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入烏克蘭腹地, 才懂這場戰爭如何重塑了烏克蘭人”

《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 汪倫宇、喻曉璇 | 前國際新聞記者

【導讀】俄烏沖突已成為21世紀以來全球地緣政治最劇烈的震源，反復的拉扯使得雙方不得不調整預期。由于難以形成反攻優勢，烏克蘭不再奢求短期內力挽狂瀾，而是希望憑借戰略縱深抬高俄軍推進成本。在此背景下，烏克蘭人的生活也被改寫：基輔街頭的咖啡館，殘疾的老兵與敲代碼的數字游民比鄰而坐；第聶伯羅的年輕人在高大寬敞的辦公室里通過電信詐騙為軍隊籌款；而哈爾科夫正為是否掛上班德拉的畫像而爭執。

這就是烏克蘭。戰爭在前線推進的同時，也在每個人的身份認同中劃下痕跡。本文作者于2024年兩次前往烏克蘭，探訪基輔、第聶伯羅、哈爾科夫、敖德薩等城市，與各個階層、職業、地區的烏克蘭人對話，試圖理解三年多戰火下的社會如何回應持續不斷的內外挑戰。由于篇幅關系，文章將分為兩期刊出，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三節。

本文為作者投稿，系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稿件，原題為《從搖擺的“橋頭堡”到遠去的“南方精神”：一次烏克蘭腹地之旅（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6年第17期 總第297期

從搖擺的“橋頭堡”到遠去的“南方精神”：

一次烏克蘭腹地之旅（上）

這是基輔戰火中的第三個年頭，洞穴修道院塔樓的金頂依然熠熠生輝。第聶伯河轉彎處，祖國母親手中的巨大盾牌早已改換了樣式，被三叉戟徽章換下的鐮刀錘子靜靜躺在巨像腳下的博物館大廳里，接受市民俯身審視。第聶伯河和基輔山丘之間的洼地波迪爾區位于老城，是古羅斯時期就興盛繁榮的商業區。夜幕降下，酒館餐廳燈火通明，街頭傳來絡繹不絕的歌聲。趕上周末，不少年輕人聚集在地標性的摩天輪下，圍著一個個自發組織的小樂隊跳起舞來，有時即使下了小雨也澆滅不了人群的熱情。當然，這些小型音樂會往往只有一個核心主題——為烏克蘭武裝部隊募集更多資金。

對于中青年烏克蘭人來說，整整十年的動蕩和巨變給了他們活在真實歷史中的強烈參與感。2014年無疑是一代人心中的分水嶺：政治價值向歐洲看齊，社會組織活躍發展；同時，克里米亞危機和頓巴斯沖突爆發，為如今的大規模戰爭埋下導火索。當我們向烏克蘭年輕人提問十多年前那場“廣場革命”的成就時，幾乎總能得到同一個答案——認同。

政務電子化、設立反腐局、公交去現金化、簽證便利、IT行業興起，這些都可能出現在談話對象的答案清單上。不過，在提及它們時，年輕人的嬉笑態度更像在報菜名，雖是一樁樁好事，卻不牽動任何深層情緒。但認同問題大不一樣，它指向的是某種終極答案，仿佛唯有10年前的那場街頭斗爭才解決了“我們是誰”和“要往哪兒去”的重大問題。談話一旦切入這個層面，對方的神態立馬嚴肅起來，臉上突然少了戲謔，多了沉思。就連今日戰場上不斷惡化的形勢，也沒有讓他們在回答這些問題時變得猶豫。恰恰相反，回望“廣場革命”十年，一種回頭路早已不復存在的決絕給彌漫的悲觀情緒注入了宿命感。

