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彥波：上任就炸毀當地地標，外號耿拆拆，百姓先罵后贊永難忘

1990年代初的晉中盆地，冬天的風帶著煤灰味兒刮過靈石、榆次和大大小小的煤礦鎮。礦燈一盞一盞亮起來，黑壓壓的礦車出山，又在鐵路線上排成長龍。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后來被叫作“耿拆拆”的縣長，第一次在地方官場露面，他后來折騰的那些城墻、河道、新區、古城修復，種子都埋在這段時間。

在很多人的記憶里，耿彥波的形象，總是和“拆”“建”綁在一起。炸煙囪、封小煤礦、推舊樓、修古城墻、挖河道、造新區，他似乎永遠在折騰。而更有意思的是，罵聲常常先到，夸贊總是來得很晚。有的地方罵了五年，等他要走了，送行的人卻把街堵得水泄不通。

耿彥波1958年出生于山西祁縣，1970年代末恢復高考后進入大學，之后回到山西，從基層一步步干起來。到了1990年代，他走上縣長崗位，時間點卡在一個關鍵時期：舊的資源型發展模式已經顯出疲態，新的產業和城市觀念卻還沒完全成形。這個時間差，給了他施展拳腳的空間，也埋下了日后爭議的伏筆。

有些人形容他“命里帶城”，走到哪兒，哪個地方的城，就會被他翻個底朝天。從靈石到榆次，再到大同、太原，他任職的軌跡幾乎覆蓋了山西城市化進程里幾處關鍵節點。回頭看這條路線，會發現他做的事高度相似：重構城市骨架，重寫空間格局，既動資源，又動歷史。

不得不說，這樣的官員在地方并不多，敢大拆大建的更少，能承受罵聲還不松手的就更是稀罕。也正因為此，耿彥波的名字，在不少山西人的茶余飯后，很難繞開。

一、從靈石起步：關煤礦、修老院子

上世紀90年代初，靈石縣還是典型的煤炭縣。小煤礦遍地開花，產量不算太大，污染卻一點不少。礦區上空常年灰蒙蒙，煤車轟隆隆碾過街道，房檐上落的不是灰塵，而是黑粉。那時候，誰要是說“關煤礦”，在不少人眼里簡直就是“砸飯碗”。

耿彥波擔任靈石縣長時，就在這樣的氛圍下，提出了關停一批小煤礦的想法。有人當面就說：“現在靠煤吃飯，你把礦關了，財政靠啥？工資誰發？”在那個年代，這樣的質疑一點不委婉，直接擺在會上。

他卻堅持認為，小煤礦粗放開采，對資源是浪費，對環境是透支，短期看掙了一點錢，長期看埋下的坑難以想象。關礦，是割肉，也是止血。

與此同時，靈石的另一個“寶貝”開始進入他的視線——王家大院。這個修建于清代的晉商大院，當時破損嚴重，院墻斑駁，屋頂漏雨，很多人覺得不過是“幾處舊房子”，遠不如開個煤礦來錢快。有人冷冷地說：“修這個有啥用？又不能拉煤又不能發電。”

耿彥波卻看重它背后潛在的文化和旅游價值。他主張投入資金對王家大院進行系統修復，整理院落、修補木雕、完善周邊道路和服務設施，把一處“破大院”當成一個未來產業來布局。這在當時，確實顯得有點“不務正業”。

關礦修院子兩件事放在一起看，邏輯就明顯了：一邊壓縮高污染、高風險的小煤礦，一邊培育文化旅游和新型工業，讓縣域經濟逐步從“只靠挖煤”轉向多元發展。這樣的思路，很多年后才被更多地方接受，但在靈石，耿彥波算是提前走了一步。

后來，王家大院被評為國家4A級景區，游客一年比一年多，靈石逐漸形成以煤炭、文化旅游、新型工業并行的格局。當年那些質疑“修破房子”的聲音，慢慢變成“沒想到吧”的感嘆。有人回憶起那段時間，只說了一句：“當年我們以為他瘋了，現在才知道，他是把棋下在后頭。”

