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一中統特工因生活困難致信陳賡，陳賡：我曾托公安局照顧您

1954年冬天，南京城的風已經很冷了。一個花白頭發的老人，縮在昏黃燈下，一筆一畫寫下求助的信件，收信人姓名后，他停頓了很久——“陳賡”。信封合上的那一刻，他知道，這一生最危險的秘密、最難以向人啟齒的過往，又一次被推回到臺前。

這位老人，正是曾經身居國民黨特務系統要職、又長期為中國共產黨秘密效力的鮑君甫。幾年前，他剛在“鎮反”風暴里走過生死線，如今卻為日常口糧發愁，只能以“戰友”的身份，向昔日的地下聯系人尋求幫助。表面看，這是一個普通老人向老朋友求助的故事，背后，卻牽扯著從大革命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后長達幾十年的隱蔽戰線，以及幾位重要人物之間的信義與擔當。

有意思的是，這封寫于生活困頓之時的信，并不是他與陳賡的第一次聯系。早在1951年，一封遠自云南的回信，就已經悄悄改變了他的命運。

一切，還得從三十多年前的上海灘說起。

一、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日本通”

1893年，鮑君甫出生于廣東。和同時代許多有志青年一樣，他早年東渡日本求學，最后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多年在外生活，使他熟悉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又與幾家日本通訊社和商人建立起緊密聯系，在當時頗為少見。

在日本讀書時，他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思想上受到不小震動。回國后，他來到上海，先是在日商洋行擔任高級文員，一邊給通訊社寫稿。不久，他憑借對日本事務的熟悉，在上海灘小有名氣。

1919年的“五四運動”，讓他親眼見到新思潮與舊制度的激烈沖撞。之后的幾年里，他加入改組后的國民黨，參與社會活動，與工人團體、知識分子都打過交道。1925年前后，他借“五卅”運動的機會結識了楊劍虹——一個既是廣東同鄉，又是青幫中人，還是洋務工會負責人的人物。

這個楊劍虹后來去了廣東，投靠陳立夫，逐漸成了陳立夫的心腹。在這樣的關系鏈中，鮑君甫與陳立夫、以及其周圍的國民黨上層人物也有了接觸。這一層關系，在之后的隱蔽斗爭中，會起到出乎意料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階段的鮑君甫，政治立場并沒有完全定型。他對北洋舊勢力和舊軍閥毫無好感，對國民黨內部的腐敗也早有察覺，但與共產黨之間，又始終保持著某種距離。這種搖擺，為后來的“雙重身份”，埋下了復雜的伏筆。

二、隱蔽戰線上的“楊登瀛”

1926年春天，連日陰雨后的上海難得放晴。那天，一位西裝筆挺、說話溫和的青年登門拜訪鮑宅，自稱想學習日文，這個人名叫陳養山，是中共黨員。表面上是求學，實則肩負著摸清鮑君甫政治態度、爭取其為地下工作服務的任務。

此后，陳養山頻頻出入鮑家，兩人常以學日文為名，一起喝酒、談時局，吟詩作文。漸漸地，雙方關系親近起來，共產黨員的身份，對鮑君甫而言，并不是秘密。長時間接觸下來，他對共產黨人有了更直觀的認識，這一點非常關鍵——隱蔽戰線的工作，從來不是一句動員口號就能完成，往往靠的是一點點信任積累。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又在黨內斗爭中幾上幾下，權力爭奪愈演愈烈。1928年10月，他重新出任國民黨軍隊總司令，并當上國民政府主席，隨即加強對共產黨和黨內異己的鎮壓。為了掌握情報、鞏固統治，蔣介石讓陳立夫負責建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這是國民黨早期的重要特務機構之一。

上海向來是風云匯聚之地，各路軍警憲特盤踞，成為調查科布置勢力的重點城市。陳立夫物色人選時，楊劍虹便推薦了鮑君甫。經過運作，鮑君甫參加了中統系統，并改名為“楊登瀛”，以調查科駐滬特派員的身份活動。