“你看看這咖啡館，從老板到女侍者，從常客到偶爾閃過的年輕打工人，這場戰爭都與他們息息相關。有人剛從戰場下來，少了條胳膊或腿，有人剛接到至親陣亡的噩耗，我們都不知道何時會輪到自己。”一位基輔地緣政治智庫的資深研究員和我們坐在堆滿書籍的咖啡館一角，啜飲著咖啡平靜地吐出了這幾句。這是他的“私人”座位和藏書，一旁狹小的空間里擠滿了留著長發打扮的嬉皮文青，和用耳塞屏蔽喧囂專心工作的數字游民。若不是談話主題被拉到了戰爭前景，恍惚間，這景象仿佛是巴黎左岸的午間閑敘。“特朗普的確讓美國180度翻轉，但戰斗到底是唯一選擇，即便最后變成世界大戰，烏克蘭也在所不惜。因為對于我們，這早已關乎生死。”研究員用一句讓我們背后發冷的話，打斷了不合時宜的跳脫走神。

與此同時，基輔市中心呼嘯而過的豪車過于扎眼，它們和烏克蘭人決絕的抵抗意志一樣讓人無法忽略。種種腐敗和特權丑聞并沒有被淹沒在令人悲傷的戰爭新聞中。公共空間之外，與主流聲音格格不入的低聲私語不時鉆入我們耳中。

首都的多重現實就像一道道疑云，遮蔽視線的效果不亞于籠罩在前線的戰爭濃霧，讓外人看不清這個抵抗之國的各種細節。為了盡可能抵近觀察，我們在2024年從不同方向兩次進入烏克蘭，探訪了中東部腹地的幾座主要城市，并與各個階層、職業、地區的烏克蘭人對話，試圖理解三年多戰火下的社會如何回應持續不斷的內外挑戰。

在哈爾科夫和第聶伯羅地區，巨大的危險正向兩座首府迫近，烏克蘭也傾其全力將它們打造為前哨重鎮，甚至視兩地的身份重塑為贏得戰爭的關鍵之一；敖德薩和尼古拉耶夫則位于傳統的南方地區，與多元文化和蘇聯記憶密不可分的“南方精神”已被視為異端，不過，水面下的暗流正加速涌動……

▍第聶伯羅：“獸人可不算人”

如果說“廣場革命”后的烏克蘭是所謂“歐洲價值觀”的東端橋頭堡，那么第聶伯羅則是親歐情緒輻射的最遠端。作為烏第四大城市，第聶伯羅在開戰后成了支援前線的節點樞紐。不管是送往東線的兵員物資，還是前方撤下的傷員和裝備，都會經過這座扼守烏克蘭母親河河曲的城市。

從全面入侵開始，第聶伯羅的公民組織就十分活躍，我們在基輔和其他城市多次遇見來自第聶伯羅的年輕人參與志愿活動。第聶伯羅也是“去共產化”最激進的地方，2015年波羅申科政府開始“去共產化”，2016年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即更名為第聶伯羅，速度之快讓當地人都沒反應過來。對比看，無論是東北的哈爾科夫還是南方的敖德薩，都不如第聶伯羅更能展示十年來烏克蘭腹地充滿戲劇性的變遷。

在市政當局工作的房東震驚于我們這時到訪，但我們倒是對街頭的表面松弛感到驚訝。盡管戰線就在一百多公里外，城市仍然維系著日常運轉。中心廣場上，人群熙熙攘攘，四處開挖的道路和地鐵工地也沒有掃了市民的興致，大家早習慣了工期動輒十年以上的市政工程。到了傍晚，濱河大道上行人密集，都是享受夏日悠閑的年輕人。如果要用什么詞匯來形容，外省氣質或許很合適。這是個處處彰顯地方特色的城市，彷佛有意展示與基輔的不同。第聶伯羅的博物館、展覽館和市政廳近年經過修繕，布展和敘事得到了現代化，花費的不少資金則來自Privat銀行背后的寡頭科洛莫伊斯基。市區內還有世界最大的猶太社區中心，自然也出自他的手筆。

當然，不時有印著“第聶伯羅—烏克蘭的前哨站”的巨幅海報提醒訪客戰事吃緊。蘇聯“南方”設計局遺留的Cyclone火箭漆成了藍黃配色，從太空探索先鋒化為俯瞰第聶伯羅前哨的“警戒塔樓”，佇立在被烏軍陣亡官兵紀念海報填滿的勝利公園旁。前總統庫奇馬曾在“南方”局主持過工作，它成就了具有傳奇色彩的蘇聯彈道導彈系列，而今卻成了俄羅斯最先進的“榛樹”導彈的打擊目標。