二、榆次“造城”：被罵“拆拆”，又被認作最想念的書記

如果說靈石是試水，榆次就是放大版。時間來到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耿彥波調任榆次（當時為縣級市，后為晉中市榆次區）任職。和靈石相比，榆次離省城更近，發展壓力更大，問題也更集中：老城狹窄，基礎設施落后，工業布局雜亂，環境質量不佳。

在這里，他的“造城思路”開始成型。修路、拆違、建新城，幾乎同時展開。那些年，榆次人常見到的場景，是推土機、挖掘機和施工隊連成一片，有的街巷一夜之間就圍上了圍擋。有人心疼地說：“這還是從小長大的老榆次嗎？”

針對老城擁堵和功能雜糅的局面，耿彥波提出建設“榆次新城”的設想，將部分行政、居住、產業功能逐步向新區域轉移，老城則重點改善環境和完善生活服務。簡單說，就是從一城擠成一團，變成一老一新的雙核結構。

在推進過程中，大拆大建難免動到很多人的利益。有的居民不滿拆遷補償，有的商戶擔心搬離老城后生意受影響，在街頭巷尾罵聲不絕：“整天拆拆拆，這書記以后就叫‘耿拆拆’好了。”這個外號，就是在這樣的情緒里被喊出來的。

爭議最大的，恰恰在于節奏太快。有干部私下問他：“步子是不是邁得有點大？大家反彈挺厲害。”據知情者回憶，他只是回了句：“發展拖不得，心里有數，賬總得算到二十年后。”

在榆次，新建道路一條接一條鋪開，綠地和公園開始出現在不少人以前從沒在意的空地上。工業布局也做了調整，一部分高污染企業被逐步搬離，一部分新型產業項目被引進進來。城區擴展了，但并非簡單攤大餅，而是按照功能分區重組。

2004年，耿彥波調離榆次。這一年之后，網絡論壇開始普及，百度“榆次吧”里逐漸有了一個有意思的共識：他被不少當地網友評為“最讓榆次人想念的一任書記”。很多早期罵他“耿拆拆”的人，回憶起那段時間，又會說：“罵是罵過，后來發現，城是真變了。”

有意思的是，“耿拆拆”這個外號并沒有在此時消失，反而從榆次一路跟到了大同、太原，只是語氣里，多了幾分復雜和矛盾，不再只是發牢騷，更多帶著某種認命式的認可：來了就要拆，拆完多半會建點什么。

三、大同激變：一軸雙城、御河與古城墻

時間來到2008年，大同的轉折點。

2008年，耿彥波調任大同市市長。那一年，大同還是全國有名的煤炭重鎮，但資源枯竭的陰影已經顯現。老城區房屋密集破舊，基礎設施薄弱，城市形象嚴重依賴煤炭工業的“黑金光環”。很多外地人對大同的印象，停留在“礦車”“灰塵”“老窯爐”。

就在此時，一個極具沖擊性的構想在市里提出——“一軸雙城”。所謂“一軸”，就是自北向南穿城而過的御河；“雙城”，是以御河為界，將大同分為西側的古城保護區和東側的現代化新區。西邊修復明代古城墻、整飭古城街巷和文保單位，東邊建設御東新區，打造新的城市中心。

問題在于，這個構想幾乎要把這座城市重新“拆開再拼一遍”。老城區要大面積騰挪空間，新區要從無到有拔地而起，御河要從一條多年斷流、淤塞嚴重、生態破壞的“臟水溝”，變成城市水系大動脈。難度可想而知。

更具爭議的一幕，發生在他上任不久：一些被視作“地標”的舊建筑、設施被拆除甚至爆破。對于習慣了老大同樣貌的市民來說，這種動靜無異于“動刀子”。有人氣憤地說：“剛上任就炸地標，這還是不是咱大同人？”

