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音不清伴隨終生，卻成為最懂溝通的大師：哈貝馬斯有句話值得所有家長一讀

VOL 3778

2026年3月14日，德國哲學家于爾根·哈貝馬斯在施塔恩貝格的家中去世，享年96歲。

他被稱作“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公共領域理論奠基人”。

美國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曾這樣評價哈貝馬斯：“就連他很有名這件事，也已經非常有名。”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這位以“交往理性”定義人類溝通的哲學家，從出生起就帶著語言表達的障礙：先天性唇腭裂讓他說話帶著獨特的鼻音，發音不清伴隨終生。

一個說話困難的人，如何成了研究“溝通問題”的權威？

文 | Kido

圖 |網絡

編輯 | Zoey_hmm

一個講不清話的孩子

1929年，哈貝馬斯出生于德國杜塞爾多夫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因先天性唇腭裂，他在童年便經歷了兩次痛苦的手術。五歲那年術后，他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完全依賴家人的照料。

這段經歷讓他早早體認到：一個人從根本上是要依賴他人的，人離不開社會關系。在后來的人生回溯中，他將此稱為造就他人生的“第一個難忘瞬間”。

這一缺陷伴隨了他一生——歷經多次修復手術，成年后仍留有無法消除的鼻音。年少時，他也因口齒不清而頻繁遭受同學排擠與嘲笑。

在那些無法順暢表達的日子里，哈貝馬斯早早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如此脆弱，語言與交往是個體賴以生存的根基；一旦失去平等的對話，個體便會陷入孤立。

青年時期的哈貝馬斯 圖源：《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然而，痛苦并未讓他走向封閉。因為表達受阻，哈貝馬斯轉向了閱讀和思考。因為體會過被排斥的感受，他格外在意語言作為“媒介”的作用。

后來，他提出“理想對話情境”理論——在一個沒有壓迫、沒有操控的環境中，每個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參與對話。

這些切身體驗，最終沉淀為哈貝馬斯畢生的學術追問：人與人之間如何才能實現真誠、平等的交往？語言如何成為連接的紐帶，而非控制與傷害的工具？

將這一看似抽象的學術理論放回哈貝馬斯的童年，其實只是一個孩子的樸素愿望：一個說話不清楚的少年，渴望被耐心傾聽；一個因身體差異而被排斥的孩子，渴望一個只憑道理說話、不受偏見左右的對話空間。

從被嘲笑到主動表達

1953年，24歲的哈貝馬斯做了一件在當時顯得很冒犯的事。

那一年，馬丁·海德格爾再版《形而上學導論》，哈貝馬斯閱讀時注意到，書中仍保留著為納粹辯護的表述，未做任何修正。

哈貝馬斯沒有選擇沉默，而是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表文章《以海德格爾反對海德格爾》，公開提出批評。

一個曾經連發音都需要反復練習的年輕人，卻在德國最權威的報紙上，向名聲如日中天的哲學家海德格爾發出質疑。

這篇文章讓哈貝馬斯進入思想界的中心，也成為他學術生涯轉折的標志。哈貝馬斯早年其實是海德格爾思想的追隨者，正因為熟悉，他看得更細，也更無法回避那些問題。

這種不回避、不附和的表達方式，貫穿了他的一生。戰后德國的哲學家幾乎都走出象牙塔、在公共輿論場激揚文字，而哈貝馬斯更是將知識分子的影響力發揮到了極致。

1969年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大學 圖源：SZ Photo

曾被嘲笑“說不好話”的他，后來始終站在公共討論的中心，參與論戰、與不同立場的思想者爭論，也不斷對現實發聲。

哈貝馬斯的思想軌跡，貫穿了德國從戰后重建到新世紀的幾乎所有重大公共議題，“每當集體情緒不妙或歐洲的現狀和未來看起來岌岌可危時，人們總能聽到他有影響力的公開言論。”

直到89歲，哈貝馬斯在他的生日采訪中仍說，“我仍舊會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憤怒。這不是壞事，不是嗎？”