城里沒有什么比河右岸的Parus酒店更能具象化“前哨站”意象。勃列日涅夫親自下令建造這座展示蘇聯成就的氣派酒店，專門接待官員、代表和外賓。工程緩慢持續到80年代后期，結果卡在80%進度上徹底停工。解體后潦倒的居民從它龐大的軀殼中偷走建材來補貼生活，Parus成了蘇聯未竟夢想的象征。2014年后，酒店巨大的外墻被噴上藍黃兩色，臨河面配有一個大型三叉戟圖案，面向仍背負“東部”身份的左岸地區。它的所有者換成了“愛國寡頭”科洛莫伊斯基。

面對不可妥協的敵人，“前哨站”要做到攻守兼備。從2015年開始，新政府著力將第聶伯羅打造為“攔阻分離主義病毒的隔離帶”。時任總統波羅申科在頓巴斯發起了“反恐行動”（ATO），第聶伯羅責無旁貸，充當前進基地，烏軍傷亡者中來自第聶伯羅州的比例也最高。

乘火車去第聶伯羅的時候，我們錯過了正確的車站，于是和車廂里的乘客大眼瞪小眼，一路坐到更偏東的巴甫洛格勒。從車窗望去，巴甫洛格勒一帶的土地近乎完全平整，看不到龍牙等防御工事，這和咫尺外的頓巴斯很不同。第聶伯羅州東部的廠礦密度相對較低，缺乏防御依托，地形也比頓巴斯更平坦。這意味著一旦俄羅斯人真的突破防線，第聶伯羅河以東或將無險可守。假如俄軍在第聶伯羅州內長驅直入，前線烏軍有被分割為南（扎波羅熱、赫爾松方向）、北（哈爾科夫方向）兩部分的風險。

“只要第聶伯羅站著，烏克蘭就不會倒下”。主動上前攀談的安德烈個子不高，身材瘦削，像程序員一樣穿著牛仔褲和襯衫，手上晃蕩的啤酒讓他看起來有些悠閑。他是第聶伯羅人，一邊在物價偏高的基輔讀本科，一邊靠打零工補貼吃穿用度。不過他的打工方式有些特別。2023年初，通過老鄉介紹，安德烈加入了一個專門針對俄羅斯人的電詐團隊。

“我手上有至少一打‘獸人’中招，得來的錢大部分都捐軍隊了。前線指揮官還發來用捐贈的無人機轟炸‘獸人’的小視頻，太有意思了！”安德烈生硬的英語并未掩蓋臉上的興奮神色。“‘獸人’的錢變成無人機和炮彈，最后砸到他們自己頭上，想想就帶勁！”

起初安德烈的策略是假扮年輕貌美的女性，誘使那些稍有積蓄的中年俄男上鉤。在俄廣大的腹地有很多這樣的“客戶”，他們信息相對閉塞，比較容易上當。

如今安德烈將大部分課余時間花在這項“業務”上。只是隨著戰爭長期化，找好騙的對象也沒那么容易了。電詐者們需要不斷改換策略。安德烈坦言，他想辦法換了一家“雇主”，工作內容也變得更有“技術含量”了。安德烈們現在的方法是，先假扮警察電話通知受害者其銀行卡被盜用，然后再由扮為銀行專家的同伙接手。為了增加可信度，電詐團伙往往還掌握包含大量私人信息的數據庫，都是通過非法途徑從俄羅斯獲得。根據烏媒Strana的調查，有些實力雄厚的團伙掌握了很多軟件工具，憑借在當地的網絡甚至能冒用俄警方和銀行的電話線路，因此上當的人著實不少，平均100通電話里就有2~3人被騙。

