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當兵，我奉命給所長送了23張支票，所長看到后卻哭笑不得

1979年冬天，我入伍到了楊村的一個空軍雷達修理所，成了一名戰士。我是山東青島人，說話帶著很重的青島口音。到了部隊以后才發現，所里幾十個干部戰士，哪兒的人都有，有說四川話的，有說湖南話的，也有說廣東話的，還有五臺山那邊來的兵，說話更難聽懂。差不多過了半年，我才慢慢能從大家五花八門的方言里，看著對方嘴型，連猜帶蒙，大概聽明白他們在說什么。
我曾經跟著班長和技師去天津出過兩次任務。當地人說話雖然和部隊里的方言不太一樣，但天津話屬于北方話，聽起來還算好懂。可后來有一件事，讓我真正領教了方言能鬧出多大的誤會。
那是1981年5月的一天，我和班長還有幾個戰友正在車間里修雷達裝備。指導員走進來，跟班長說派一個人去天津給所長送支票。班長看了看我們幾個，就對我說：“小寶，你準備一下，跑一趟天津吧。”我馬上應了一聲。

我跟著指導員到所部，財務室的劉助理也過來了，把一沓支票交給指導員。指導員轉手遞給我，說：“小寶同志，你跑一趟天津百貨大樓，把這些支票交給在那兒等著的李所長。”劉助理在旁邊提醒我，說這里有二十三張現金空白支票，是所長要的，讓我一定安全送到。
他后面說的話，讓我一下子緊張起來。劉助理告訴我，別看這些空白支票現在跟白紙一樣，只要在上面填上金額，那就是錢，想填多少就能從銀行取多少。要是落到壞人手里，人家想填多少就填多少，說不定能把部隊存在銀行里的錢全取走。
聽完這話，我頭上的汗馬上就下來了。我當時一個月的津貼才八塊錢，部隊在銀行里存了多少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部隊訓練、生活所有的錢都存在里頭。這下我覺著肩上像壓了千斤重的東西。
每張支票有四張不同顏色的單據，二十三張加起來就是將近一百張，厚厚的一沓。放在軍裝上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放褲兜里又怕不小心弄丟了。我一時不知道該怎么藏這些支票才安全。
劉助理看我緊張的樣子，就給我出了個主意，說實在不行，可以把支票用別針別在內衣上。我想了想，覺得這辦法行。回到宿舍，我脫了軍裝，找了好幾個別針，把支票結結實實地別在左腋窩下面。為保萬無一失，我又去找衛生員要了繃帶，把左胳膊吊在脖子上，裝成受傷的樣子。這樣一來，左手就一直搭在那兒，正好能捂住腋下。

從部隊駐地到天津百貨大樓有三十多公里。先要坐公交車到市區，然后再換乘別的車才能到。我把挎包從右肩斜挎到左胳膊下面，從外面把支票部位遮住。收拾停當之后，我就出了營區，擠上了去市區的公交車。
車上人不少。乘客看到我這個“受傷”的軍人，有兩個年輕姑娘連忙站起來給我讓座。我心里清楚自己是假裝的，哪好意思坐人家的位子，只能說不用了，站著就行。我擠到車廂后面，沒想到最后面一個大叔和一個小姑娘也站起來讓座。我挺感動的，就拉著他們一起擠著坐下了。
到了市區之后，我換乘去百貨大樓的公交車。市區里的人更熱情，看見我的樣子，又有人讓座。這次我沒再坐，一路上用右手抓著扶手，眼睛留意著四周。
在百貨大樓站下了車，我趕緊往大樓門口走。遠遠就看見所長站在那兒，正朝公交車站這邊張望。他看我出現，老遠就沖我招手，但等看清我這一身打扮，臉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小寶，你胳膊這是怎么啦？”他問。
我把所長拉到一邊沒人的地方，解開軍裝，從腋下把包得嚴嚴實實的支票取出來，遞給他：“所長，你要的二十三張支票全在這兒了。”
所長一聽，愣了一下，接著哭笑不得地說：“我哪里要二十三張支票了？”
這時候我才弄明白。原來所長打電話回修理所說要買器材，接電話的是四川籍的指導員。指導員把所長說的“兩三張”聽成了“二十三張”。所長說，你們指導員這是什么耳朵啊？
不過，所長對我這一路護送支票的做法倒是很滿意，說我挺會想辦法，人也機靈。我這次“喬裝打扮”送支票的事，在所里傳了好一陣子，大家都說我辦事小心、肯動腦筋。

后來指導員還專門給全所上課，用自己的經歷提醒大家，在部隊一定要講普通話，要把話聽準、問清楚，別鬧出這樣的誤會。
有時候，一句沒聽準的話，就能折騰出這么大的動靜。好在有驚無險。這件事讓我明白，在部隊里，溝通清楚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關鍵事情上，多問一句、確認一下，能省去很多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