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AI起個中文名？名字不只是名字，也是一場關于定義權的歷史較量

最近，一篇文章在網上引起了不小的討論。2026年3月18日，人民日報客戶端發出了這樣一個倡議：《請給AI起個好名》。文章說："AI"這個詞直接照搬英文縮寫，既不轉譯，也不加工，一個漢字沒有。能不能發掘漢語寶庫，給AI取一個與"電腦""手機""機器人"一樣響亮的中文名字？人民網隨即在官方微博上發起話題，征集全網意見。

消息一出，有人說這是多此一舉，AI這個詞全球通用，改它干什么；也有人熱情參與，獻出了各種創意。

但在我看來，這件事背后藏著一個更深的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去想一想：一個詞語的命名，究竟意味著什么？

一、叫什么名字，不只是語言問題

先從語言學說起。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有一對著名的概念：能指與所指。簡單來說，"能指"是詞語的聲音或書寫形式，"所指"是詞語所指向的那個概念內容。"AI"這兩個字母，是能指；它背后所代表的那一整套關于人工智能的理解、想象、價值判斷，才是所指。

問題就在這里。"AI"是從英語世界里生長出來的詞匯，它的內涵是由英美科技文化、硅谷的創業哲學、西方的技術倫理共同塑造的——那是一種以工具理性為核心的理解框架，強調效率、顛覆、資本回報。中國人拿來直接用，不只是借了一個詞，實際上是連同這套理解框架一起接受了。

這就是所謂的"定義權"問題。

一旦某人率先給一個新事物命名，他就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對這個事物的初步定義。這種定義權，是一種軟性的文化權力——它不像槍炮那樣來得直接，卻往往更為持久，更難察覺。

所以，人民日報這次提出給AI起個中文名，表面上是一個語言學上的建議，實質上卻是在發出一個信號：在這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技術革命里，中國文明要不要、能不能，貢獻自己的語言與價值框架？

二、近代中國，是怎樣一步步失去定義權的

這個問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過一段慘痛的答案。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帶著天文、數學、地理來到中國，也帶來了一整套用來解釋世界的西方概念體系。利瑪竇用《坤輿萬國全圖》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大明王朝只是世界的一角，而不是"天下之中"。打碎的不僅是地理觀，更是延續了千年的華夏中心敘事。這是中國概念體系第一次受到來自外部的系統性沖擊。

利瑪竇照片

更深的問題，發生在晚清。

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大量現代詞匯——"科學""民主""哲學""經濟""社會""革命"……這些詞是從哪里來的？多數人以為是中國人自己翻譯的，其實不然。它們絕大多數是"和制漢語"，是日本思想家用漢字造出來的新詞，再經留學生和報刊反向輸入中國的。

以"科學"這個詞為例。英語Science進入中國，最早的對譯詞是"格致"，脫胎于儒家"格物致知"的傳統，是嚴復等人堅持選用的本土化譯法。嚴復對此有明確的堅守，他拒絕照搬日本譯詞，堅持用自己的翻譯體系來轉化西方知識，他把Logic譯為"名學"，把Evolution譯為"天演"。

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

然而結果呢？嚴復的譯詞在與日本譯詞的競爭中，幾乎全面落敗。"天演"輸給了"進化"，"格致"輸給了"科學"，"名學"輸給了"邏輯"。日本人造出的那套概念體系，最終成了現代漢語的基礎詞匯。中國人在為西方概念取中文名這件事上，連主動權都沒能守住，反而要繞道東京才能完成翻譯。

這場詞匯競爭的失敗，根本原因在于實力的差距。那時的日本已經完成了相當程度的西化，相關著作豐富，社會基礎扎實；而中國的現代知識體系尚在草創，完全無力支撐一套自主的翻譯傳統與之抗衡。

詞語跟著實力走。這是冷酷的歷史規律。

更深遠的后果，是整個知識體系的被動接受。近代中國跟隨西方的腳步，用西方的學科框架來重新整理中國的傳統學問，"經史子集"要套進"歷史學""哲學""政治學"的格子里，常常削足適履，別扭至極。中國傳統文化在西學體系下，"逐漸無法自我表述"——不是因為它沒有價值，而是因為它失去了自我定義的語言。

于是，近代中國思想界陷入了一種困境：失去了思想的重心，在中西新舊之間找不到穩固的落腳點。正如錢穆先生所言，"文化只能放在歷史中去理解"；但當文化的語言和框架都是借來的，這種理解又從何談起？

三、古代中國，曾經如何成功地把定義權握在自己手里

歷史當然不只有失去，也有成功的先例。

最值得深思的案例，是佛教的漢化。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大約是兩漢之際的事情。最初的問題，和今天的AI一模一樣：一套完全陌生的外來概念體系，怎么在本土落地？