除了“獸人”，安德烈還用“lokh”一詞稱呼受害者，這本是監獄囚犯蔑稱無辜平民的黑話。他坦言，基層員工們都身背KPI，平均一天需要騙數萬格里夫納（1格里夫納約合人民幣0.16元）。安德烈年紀尚輕，在體系里的位置不過是“銷售經理”，負責初步取得受害人的信任并進行首筆小額轉賬，在他之上還有“商業導師”“用戶留存經理”等職級。很多烏克蘭人會簡單地稱呼電信詐騙中心為“辦公室”。

受騙對象大都能分辨烏克蘭口音，即便來自傳統俄語區的安德烈也難以滴水不漏。因此公司安排了專人給基層員工矯正口音。每天早上，小頭目舉起大花臂帶大家高喊口號打雞血。為保持高昂的士氣，員工們常在休息時飲酒抽煙，或播放節奏感強的音樂，分泌腎上腺素來刺激工作效率。

“實話說，除了壓力大，有時我還蠻喜歡里頭的氛圍。”安德烈坦言，“我們都是學生或打工人，但坐那兒看著一串串數據和高大上的資料庫，彷佛一下變成了大投行的精英交易員和操盤手，就像在華爾街一樣。那感覺是挺美妙的，相比在學校上水課完全是兩個世界。”

安德烈的家鄉第聶伯羅正是詐騙網絡的集中區域。烏媒Strana曾做過調查，發現平均每通成功的詐騙電話能騙得80000盧布，而每個中心每天能打出3000~7000通電話。俄政府的說法則是平均每月記錄到300000個針對俄羅斯居民的詐騙電話。俄羅斯國有銀行Sberbank的行長甚至指責第聶伯羅是“歐洲詐騙之都”。

根據烏媒的調查，在“廣場革命”之后，第聶伯羅已有不少電詐中心，甚至在戰前就小有名氣。但現在，一股與戰爭密切相關的新力量迅速崛起。由于第聶伯羅是支前重鎮和交通樞紐，很多民族主義部隊的骨干都在那里長期停留。他們用各種方式籌資，其中一些人參與到了電詐網絡中。亞速系博主“第四帝國”的電報（Telegram）帖子中就時常發布這類招聘信息：

線下工作機會！我們計劃在市中心開設新辦公室。這是幫助前線的好機會！

年齡：18到30歲

男女不限

須掌握俄語

工作時間靈活

固定底薪

績效收入可達2000美元/每周

團隊由愛國者組成

外地員工包市內住宿

邀朋友加入可獲額外獎金

提供美味午餐

第聶伯羅蓬勃發展的電詐產業，似乎折射出澤連斯基政府、地方舊寡頭和民族主義軍事指揮官們之間的緊張關系。2024年夏，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的親信提申科（Tyshchenko，為葉爾馬克兒子的教父，此前因丑聞被踢出執政黨公仆黨，但仍為最高拉達議員）突然現身第聶伯羅，聲稱要重拳整治電詐亂象。他帶著一群“私人武裝”直奔電詐中心，其中包括基輔的警察。一番突襲后，他往電報頻道上傳了大量行動照片，炫耀“執法成果”。

很快，他在一家電詐中心遭到海妖營(Kraken，一個立場偏右翼的民族主義軍事單位)前資深網紅成員迪米特洛·帕夫洛夫的阻攔，結果事情變成鬧劇。提申科試圖搶奪帕夫洛夫的手機并逮捕他，卻被后者在網上直播控訴。事態升級后，各路自媒體和軍事博主紛紛討伐提申科。這些人和帕夫洛夫一樣，與民族主義武裝密切相關，有的甚至是精英單位的在役人員。鬧到最后，葉爾馬克不得不出面批評提申科，要求他離開最高拉達。提申科則得到了時任總檢察長科斯金和內政部長克利緬科的支持，這兩人都忠于澤連斯基，但在自由派和民族主義者中聲譽不佳。

亞速武裝的高級指揮官庫哈爾丘克（Kukharchuk）在近期訪談中堅稱，烏政府從電詐中心的“利潤”中獲得了可觀份額。在民族主義反對派看來，打擊電詐不過是政府試圖介入第聶伯羅地方政治、爭奪利益并包裝反腐形象的策略。

