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1959年特赦的首批四位國軍高級將領分別是誰？他們結局如何

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前夕，北京的秋風已經帶著涼意。功德林高墻之內，一份特赦名單悄然展開，許多曾經叱咤風云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正屏住呼吸等待結果。有人低聲問了一句：“會有我們嗎？”這句話，在當時聽上去并不突兀，因為誰都清楚，這不僅關系到個人命運，更是一場制度自信與民族記憶的檢驗。

那一年，第一次特赦戰犯正式實施，共有三十三人獲釋。在這三十三人里，有四個人格外惹人注目——他們在國民黨軍中都曾身居要津，兵團級以上，指揮過數十萬大軍，是標準的一方大員。更有意思的是，他們四個人后來的人生軌跡，竟然完全不同，有人善終，有人遠赴重洋，有人卻在風波中走向極端。

這四個人，便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與陳長捷。

要弄清他們為何能被列入首批特赦，以及最后走向何處，繞不開三個關鍵詞：抗戰功績、內戰立場、改造態度。這三點交織在一起，就構成了他們從戰場到功德林再到社會的完整路徑。

一、從黃埔講堂到解放戰場：四名將領的出身與抉擇

回頭看這四個人的履歷，會發現一個很微妙的地方：他們幾乎都與黃埔軍校有直接關聯，或者深受黃埔系影響。這一點，在當時就已經決定了他們與中國革命、與中共之間難以簡單劃線的關系。

杜聿明是黃埔一期生，蔣介石的“自己人”，資歷極老。早年在第五軍任軍長，抗戰時期打得很兇，國內作戰不說，還被派去緬甸遠征，和日軍正面硬拼。第五軍一度被稱為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這份戰場履歷，讓杜聿明在國軍中有著極高威望。

王耀武則是黃埔三期。和不少軍校出身的軍官不一樣，他是靠“真刀真槍”上來的。早年在贛東北、閩浙交界一帶圍剿紅軍，打過宜黃、譚家橋之戰，雖說是站在對立面，但戰斗力確實不弱。等到抗戰全面爆發，他在一個戰役接一個戰役中“刷存在感”：蘭封、萬家嶺、長沙、上高、浙贛、常德，一場比一場硬。那句“寧碰閻王，莫碰老王”，就是日軍對他的評價。

宋希濂更有一點戲劇意味。這個湖南湘鄉人，與陳賡同鄉，同是黃埔一期，還在陳賡的介紹下加入過共產黨。1925年入黨，算是早期黨員。可惜中山艦事件之后，他選擇了退出共產黨，繼續在國民黨軍中任職，兩條路就此分岔。日后，他在戰場上殺害了自己的老師、共產黨員領導人瞿秋白，這成了他一生都放不下的心結。

陳長捷出身晉軍，早年在閻錫山部隊里打熬出來，后來轉到傅作義麾下。抗日戰爭期間，也多次率部與日軍血戰，真刀真槍打出來的將領。只不過他不像前面幾位那樣名聲響亮，但在華北戰場也算是一號人物。

從身份背景看，這四個人有一個共通點：都不是所謂“草臺班子”出身，而是正兒八經的職業軍人。他們的少年和壯年，大多耗在戰場上，而抗日戰爭，是他們履歷里最明亮、也是最復雜的一段經歷。

二、抗戰與內戰：功與過的兩本賬

很多被關押在功德林的戰犯，心里最不服氣的一點，就是“抗日有功，為何成了戰犯”。但在新中國的司法實踐中，抗戰功績是一回事，解放戰爭時期的立場和行為，又是另一回事。這兩本賬要分開算，這也是毛澤東明確強調過的原則。

杜聿明在抗戰時期戰功不小，這一點中共方面從來沒有否認。無論是國內正面戰場還是緬北遠征，他都是前線的關鍵指揮官之一。不過，有意思的是，抗戰剛一結束，他就奉命解除“云南王”龍云的武裝。那一仗不是對外，而是對內，很多人因此罵他“卸磨殺驢的刀”。但從蔣介石的角度，這樣肯替他背鍋的，才是“最可靠的自己人”。所以不久之后，他又被派到東北，在解放戰爭中充當“救火隊長”。

等到淮海戰役爆發，徐州“剿總”名義上的總司令是劉峙，但具體調度八十萬國軍的，真正說了算的人，是副司令杜聿明。這一點，連當時的國軍將領都心知肚明。所以在功德林，被稱為“實權最大”的戰犯，毫不夸張。

