現象。此路徑適合管理體系規范、執行力強、且具備明確中長期數字化發展目標的學校，能夠通過統一規劃與協調推進，構建覆蓋全校的數字化生態，實現轉型效能的合理發展。

第四類路徑為單點突破型。該路徑在學校數字化轉型愿景與文化、政策制度及投入、數字技術應用場景豐富度和人員數字素養等方面相對薄弱，缺乏系統性的綜合支撐，但在特定業務場景中應用數字技術和工具具有明顯優勢，形成了“單點突破”的轉型模式。具體表現為學校雖然整體數字化應用范圍有限，但能夠集中資源和力量，在某一類軟件、教學平臺或人工智能工具的應用上達到較高水平，集中資源將其做精做強，取得局部領域的顯著成果。通過這一切入點，學校不僅提升了相關數字化能力，而且為未來的轉型積累了經驗和基礎。該路徑適用于資源相對匱乏、整體條件尚未成熟的學校，依托重點數字化項目或技術優勢實現突破，進而推動其他領域的漸進發展，形成以點帶面的轉型推進策略。

數字化轉型實踐啟示

從路徑特征對比來看，資源驅動型與頂層統籌型均依賴較完善的基礎設施與外部支持，但前者更強調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與調整，通過持續投入與場景擴展實現“邊轉邊做、邊做邊改”，具有較強的試錯與逐步優化特性，而后者則以制度和規劃的統一部署為主導，依靠系統化的制度設計與戰略規劃，實現高可控性與規模化推進。人文驅動型與單點突破型則體現了在資源有限或技術條件不完善情況下的轉型策略，其中前者依托文化共識與教師力量，能夠在理念與教學實踐層面產生廣泛影響，后者則通過在某一數字能力或技術工具上的深耕，形成局部優勢并為后續擴展積累經驗。四種路徑的存在表明，數字化轉型并不存在普適的“最優”模式，不同學校可根據自身資源稟賦與發展目標選擇最契合的路徑并靈活組合要素。

在實踐層面，首先，應因校制宜制訂數字化轉型戰略。資源豐富且管理能力強的學校可優先采用資源驅動型或頂層統籌型模式，通過政策投入、技術應用與數據治理的全方位結合，實現全校范圍的深度轉型；資源有限或處于變革初期的學校可選擇人文驅動型或單點突破型路徑，通過強化教師數字素養或聚焦關鍵技術項目形成突破口，形成示范效應并逐步拓展。其次，應強化路徑間的互補與轉化。不同路徑并非相互割裂，學校可根據發展階段進行路徑轉換，如由單點突破逐步過渡到頂層統籌，或在人文驅動型的基礎上引入更多制度與資源要素，形成“人文+技術+制度”的綜合驅動。最后，應注重動態評估與持續優化。轉型是一個迭代過程，學校需建立以目標為導向的評估機制、及時反饋與改進流程，并根據外部政策、技術演進及校內實踐效果調整條件要素的組合，確保轉型的長期可持續性與實效性。

本文作者：

付冠峰 鄒佳晨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系

文章刊登于《中國信息技術教育》2026年第05期

引用請注明參考文獻：

付冠峰，鄒佳晨.動因與適配：中小學校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機制與路徑選擇——基于TOE框架的43所數字化學校案例研究[J].中國信息技術教育，2026（05）：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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