在規劃中，御河不再只是穿城而過的自然水體，而是城市發展的主軸線。2009年，圍繞御河的大型水利和城市工程啟動，被概括為“一河三庫一湖”——整治河道、配套水庫、建設湖泊，既要改善水環境，也要建立起城市供水和調蓄體系。

那時候的御河，有些河段早已斷流，河床淤積，沿岸雜亂建筑林立，談不上景觀，更談不上承載城市發展。要把這條河重新盤活，既是水利工程，也是城市工程。河堤加固、截污、疏浚、綠化，一環扣一環，大同的工地晝夜不息。

與河道改造同步進行的，是古城的修復。大同古城墻在明代形成完整體系，此后歷經戰亂、拆改，已殘破不堪。耿彥波主張按盡可能接近歷史風貌的方式進行整體連綴修復，同時對城內街巷肌理進行整治，對華嚴寺、善化寺等重點文物單位進行系統保護和環境提升。

這一系列舉措的投入極大。公開數據中，大同古城修復工程總投資超過百億元，而那幾年大同的年度財政收入也就幾十億元級別。有人憂心忡忡：“這么折騰，會不會把財政拖垮？”也有人尖銳地提出：“是要臉面還是要日子？老百姓是要看古城，還是要看錢包？”

耿彥波面對質疑，態度并不柔和。在一次采訪中，他話說得很直：“在任上做官，還是在任上做事？如果前怕狼后怕虎，什么也干不成。”這句話后來被很多人引用，也引來更多爭議，有人說這是擔當，也有人說是“只顧往前沖”。

他在大同的工作節奏極快，幾乎所有參與過的人都有類似印象：工地上經常能看到市長，凌晨一兩點查工程，白天開會，晚上調度。有人打趣，說在大同“想見局長難，想見市長反倒容易”，因為他經常在各個工地轉。

網絡上流傳很廣的一段紀錄片鏡頭，就定格在他任大同市長的時期。某次會議接近尾聲，門忽然被推開，他的妻子任麗沖了進來，根本不顧在場多少人，當著一屋子干部，眼含淚光質問：“你還要不要命了？”語氣里滿是壓抑太久的憤怒和擔憂。

原來，頭天他開會到凌晨兩點，早上四點又上工地，之前還曾因勞累過度在工地上暈倒。任麗幾乎是帶著控訴的口吻說：“誰能讓他休息一兩天，我都要謝謝他。”場面一度有些尷尬，卻也真實地暴露出這位“拼命三郎”式官員的工作狀態。

他給出的回應很簡單：“只要在這個舞臺上，就要拼命干，這是職責。”這話聽上去有點“軸”，但多多少少解釋了他在大同這五年里那種近乎瘋狂的推進速度。

2013年前后，當他在大同的任期接近尾聲時，城市的變化已經肉眼可見。御東新區道路寬闊，高樓拔地而起；古城墻一段段連成整體，夜色下燈光映照，城廓輪廓清晰；御河兩岸綠地成片，河水重現流動感。對于親歷大拆大建的人來說，這種變化既新鮮，又有些陌生。

耿彥波離任那天，大同街頭出現了一幕頗具象征意味的場景：不少市民自發來到街邊、廣場，有人舉著“耿市長，大同人民感謝你”“歡迎耿市長常回家看看”的橫幅。有老者感慨：“罵也罵過，不過還是不希望他走得這么快。”

也正是在大同，“耿拆拆”的外號徹底打響。他上任就炸地標，拆舊樓、動古城、挖御河，先挨罵，再被部分人肯定，這種“先罵后贊”的節奏，在此后被頻頻提起。

四、太原修路：快速路、地鐵與汾河兩岸

2013年，耿彥波調任太原市，擔任市長。太原是山西省會，人口規模、經濟體量都遠高于他此前待過的地方，問題也更復雜：交通擁堵，環境質量差，城市空間布局不合理，老舊小區成片分布。特別是交通，被不少太原市民稱為“老大難”。