不得不說，這一步，對他來說風險極大。加入特務機關，表面看是仕途上升的機會，實則與血腥鎮壓緊密相連。而鮑君甫本人的內心非常矛盾，一方面看透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弊病，不愿真心賣命；另一方面，對共產黨雖然好感漸濃，卻還未完全信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不做選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這種情形下，中共中央特科作出一個關鍵決定：爭取他，變“敵人系統中的干部”為己所用。1928年5月的一晚，陳賡與鮑君甫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秘密會面。那時的陳賡，已在黨內和軍界頗具威望，其傳奇經歷，鮑君甫早有耳聞。

兩人交談時間不短，內容自然不可能有記錄留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次談話，改變了鮑君甫的人生軌跡。最后，他答應為共產黨提供情報，繼續在調查科工作，同時爭取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和租界情報機關，并與中共特科保持單線聯系。

為配合這一身份，組織還安排連德生擔任他的“保鏢”，負責與陳賡等人接頭。為了維持他在敵營中的體面和活動空間，在經費極為拮據的情況下，中央特科還為他配置了一輛別克轎車，幫助他在上海上層社會中立穩腳跟。

公開場合，他是“中統駐滬特派員楊登瀛”，出入軍警機關、上流社交場；暗地里，他卻把大量情報源源不斷送到共產黨手中。為了讓他在中統內部建立“戰功”，特科甚至有意提供一些已經轉移、或無關緊要的“活動據點”，讓他帶隊“破案”，以此贏取陳立夫等人的信任。

這種雙重角色，風險之大，不難想象。一旦暴露，等待他的不會只是牢獄之災，而是毫不留情的清算。

三、“請陳賡同志作證”的背后

鮑君甫在隱蔽戰線上的作用，很快體現出來。

1929年11月，共青團江蘇省委在上海秘密開會，會址被敵方偵知，英租界巡捕房預先埋伏便衣，任弼時因情況突變被逮捕。經過拷打、威逼，敵人始終查不到他與共產黨之間的確鑿證據，但仍將他當作嫌疑人關押。

黨中央隨即指示中央特科設法營救。陳賡接到任務后，找到鮑君甫，讓他利用與英捕房的關系出面交涉。鮑君甫對英方稱，被捕者是他手下的人。對于這些機構而言，中統駐滬特派員開口，總要給幾分面子。就這樣，任弼時得以脫險。

1930年春天，又發生一起極為兇險的事件。黃埔一期生黃第洪，從蘇聯學習回國后，向蔣介石“告密”，表示愿意脫離共產黨，“改過自新”，并主動交代周恩來接觸他的時間與地點。蔣介石見到這封信十分高興，馬上令陳立夫、徐恩曾嚴密部署，準備設局抓捕周恩來。

在他們看來，辦這件關鍵任務，非“可靠又能干”的鮑君甫莫屬。意想不到的是，這位中統骨干，將第一條“情報”，卻送給了共產黨——他立刻向特科發出“警報”，提醒務必確保周恩來人身安全。

按照約定暗號，他出面與黃第洪見面，摸清對方叛黨的真實意圖。周恩來高度重視這件事，在確認事實后，為防止對黨中央造成更大危害，最終作出處決黃第洪的決定。這次事件之所以沒有演變成嚴重后果，鮑君甫提供的預警信息，作用非常明顯。

比這些具體事例更關鍵的，是1931年之后的危險局面。那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把大量組織機密交給國民黨，上海的地下網絡遭受嚴重破壞。顧順章對鮑君甫等秘密關系，也非常清楚，一旦開口，后果不堪設想。

在這種極端嚴峻的形勢下，組織仍堅持與鮑家保持聯系。由于面見風險太高，陳養山多次通過電話、約在外面會鮑君甫的妻子，一方面安撫情緒，一方面轉達核心意思：不要逃跑，即便被捕也不要開口，只要不自我暴露，國民黨不敢輕易動他，并留下接頭暗號，保證有困難可以找上門。