一些烏克蘭記者則認為，此類事件或許反映了多方勢力和澤連斯基-葉爾馬克集團之間愈演愈烈的利益沖突。隨著科洛莫伊斯基等舊寡頭政治影響力的衰落，他們在地方上留下的空間正被政府和新勢力覬覦，尤其是戰時崛起的自由主義和軍事民族主義精英兩大派系。

科洛莫伊斯基在“廣場革命”中看似選擇了愛國立場，支持西部陣營，但他在2016~2017年間曾推動對俄緩和，并支持明斯克協議，遭到自由派敵視，因為協議會讓頓巴斯重回烏政治舞臺，可能改變“廣場革命”精英選定的親西方軌道。自由派的紅線是，任何對俄接觸都不得違背烏加入北約的“國家意志”。2019年，科洛莫伊斯基大力支持新人澤連斯基，希望他能緩和俄烏關系，并使自己免受美國制裁。然而，澤連斯基勝選后不久停止尋求對俄妥協，反而與曾經的提攜者反目，不僅將科洛莫伊斯基大量資產國有化，更在2023年將其送入監獄。

同樣出身第聶伯羅猶太社群的大寡頭平丘克，2016年也曾通過美媒呼吁落實明斯克協議，主張暫緩入歐并放棄入北約以換取妥協。但在自由派強烈反彈后，他迅速轉彎，在戰前成功塑造出“親歐愛國寡頭”的形象。

到了現在，各勢力間的敵我劃分出現新變化。隨著前線苦戰，有索羅斯基金會背景的自由派NGO漸漸與曾經的盟友——本土右翼軍事組織產生了分歧。長期一線作戰讓不少亞速軍官對在后方大聲鼓噪愛國的NGO“勇士”、“反腐斗士”和意見領袖頗有微詞，這些人與美國民主黨關系緊密，常被右翼稱為“索羅斯分子”（Sorosites）。2024年初，烏克蘭媒體就曾曝光NGO人員逃避征兵的丑聞。然而，在當前烏克蘭的輿論場中，恰是這些人發出最強硬的鷹派聲音。

對于俄烏重啟談判的動向，自由派NGO人士普遍強烈反對。NGO背景的波特尼科夫甚至預測，假如和平到來，“親俄”、反軍事化的政黨又要主導政壇。為了避免噩夢般的“投降式”和平，愛國者們應采取一切手段，即使這會導致俄羅斯使用核武器。“假如核彈在烏炸響，特朗普可能會被拖入戰爭。這當然不意味著第三次世界大戰將在50天內爆發，但無疑事態會朝那個方向加速發展。是的，三戰是一種保存烏克蘭國家的可能途徑，因為在席卷世界的戰火中，邊緣地帶（的國家）總是容易幸存。”特尼科夫去年7月在社交媒體上寫道。他是典型的自由派中產意見領袖，長期擔任《烏克蘭真理報》的撰稿人，還受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索羅斯國際復興基金會的資助。

波特尼科夫絕非孤例，烏克蘭最有名的“獨立反腐斗士”沙布寧身邊聚集著一個更具代表性的小圈子。作為NGO“反腐行動中心”（AntAC）的負責人，他自2014年起完全依賴USAID和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的資助，“監督烏克蘭政治腐敗”。在2025年夏爆發的烏克蘭國家反腐辦公室NABU（2014年后烏克蘭為順應歐盟改革和打擊腐敗而設立的反腐專門機構，NABU內部的人事權由歐盟等西方主導的國際組織主導）與澤連斯基政府的沖突中，他批評澤連斯基推行“腐敗威權主義”，是“迷你普京”。

沙布寧等人不斷向政府施壓，要求讓其親信（如力推北約在烏設“禁飛區”的達里婭·卡列紐克）擔任國防部副部長等要職，并控制資金流。他還特別關注國家經濟安全局局長的職位，希望讓NABU成員Tsyvinsky出任，但立刻遭澤連斯基抵制。沙布寧所代表的反腐活動人士，得到了波羅申科的強力支持。同樣激進的還有烏軍在后方的“明星籌款人”斯特爾年科。他們都極力想給澤連斯基貼上“投降派”標簽。