在這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塊：快速路、地鐵、汾河環境整治。

太原長期依賴傳統道路網絡，主要干道擁擠，早晚高峰動輒“車挪一步看三遍手機”。為改善這種局面，多條快速路項目被提上日程，立交橋、下穿、主輔路系統一起規劃。有市民半開玩笑說：“耿市長一來，太原成了大工地。”

快速路建設避免不了拆遷。有居民對補償標準不滿，有商戶生意受影響，對施工方和政府都有意見。抱怨最多的時候，網上留言一片：“怎么到哪兒都是先拆再說？”

與此同時，太原地鐵也進入關鍵時期。作為省會城市，太原長期沒有地鐵，城市公共交通承壓嚴重。推進地鐵項目，投資巨大，周期漫長，對地面交通影響也很明顯，施工圍擋讓不少路段雪上加霜。有反對者認為，短期內負擔太重，擔心加重地方債務。

在公開報道中，耿彥波幾乎每周都會到地鐵和快速路施工現場，了解進度，協調問題。有一次，因施工占道嚴重影響周邊居民出行，他在現場會議上要求施工單位調整方案，壓縮施工周期，優化繞行路線，“不能只顧工程，不想人怎么走”——在參與者的轉述中，這類話并不少見。

汾河兩岸的治理，則是他在太原城市環境方面的重點之一。汾河流經太原，是城市重要景觀和生態廊道，但多年工業和生活污水排放，讓河水和兩岸環境問題突出。他推動沿岸截污、綠化、景觀帶建設，讓河岸從“臟亂”一點點向“開敞、宜游”的方向轉變。

爭議依舊不曾遠離。一部分人認可他修路、建地鐵的勇氣，認為“有這個魄力的市長不多”；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節奏過快，項目過多，擔憂財政壓力和城市后續運營成本。支持與反對的聲音，在太原街頭和網絡空間并行存在，“耿拆拆”的外號再次被喊起，只不過這一次，更多人是在交通堵車時半罵半笑地提起。

從靈石、榆次到大同、太原，耿彥波的行事風格并沒有太大變化：敢拆、敢建，習慣用大工程、大規劃來重塑城市格局。這樣的模式，有其局限，也有其成效。有人覺得他太“猛”，有人則覺得，城市發展總要有人“拔闖一回”。

五、洪水中的御河：一條河檢驗一座城

時間來到近幾年，大同再次因為御河被放到公眾視線中。

由于上游來水持續增加，御河城區段水位上漲，水流急促，大同進入洪水過境的關鍵期。相關部門啟動巡查和交通管制，一些城市路段臨時封閉，媒體鏡頭對準了河道和堤壩。對大多數市民來說，這一幕再熟悉不過——只是這一次，御河不再是當年那條斷流、淤塞的河。

在這場洪水考驗之前，御河已經經歷了十多年的整治和重塑。加固后的堤防、拓寬疏通的河道、水庫與湖泊形成的調蓄體系，一起構成了城市的防洪骨架。洪水水頭從北往南壓來，河水在河槽內翻滾，堤外城市依然運轉，只是稍顯緊張。

不少大同人站在堤上，看著河水，有人低聲說了一句：“要不是當年那一通修，今天可就懸了。”這句話未必精確概括所有工程效果，卻至少說明了一點——當年那場圍繞御河展開的“大手術”，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了它存在的意義。

洪水期間，耿彥波的名字再次被頻繁提起。有的老市民說：“當年嫌他折騰，現在想想，還好折騰了。”也有人保持謹慎，認為城市治理從來不是一勞永逸，工程經得起一次洪水，不等于永遠無虞。

值得一提的是，御河不僅是防洪體系的一環，也是大同空間結構重構的軸線。以河為界，一側是修復后的古城，城墻完整，文物古跡點綴其間；另一側是御東新區，道路筆直，樓宇林立。這種“古今對望”的格局，讓城市有了更為鮮明的層次感。

華嚴寺、善化寺所在的古城區域，通過環境整治和文保工程，逐步成為游客常去之地。大同古城整體保護和利用的模式，也在學界和業界引起不小關注。有學者評價，這種恢復性修復在細節上仍有爭議，但對古城整體格局的維護起到了關鍵作用。