王耀武則是另一個類型。抗戰時期，他在正面戰場上堪稱國軍中的“悍將”。無論是萬家嶺殲滅日軍一一六師團，還是常德、上高一系列硬仗，王耀武的部隊都打得很兇。可以說，日軍對他的忌憚，不在杜聿明之下。

但到了內戰時期，他被調去主政山東，掛的是“山東綏靖統一總指揮部”主任的頭銜。這個職位權力極大，統轄第二、第四、第九、第十、第十一綏靖區的黨政軍，是當時國民黨唯一設立的“綏靖統一總指揮部”。問題在于，他手里沒有自己熟悉的老部隊，缺乏真正的王牌軍，戰斗力自然大打折扣。再加上他本人對內戰的態度并不積極，多次告誡部下“不要拼命”，這等于是從思想上放松了對內戰的投入。

宋希濂的經歷又是另一番景象。抗戰時期，他在淞滬、武漢、富金山等戰役中與日軍多次廝殺，尤其富金山一役，傷敵上萬，戰功十分顯眼。后來他又被派到中緬邊境，攻克平戛、龍陵、芒市等陣地，殲敵數以萬計。就戰功而言，他絕對位居一線。

可一到了解放戰爭，他先是被調去新疆，基本沒有正面與解放軍決戰，等再被調任華中“剿共”副總司令兼十四兵團司令時，戰局已經大勢已去。渡江戰役之后，他名義上還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擔任副長官，手下幾十萬兵馬，卻越來越看不清路在何方，對國民黨高層漸漸失望。在這種情況下，他既不愿意起義，也不在戰場上“拼死一搏”，最后在大渡河沙坪被解放軍生擒，本人曾試圖拔槍自盡，被警衛死死攔住。

陳長捷則直接被“形勢”捉弄了。1948年，他出任天津警備總司令，手里握著十多萬軍隊。當時的華北，局勢已經岌岌可危，他上任不久就看明白了“守不住”的現實，想與人民解放軍接觸，商量出路，但被傅作義堵死了這個口子。等到天津城被圍，他再去向傅作義請示，后者只讓他“堅決守城，自有辦法”。陳長捷信了這句話，死守不退，結果天津一戰被一舉攻克，他本人也被俘。諷刺的是，不久之后傅作義便選擇起義，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關鍵人物，而陳長捷則戴上了戰犯的帽子。

這么一對比，四人的命運早已埋下伏筆：抗戰有功是一面，內戰所站的位置，又是一面。功與過，一樣都不能抹去，但也不能互相抵消。

三、功德林里的轉折：改造、特赦與各自的抉擇

被押往功德林之后，四個人的態度，很快顯出差別。有的人一開始很硬，有的人則更早看清現實，也更早放下包袱。

杜聿明剛被俘的那一刻，是極為激烈的。他在戰場上身份暴露后，用石頭拼命砸自己的腦袋，砸得血流不止，被緊急送到野戰醫院才算保住性命。到了關押地，他心里很不服氣，對現實難以接受。可讓人想不到的是，真正改變他的，卻是日復一日的“細節”。

他本身帶著不少舊疾，加上這次受傷，身體狀況很差。管理部門知道他的情況之后，特地為他安排了單間，還從港澳專門購買貴重藥品給他治病，飲食也盡可能照顧。不得不說，這種區別對待，對他觸動很大。身體慢慢好起來，心態也在調整，人一旦從“敵對”轉為“觀察”，很多事情就容易看清。

到抗美援朝期間，功德林的氣氛一度很微妙。有的國民黨將領私下幸災樂禍，覺得中國志愿軍不可能是美國的對手，還隱隱期待“世界大戰”爆發，以為那樣他們才會有翻身機會。杜聿明的態度，恰恰相反。他早年同美國軍方打過交道，頗知虛實，于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對志愿軍的作戰提供過一些意見和建議，還很明確地表示希望中國能夠頂住壓力。

抗美援朝取得勝利后，他對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評價已經很直接。他公開表示，對那種“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氣概，感到興奮和敬佩，并且認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確實站起來了”。這種態度轉變，并不是幾句口號就能解釋的，更多是他親眼看到新政權的戰斗力、組織力所做出的判斷。