盡管口頭高喊戰斗和動員，沙布寧等人的實際行動恰好相反。他很早就聲稱入伍，但有記者揭露他滯留基輔，頻繁出入高檔餐廳參加活動，同時每月領取約1400美元的軍餉。他的妻兒在美國以難民身份生活，每月享受津貼。2024年，澤連斯基政府加強了對這類活動人士的打擊，許多人被送往前線或調離要職。作為反擊，他們則積極推動針對政府的反腐調查。

血戰前線的亞速武裝也看不上這些在后方鼓噪的“愛國”活動分子。亞速武裝雖為俄羅斯死敵，近來卻逐漸對和平談判表現出意外的模棱兩可。有的亞速資深軍官對烏克蘭人口趨勢憂心忡忡。從其極右理念出發，人口、出生率、移民都是高度敏感的議題，長期的戰爭帶來大量傷亡和人口外流，讓民族的前景變得黯淡。于是，亞速賬號“第四帝國”近一年幾次在“電報”上呼吁談判，稱至少要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

“第四帝國”還與受歐盟、美國民主黨和福山等自由派學者支持的烏克蘭激進自由派政黨Holos爆發沖突，指責后者的議員僅代表0.01%的選民，卻敢于堅持恢復1991年邊界的立場。“這些混蛋必須被取代，他們根本反映不了真實的選民偏好，只不過在戰時吸國家的血，偷走本就不多的預算，然后再反過來嘲弄前線士兵和后方民眾。”

一度十分堅決的亞速系武裝指揮官比列茨基早在2024年年初就說：“任何條件下的停火本身不是壞事，只要我們能繼續專注于防務現代化。它不會導致災難，除非我們自己陷入無政府狀態和內戰。”這顯然與當時的官方立場（無條件現地停火）有所不同。到了九月，他的態度更直白，在采訪中明示停火“能提供（軍隊）重組的機會。（烏克蘭）可以伺機而動，采取類似阿塞拜疆在納卡沖突中的策略”。

近期的反腐風波將這些分歧和矛盾暴露在公眾視線下。NABU和反腐專門檢查官辦公室SAPO（2015年烏克蘭在歐盟要求下設立的機構，以換取歐盟給予烏克蘭免簽待遇。它主要負責支持和監督NABU發起的反腐案件調查）等反腐機構從人員組織、工作文化到資金上都深深打著新自由主義烙印，索羅斯的復興基金會公開表明了對它們的支持。在亞速等右翼軍事勢力看來，自由派在后方掀起的抗議活動影響社會穩定，分散公眾對前線危急形勢的關注。再加上一段時間以來和“索羅斯分子”的恩怨，亞速系武裝即便非常不滿澤連斯基政府，也不大愿意和他們攪到一起。

與此同時，身陷囹圄的科洛莫伊斯基再度發揮能量。“廣場革命”后，西方支持的反腐機構和NGO長期與他不睦。除了對俄曖昧之外，他還曾聯合一些政客，公開特朗普方提供的亨特·拜登等人的涉烏腐敗案信息，因而成為NABU的眼中釘（早在2016年，NABU曾公開過反特朗普的材料，引發所謂“通俄門”）。

然而，烏克蘭政壇從沒有絕對的敵人和朋友。明迪奇貪腐案*把NABU和科洛莫伊斯基都擺在反澤連斯基的位置。但借該案成功“清君側”將葉爾馬克趕出總統辦公廳后，NABU將矛頭對準了批評強制征兵以及在未來有“通俄”潛力的一些本土政客，如科洛莫伊斯基的親信、女議員Skorokhod和祖國黨黨魁季莫申科。他們被以腐敗罪名調查或指控。在這時，NABU似乎和澤連斯基政府進入緩和期，多個重要政府職位被NABU樂見的人選獲得。澤連斯基還連續會見了大西洋派（積極支持烏克蘭融入歐盟、北約和美國民主黨主導的跨大西洋議程的政治派別）和NGO網絡中的一些積極成員如前外長庫列巴、扎盧日內、“明星籌款人”斯特爾年科等。“索羅斯分子”掌控的媒體如《烏克蘭真理報》開始轉變畫風：“沒了葉爾馬克，那個好澤連斯基又回來了。”