從結果看，大同古城已經成為熱門旅游目的地之一，御河兩岸的景觀帶成為市民休閑常去之地，城市形象與十多年前相比已大不相同。當然，關于投資規模、資金來源、后續維護成本等問題的討論，并沒有因此消失，甚至在某些專業圈里愈發具體。

六、外號與評價：先罵后贊的“耿拆拆”

在地方政治人物中，能被老百姓喊出綽號，并流傳到多個城市，本身就說明一點：這個人，做的事情既大又扎眼。

“耿拆拆”“耿旋風”“拼命三郎”，這些稱呼，既有調侃，也有褒獎，還有不小的無奈。拆遷戶眼里的他，可能是“來就拆房子”的官；在工地夜里遇到他的工人，看到的則是“凌晨一點還在檢查”的市長；對普通市民來說，印象往往集中在“城市變樣子”的那幾年。

支持者看重的是執行力和魄力，認為他敢于啃硬骨頭，不怕得罪人，能夠推動長期壓著不動的項目落地。他們會說：“你不管喜歡不喜歡，起碼這些年，城是實實在在變了。”在資源型城市轉型的背景下，這樣的推動力尤為難得。

反對者則擔心，“造城運動”容易走向形式化，熱衷大廣場、大路網、大廣場景工程，忽視了產業支撐和民生細部。有聲音認為，大拆大建短期確實能改善城市面貌，但長期運營成本高昂，財政壓力不可忽視，部分項目可能會出現利用率不足的問題。

在爭議中，有一段話頗有代表性。有人問他：“外面既有人叫你‘耿瘋子’，也有人叫你‘耿菩薩’，你怎么看？”據傳他的回答很平靜：“任上，沒有虛度年華，沒有浪費職位，這就夠了。功過自有后人評說，工作寫在大地上，政績在老百姓口碑里。”

這類話語聽上去有點“硬”，卻與他一貫的風格相符。對他而言，官位是一段有限的時間，能做多少事，就壓在這幾年里完成。這樣的心態，讓他在每一個崗位上都選擇了“重手術”。

2010年代后期，耿彥波逐漸淡出一線崗位，進入退休狀態。此時回看，他從靈石到榆次，從大同到太原的軌跡，幾乎可以排列出一條山西城市化總體進程的線索：資源型縣域轉型、縣級市擴展、新興城區崛起、省會城市更新，每個階段，他都參與其中。

有人認為，他這一代地方官員身上帶有濃厚的“工程師式”烙印：相信規劃，相信基礎設施，相信通過大工程來帶動經濟和城市結構調整。這種思路，在特定時期確有成效，也難免留下需要后續彌補的空白。

耿彥波退休后，他工作過的這些城市并沒有停下腳步。靈石圍繞王家大院不斷延伸文化旅游鏈條，榆次的新舊城區逐步融合，大同古城和御河沿線日益成熟，太原的快速路和地鐵系統逐步完善，汾河兩岸成了市民常去散步的地方。

當然，這些變化并不完全歸功于某一個人，更多是多屆班子接續努力的結果。不過在不少當地人的記憶里，那些塔吊林立、道路重鋪、古城修復、御河拓挖的年份，確實和一個名字緊密綁定——耿彥波。

“先罵后贊”也好，“一拆到底”也罷，外號終究只是外號。真正留在城市肌理里的，是被重畫的街區，是被修復的城墻，是在洪水中撐住的堤壩，是每天車流滾滾的快速路。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變化，構成了他在山西多地任職時最具體的注腳。

對那些親歷過大拆大建年代的人來說，無論評價如何，很多細節已經刻進日常記憶：某個被炸掉的老地標，某條新開的大道，某次因施工繞路留下的抱怨，某個夜里遠處傳來的爆破聲。等歲月再往前推，能記住名字的人或許會變少，但那些改變過城市面貌的工程，卻會以另一種方式留在地方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