早期的譯經僧采用了一種叫"格義"的策略：拿中國固有的概念來比附佛教的概念，用老子的"道"來對應佛教的"法"，用儒家的"仁"來呼應佛教的慈悲。這是一種過渡性的做法，雖有誤讀，卻完成了最初的文化接榫。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玄奘身上。玄奘西行取經，不僅帶回梵文原典，更確立了一整套嚴格的翻譯原則。他的譯經，講究忠實原本，同時又要在漢語中找到最貼切的對應。"般若"譯作智慧，"涅槃"保留音譯，"菩提"則根據語境靈活處理——哪些意譯，哪些音譯，背后是一整套文化判斷，而不是機械的文字對應。

更關鍵的是，中國的思想家并沒有止步于翻譯。他們用幾百年的時間，把佛教的核心概念徹底消化吸收，再用中國的思想框架重新生長出來。禪宗的出現，是這個過程的頂點。禪宗已經不再是印度佛教的翻版，它是中國人對佛教概念的再創造，是真正意義上的"以我為主"的文化消化。"明心見性""頓悟成佛"這些表達，是中國人的語言，中國人的哲學，披著佛教的外衣，已經完全屬于中國文明。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什么？

給外來事物命名，不是換個馬甲，而是一場深層的文化消化。成功的命名，不是音譯或意譯那么簡單，而是要找到一個能夠把外來概念"激活"的本土框架，讓它在新的文化土壤里真正生長。

古代中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根本原因在于實力。那時的中國是文明輸出者，對異文化有充分的包容性與消化能力，敢于"拿來"，也有能力"轉化"。漢唐時代人們對外國人的態度，實際上體現出的是一種胸襟和氣魄，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就叫“文化自信”。

四、今天，我們能收回定義權嗎？

回到AI命名這件事。

現在的條件，比近代好了太多。中國今天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AI領域的DeepSeek橫空出世，引發全球震動；華為、科大訊飛等企業在人工智能的自主可控上持續發力。詞語跟著實力走，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給AI起中文名、并讓這個名字被世界認真對待的底氣。

但這件事做好了，也需要避開幾個坑。

第一，起名不等于奪權。人民網這次征集，目前還停留在命名層面。一個好聽的中文名字，最多是定義權爭奪的第一步。真正的定義權，在于這個名字背后能不能承載一套有說服力的價值框架。如果只是把"AI"換成"靈機"或"智腦"，底層的西方技術倫理、硅谷的話語邏輯依然原封不動，那這個名字不過是一塊新招牌，掛在舊店面上。

第二，灌輸不如吸引。中國這些年的海外文化傳播很值得深思：孔子學院發展受阻，而為何李子柒卻讓老外們大呼“真香”？一個詞匯能不能流傳，最終靠的是它所承載的內容是不是真的對人們有吸引力、有啟發性。要讓中文AI概念框架被接受，根本途徑是做出真正好的產品、好的研究、好的人文闡釋，讓世界主動來學中國的那套語言。

第三，向古人學習"天下胸懷"。陳寅恪先生有一句話，"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句話今天依然適用。爭奪AI定義權，不是要排斥西方的技術成果，而是要在充分吸收的基礎上，貢獻中國文明的視角。比如，"天人合一"的整體性思維，能不能為AI倫理提供不同于西方個人主義的框架？儒家"仁"的概念，能不能為人機關系的設計提供不同的價值坐標？這些，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定義權競爭。

第四，要有耐心。漢語對佛教概念的消化，用了整整幾百年。近代詞匯的失守，也是百年積累的結果。文化層面的定義權，從來不是一場運動、一次征集就能解決的。今天我們的任務，是在每一次概念創造、每一篇學術論文、每一個被國際接受的技術標準里，一點一滴地累積中國文明的話語分量。

文史君說

人民日報這篇《請給AI起個好名》，看起來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學倡議，但它觸碰的，是一個中國人思考了將近兩百年的深層命題：我們能不能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框架，來定義這個世界？

近代的教訓很深刻。嚴復的"格致"敗給了日本造的"科學"，不是因為哪個詞更美，而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沒有支撐自己話語體系的實力與土壤。古代的經驗很鼓舞人心。中國人把印度的佛教，硬是消化成了禪宗，靠的是足夠的文化自信和幾百年的耐心。

今天的中國，站在兩者之間。實力在增強，自信在回歸，但文化話語體系的重建，依然是一項尚未完成的工程。給AI起個中文名，是這項工程里一個小小的、但有意義的起點。

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這個工作，不是近代時人可以完成，也不是我們這一兩代人可以完成。但每走一步，都算數。

參考文獻

都文文：《請給AI起個好名》，人民日報客戶端，2026年3月18日。

沈國威：《嚴復與科學》，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

張永中：《論中國歷史上翻譯高潮產生的成果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

葛兆光：《宅茲中國》，中華書局，2019年版。

任繼愈：《中國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耿云志：《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研究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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