王耀武的轉折，則發生在被俘之前。蔣介石曾經下令，要他在撤退之前，把手里的俘虜和當地的進步人士一律處決，不留后患。王耀武沒有執行，反而打開監獄，把被關押的共產黨人和解放軍全部放出城，還給每個解放軍發了一筆路費——軍官五元，士兵三元。站在當時的角度，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心軟”，而是對局勢已有判斷，知道這場內戰不該打得太絕。

剛到功德林的時候，他內心還是有一點戒備。毛澤東通過羅瑞卿轉告他一句話：“你功是功，過是過。你抗日的功勞，我們共產黨人會永遠記住。只要安心改造，很快就能回到人民中間去。”這句話，某種意義上打消了他最大的疑慮——擔心抗日功勞被一筆勾銷。之后，他在功德林里非常活躍，擔任學習委員，經常調解各派系之間的矛盾，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愿意“帶頭往前走”。

有一次，他對身邊人感嘆：“陳賡當年介紹我入黨，現在又是他來接我。”這話不假。1959年他被特赦那天，陳賡專門去接他，兩人久別重逢，外人都能看出那份復雜的情感。這種個人交往的延續，也說明早年那條被切斷的道路，并沒有徹底斷絕。

陳長捷相對而言，對我黨沒有強烈敵意，反而更多是一肚子苦水。他最怨的人，是傅作義。傅作義在功德林探望他的時候，氣氛一度非常尷尬。前者以起義功臣的身份出現，后者則戴著戰犯的帽子，被關押多年。對于“堅守天津”的那道命令，他心里面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話說出來也無濟于事，只能一笑了之。

改造期間，他表現得相當配合，沒有鬧過什么風波。特赦后被安排到上海，擔任政協上海市秘書處專員，生活相對安定。如果歷史軌跡就此平穩下去，他的晚年也許會平淡收場。

四、特赦之后：四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1959年特赦實施時，有一個很關鍵的安排——被特赦者可以對自己的去向做出選擇，是留在大陸，還是前往香港、臺灣或其他地方，由本人表態。這一點，從側面反映出新政權的自信，也給了這些昔日的“敵對者”一次重新定位人生的機會。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晚年確實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推動國家統一出過力。以他在舊國軍系統中的聲望，他的一些表態與態度，外界是會注意的。1981年，杜聿明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七歲。以一個曾率領八十萬大軍對抗解放戰爭的高級將領來說，這個結局，已經算是比較體面。

很多人以為，他出國后就不再參與祖國事務，其實并不準確。即便身在海外，他仍舊關注兩岸關系，對祖國統一持明確的支持態度，在一些場合也會做出相應的表態。從政治立場來看，這條路走得不算偏。1993年，他在紐約病逝，享年八十六歲。一個早年入過黨、后來脫黨，再在新中國政治生活中扮演過角色的舊軍人，人生軌跡繞了一大圈，最后終結在異國他鄉。

最令人唏噓的，是陳長捷。他本來在特赦之后已經有了相對安穩的位置，在政協上海市秘書處擔任專員，工作不算顯赫，但衣食無憂。然而時代風云變幻，在特殊年代，他受到嚴重沖擊，各方面壓力驟然增大，精神負擔也跟著上升，最終在1968年選擇自盡，終年七十六歲。

十一年后，1979年，上海市委統戰部為他予以平反。從時間上看，這個平反來得不算太早，但從歷史角度，又是對他作為抗日軍人的一個肯定。可惜當事人已經聽不到了。

從四個人的終局來看，有人在北京病逝，有人在紐約離世，有人在上海留下了一個不圓滿的句點，還有人在大陸政治舞臺上扮演了較為積極的角色。特赦給了他們重新選擇的機會，但最終走向哪里，還是要由各自的判斷和性格來決定。

回過頭來審視這四名將領，有一個事實很難否認：不管他們后來在內戰中站在哪一邊，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確實都為抵抗日本侵略承擔過前線責任，付出過代價。這一點，在新中國對他們的處理過程中，并沒有被簡單抹去，而是被當作一筆必須正視的歷史賬。

與其說1959年的那次特赦只是一次“寬大處理”，不如說，它是用法律和政策，給復雜人物下的一種立體評估。功與過分開算，戰爭與和平分開看，這樣留下的，不只是四個人跌宕起伏的命運，更是一套對待舊時代人物的態度：不忘其過，也不抹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