后來果然不出所料，因顧順章告密，鮑君甫被捕，關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面對審訊，他始終只用一句話應對：“我的事，顧順章完全知道，我沒有什么好講。”既不主動自我辯白，也不指認他人。對隱蔽戰線來說，這種“寧可不說”的態度，遠比漂亮的口頭保證更重要。

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后，張道藩暗中運作，鮑君甫被釋放。對國民黨特務機關來說，他仍是可利用的工具，所以又有意再次逮捕，讓他在監獄中做勸降工作。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他與被捕的陳賡，在獄中相遇。

1933年，陳賡被關押在南京，監號條件很差。鮑君甫通過關系，把陳賡從丙級號房轉到條件較好的甲級號房，盡力在有限范圍內給予照應。對當時處境而言，這種“照顧”，價值遠超過表面看到的一床被褥、一口熱飯。

有傳記記載，陳賡曾在獄中對他說：“今后共產黨要得天下的，到那時我們絕不會忘記你。”這句話，在當時聽來，也許更像是一句安慰，但多年之后，確實通過一個個具體行動兌現了。

鮑君甫自己也有一句話流傳：“哪怕明天就叫我上刀山下油鍋，我也絕不會后悔交了你這樣一個朋友。”話是否逐字如此已難完全核實，但從后來的表現來看，他在獄中的確沒有出賣組織工作，頂住了酷刑和利誘。

抗戰全面爆發后，鮑君甫被任命為南京反省院副院長。那時，他既不再參與中統一線特務活動，也已經與中共失去聯系。表面是“偽職”，實際更多像被安置在一個邊緣位置。等到1949年解放軍進城時，他早已脫離了曾經的權力漩渦，只是在南京街頭擺攤賣紙煙，以文人之名寫寫文章，過著清苦日子。

這一段身份變化，看上去平淡，實際上埋下了新中國成立后審查時的巨大隱患。

四、從“重刑”到“管制”，再到生活救助

1950年10月，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鋪開。1951年初，南京市人民政府發布布告，要求凡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者，都必須到公安機關登記。為了穩定人心，有關部門反復宣傳“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主動站出來。不少有過復雜經歷的人，或是心存僥幸，或是對新政權了解不足，遲遲不肯登記。登記期限一到，拒不登記的，公安機關依法逮捕。鮑君甫，就在這份名單之中。

在官方檔案里，他曾任國民黨政府感化院、反省院院長，又有中統背景，屬典型的“反動機關負責人”。在不了解其隱蔽戰線經歷的情況下，審判機關自然將他視為重點處理對象。經初步審查后，有關領導傾向于對其處以重刑，這在當時并不令人意外。

形勢異常嚴峻，鮑君甫不得不把那些塵封多年的經歷再次說出。他在庭上陳述：自己從1920年代起，就按中共安排打入敵人內部，1930—1931年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滬辦事處任職，是經中央特科負責人同意的；在上海期間，多次提前通風報信，幫助共產黨員轉移；后來因叛徒告密被捕，與陳賡關在同一看守所；出獄后失去聯系，但從未叛黨、從未告密，請求法院調查，并“請陳賡同志作證”。

聽到這里，南京市人民法院時任院長鞠華，意識到這件事不能草率定性。于是，法院兩次致函時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陳賡，請其核實鮑君甫自述。由于當時陳賡正忙于國家事務，加之通信條件限制，這些信轉折輾轉，直到1951年11月才送到他手里。

陳賡收到信后，很快回函。信中王字不多，態度卻很明確：確認鮑君甫自1927年前后即與中共有聯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與自己有密切配合，對黨有“頗大”貢獻，并指出與其在南京憲兵司令部同獄這一情節屬實。至于他后來擔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期間的表現，陳賡坦言“不詳”，建議“注意，管制為好”。

這封信，既如實反映已知情況，又沒有作過度辯護。對于審判機關來說，這是重要依據，但不是唯一憑據。南京市法院隨后又進一步向黨的高級干部和有關部門調查，收集多方證言，印證他在上海時期的隱蔽工作情況。