（* 明迪奇貪腐案：明迪奇原是科洛莫伊斯基的商業伙伴，兩人同屬第聶伯羅歷史悠久且具影響力的猶太社群。2008年前后澤連斯基經明迪奇牽線結識科洛莫伊斯基，明迪奇還深度參與澤連斯基的Kvartal95工作室。自由派媒體和議員認為，明迪奇“背叛”了科洛莫伊斯基，將其商業機密泄露給澤連斯基，導致其資產被國有化。作為回報，明迪奇雖卷入能源和無人機產業的腐敗丑聞，卻始終得到庇護。而澤連斯基對反腐機構出手的直接導火索，正是NABU通過特殊手段獲取了明迪奇公寓中的錄音。此后自由派媒體開足馬力，矛頭直指澤連斯基和葉爾馬克。）

就像這片土地上政客、軍人、寡頭總是多變而難以捉摸一樣，第聶伯羅的城市身份也常搖擺切換，戰爭只是加速了這個過程。如今越來越多人會將第聶伯羅稱為一座“愛國的”中部重鎮，其“東部”身份和過往逐漸被淡忘。

第聶伯羅本是個邊塞味十足的城市，葉卡捷琳娜二世建成它只是為了鞏固帝俄對南方草原的掌控。由于和帝俄緊密相連的建城史，且傳統上講俄語，它一直被貼著“東部”標簽。十月革命后的斗爭和建設，給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新身份。二戰后蘇聯將它打造為“火箭城”，并劃為封閉城市。那時第聶伯羅和哈爾科夫、頓涅茨克一樣，都是重點部署的工業城市，前兩者有更多的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后者則集中了工礦廠房。很多活動分子認為，正因為第聶伯羅沒有那么多“文化低”“易受蠱惑”的工人階級，所以2014年才穩住了陣腳，沒走上頓涅茨克的分離道路，也沒像哈爾科夫那樣搖擺。

其實，在第聶伯羅的身份變遷過程中，寡頭科洛莫伊斯基最初倒向基輔的決定起了重要作用。他和Privat集團率先表明立場，迅速組織了大量親廣場革命集會，將反廣場革命抗議的聲勢壓制下去。經過戰前數年“改造”和三年多戰火洗禮，“前哨站”成了新的主流地方敘事。波羅申科當政時頻繁使用“前哨站”的提法，甚至不惜修改歷史稱“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曾經是，也將繼續是烏克蘭的前哨”。

一個小插曲是，已故的基辛格曾力主烏克蘭成為“中立的橋梁”，而非任何一方的“前哨站”。他的想法立即遭到一位第聶伯羅活動分子駁斥：“（第聶伯羅/烏克蘭）只能成為前哨基地，或防御城墻。”他寫道，“惟其如此，才能治好（烏克蘭的）精神分裂癥。”隱含的邏輯呼之欲出：前哨面對著野蠻落后的“專制東方”，被前哨守衛的則是花園般的歐洲文明，文明和野蠻之間需要的不是溝通橋梁，而是不可逾越的防火墻。

然而，安德烈這代年輕人對俄羅斯的敵視情緒雖激烈，卻非根深蒂固。他們的世界觀極大程度上是廣場革命以來的國內政治塑造出來的。雖然第聶伯羅與“東部”分手，迅速投入了“中部”懷抱，很多上年紀的人并不能很快轉過彎。安德烈的父親就很不理解他的“激進反俄”行為。父親56歲，是運糧的長途貨車司機。一次假期安德烈搭他的順風車回基輔參加政治集會，剛駛出第聶伯羅市區，他就指著窗外的原野向兒子發問：“你知道這片土地里都埋了什么嗎？”