用一生論證溝通的可能

1994年，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大學正式退休。盡管那時他的身體每況愈下，耳鳴問題也開始困擾他的生活，但他并未停止學術活動，依然奔波于世界各地演講，踐行著他所堅持的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

他關于“交往理性”的思考，也從紙面走向更廣闊的世界，在不同文化語境中被閱讀、被討論、被檢驗。

2001年4月，72歲的哈貝馬斯首次訪問中國大陸，隨后在中國掀起了一場“哈貝馬斯”熱。

在北京日壇公園附近，這位哲學大師與崔健、姜文等中國藝術家和一眾記者坐在了一起。那晚，哈貝馬斯聽了崔健的搖滾音樂。

因為耳疾和語言不通，他其實不懂歌詞，但通過觀察觀眾的反應，觀察那種強烈的節奏感，哈貝馬斯察覺到這種音樂不僅是一種娛樂，更是一種“公共表達”。他感慨道，這種節奏里有一種打破沉默、尋求溝通的渴望。

在訪華的兩周內，哈貝馬斯先后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著名高校發表了七場學術演講。

在與中國學術界對話時，談到東西方文化差別，他謙虛地說自己只是翻看過一些關于中國文化的書，談不上了解。

但他印象中，至少孟子并不是以集體為基礎的，而是以個人為基礎的。在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徐華意識到：“這話講對了。”

2001年4月，在上海，許紀霖請哈貝馬斯簽名 圖源：公眾號“知識分子”

學者許紀霖同樣對訪華的哈貝馬斯印象深刻。他回憶，對話中哈貝馬斯特別希望聽到中國學者的意見，“他提倡交往理論，不僅說說而已。就我們親身經歷來看，他在和中國學者交往中，體現出包容、傾聽的風度，是很多大師沒有的。”

哈貝馬斯還曾對學者童世駿說：“中國有著悠久、偉大且多元的文化。”他鼓勵中國學者對自己的傳統做一個批判性的追溯。

1964年，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多諾與哈貝馬斯在海德堡大學 圖源：維基百科

多年前他曾說：“我就像中國人，認為一切都是相互聯系的……理性的就是一致的，但我們也要以理性的方式預料到它們（各個國家的世界觀）是存在差異的。”

這種對傾聽與溝通的堅持，并非訪華時的刻意呈現，而是他一貫的學術姿態。

2012年，哈貝馬斯參加了一場由哲學系學生組織的研討班。在場的學生記錄了一個細節：

這個哲學大師并不如傳聞中那般好斗或滔滔不絕，也不像大部分教職員那般圓滑地隱藏立場。

他有時會對提問思索很久，“有時候他思索地特別深入，以至于要為自己的結結巴巴致歉”。

少年時代因口吃留下的痕跡從未真正消失，但它不再是一種阻礙，反而成了一種真誠：當一個人說話需要思考，他的話語往往更值得傾聽。

晚年，哈貝馬斯的聽力問題愈發嚴重。對于一個視“對話”為生命的人來說，聽不到外界的聲音是一種折磨。但他并未因此隱退，而是更依賴書寫來表達。

德新社的報道說，晚年，哈貝馬斯居住在施塔恩貝格湖畔，仍在積極地就戰爭、腦科學研究、宗教沖突等政治議題發表見解。

他的一生都在積極與外界對話。曾有一群高中生給哈貝馬斯寫信，問了七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與他人對話的意義是否在于發現：我是你從我的視角看到的你？”

他回信說：“只有當一方認為能呼應另一方說的話，另一方同樣能做出呼應，這個回答才有意義。”

一個出生時唇腭裂的孩子，用一生論證了這句話：溝通的可能，不在于表達得完美，而在于彼此傾聽、彼此呼應。

參考資料：

https://mp.weixin.qq.com/s/2oegj0H08hLbMtP1bw5NSA?scene=1

https://mp.weixin.qq.com/s/DDxAfC91fxss9KK3TVCFFA

https://mp.weixin.qq.com/s/In0XFRIOPJkLygRp4FNCzw

https://mp.weixin.qq.com/s/GtLL7hIqmSnUa2mrlhUU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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