經反復研究，法院決定對鮑君甫改判：予以釋放，判處管制一年。這意味著他不再以“反革命罪”重刑入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監督。這一轉折，與其早年的隱蔽戰線工作，與陳賡的那一封確認信，有直接關系。

獲釋后，問題馬上浮出水面——生活無著。反省院院長的舊日風光早已不在，擺攤賣煙的小本生意供不起一家人開銷。到了1952年，他的生活已相當窘迫，只能勉強維持。

這時，一個多年未見的名字再次出現。曾經在上海出入鮑家的“學日文青年”——陳養山，此時已經是司法部副部長。他得知鮑君甫現狀后，專門寫信給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重申鮑多年前對黨的貢獻，并提議給予必要救濟，在信中還提到，已與陳賡商量，希望能想辦法幫上一把。

即便有這些關照，生活問題依然不容易馬上解決。1954年，迫于現實壓力，鮑君甫終于給遠在軍中的陳賡寫信，以戰友名義，直言困境，希望在生活上得到幫助。這封信，既有無奈，多少也帶著一種試探——過去的那些承諾，是否還算數？

陳賡收到信后，很快回信，說自己解放后曾托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照顧他，相信當地會有所安排，并表示“有機會再見”。從字面看，這封回信并不鋪張，語氣平靜，實際卻打開了后續一系列具體幫扶的通道。

1955年3月，國務院根據陳賡提議，派人專門到南京調查其生活狀況。調查結果表明，他確實缺乏穩定收入。經陳賡提議，并征得李克農、羅瑞卿同意，自1955年5月起，由南京市公安局每月發給他100元生活費。這在當時，是一筆能保證基本體面的數額。

1956年3月，陳賡又寫信邀請鮑君甫赴京參觀，特意交代南京軍區安排旅費。隨后，總參辦公廳批準，由南京軍區派人護送他前往北京。到京后，他受到陳賡大將、陳養山部長等人的親切接見，被安排在協和醫院裝假牙，添置呢料制服和皮鞋，在北京逗留了約三周。

臨行前，他與陳賡、陳養山等人合影留念。對他而言，這是一次極具象征意味的旅程：從昔日的秘密線人，到新中國國防部大樓里的正式會客，他過去那些隱蔽卻真實存在的貢獻，終于以一種看得見的方式被確認。

此后，每逢陳賡到南京，總要抽時間探望鮑君甫，關心他的生活。1956年后，南京軍區還為他增加50元生活補助。這樣的安排一直持續，直到1961年陳賡在上海病逝。

有人或許會好奇：對于一個曾在舊政權任職、又在隱蔽戰線中扮演復雜角色的人，新中國為何要這樣照顧？理由并不復雜：在最困難、最危險、最易被背叛的時期，有些人選擇了站在共產黨一邊，并為此承擔巨大風險。對這種選擇，哪怕后來有種種曲折，組織也不能視而不見。

1969年12月，鮑君甫在南京去世，終年68歲。彌留之際，他對子女再三叮囑：“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么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總理是知道我的……”這句話，說得頗為復雜。既有自我辯解，也流露出一種長期身份模糊帶來的困惑。

后來，周恩來得知他的遺言，明確指示有關部門，要照顧好其家屬。甚至在1976年重病期間，周恩來還提到一些不為大眾所知的名字，其中就包括鮑君甫，特別囑托“不要忘記那些在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

對旁觀者來說，鮑君甫的一生，充滿矛盾：既在國民黨特務系統任過職，又曾為共產黨提供關鍵情報；既在偽機關擔任重要職務，又在白色恐怖中不曾出賣組織；既非共產黨黨員，又在最險要處承擔了不亞于黨員的風險。用他自己的話說，“自己也說不清到底算什么人”，這種說不清，正好折射出那個年代隱蔽戰線復雜而真實的一面。

從1954年那封求助信，到后來得到的種種關照，表面是個人際遇的轉折，背后卻是一種承諾的兌現——當年在監獄里那句“不會忘記你”，并沒有停留在口頭。對于經歷過大起大落的一代人來說，這種記得住恩情、看得清往事的態度，本身就是那個時代政治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