安德烈知道爸爸的業余愛好是在肥沃的黑土地里尋找古物，特別是錢幣。每當夏天假期來臨，他會像真正的農夫一樣，用金屬探測器替代農具，在黝黑平整的大地上細致“耕耘”。

“不就是古錢幣嗎？”安德烈有些不耐煩。

“是啊，我閉著眼睛也能告訴你，這下面有希臘的、土耳其的、奧地利的、波蘭的、德國的、俄羅斯的。但你想想看，我挖了那么多年，為什么就是沒挖出過烏克蘭錢幣。”爸爸回答。

“那又怎樣？”

“還是想想吧，我們生活在一個只有30年歷史，連自己的錢幣都沒能在歷史中留下印記的‘國家’。再看眼這土地吧，現在有多少地被外國公司收走。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沙特人都來分一杯羹，我們還有什么是自己的？”

父親的話并非空穴來風。美國智庫奧克蘭研究所去年的報告顯示，目前烏克蘭約三成可耕地被寡頭、常爆出腐敗丑聞的大企業和外國資本控制，剩余面積供近千萬普通農民使用。此外，國際金融機構將援助與烏農業的“開放”程度掛鉤，要求政府盡快修法，允許外資直接購買農用地。

作為“農業超級大國”的烏克蘭在戰前就遇到了難以吃飽的困境，饑餓指數甚至一度高于烏茲別克斯坦和伊朗。如今就連國菜紅菜湯的原料都不能完全自給，另一道傳統菜肴“薩洛”（腌制肥豬肉）也成了問題。烏政府自2021年以來持續推進土地私有化，對外準入逐漸放開，土地價格則不斷推高，百姓難以承受。俄烏沖突自然讓情況更嚴峻，大量農田或被埋地雷，或毀于戰火。雪上加霜的是，農業問題上歐盟口惠而實不至，甚至在2025年中宣布取消對烏農產品的免稅優待，這可能會給烏帶來數十億美元損失。

“歷史的荒誕和戲劇性在這片土地上無處不在。以后怎樣只有天知道，你何必這樣投入呢。”錢幣“農夫”對著兒子嘆了口氣。

“難道你想要我和你一樣，做個沒有國家沒有歸屬的人？”對父親失望的安德烈馬上反問，隨后包圍父子倆的便是一路的沉默。

“這犯法么？”我們突然向安德烈發問，試圖把話題拉回電詐。如今，至少在官方層面上，政府正加大對電詐網絡的打擊，盡管這很難，常有地方議員和極右組織成員被曝牽扯其中。不過，安全局已經在基輔和第聶伯羅取締了幾家規模較大的詐騙中心。

“你在開玩笑吧？那可是敵人，不，‘獸人’可不算人，安全局的人也清楚這點。我甚至聽說剛開戰那會兒在敖德薩，警察和‘辦公室’幕后的人還會一起巡邏，揪出那些親俄的黑社會。現在征兵隊也和他們攪到一起在街頭抓人呢。”安德烈說，“而且別天真了，你以為那些‘獸人’不會對我們做同樣的事情嗎？另外，這工作還挺賺錢的呢。”

“有時我會設想沒有戰爭的生活。戰前我剛來基輔上大學，日常生活很拮據，恰恰是戰爭讓我找到了事情做。”安德烈說，“現在我越是搞這些私活，就越覺得大學里教的都沒用。”

烏克蘭2022年初的平均工資約為1.4萬格里夫納，普通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也在這個數目上下。開戰后尚無可靠的全國性數據，但不可能顯著高于這個水平。雖然安德烈不愿意透露每月收入，但顯然遠高于他的同學們。對安德烈這樣的年輕人而言，追求自由和努力工作、賺錢成家的成功道路掛鉤。基輔聚集著很多能卷的外省年輕人，他們特別能加班，經常同時打幾份工，而且很注重鍛煉英文，對IT行業感興趣，渴望“融入”歐洲。

彷佛感到將談話聚焦在物質抱負上會有些不好意思，安德烈機械地把話題轉回了對俄羅斯人的詐騙，重復強調第聶伯羅人如何大量參與了電詐活動。當然，這些事跡在他眼里自然是第聶伯羅化身抗俄堡壘的堅實證據。繼續推理下去，因為對戰爭出力巨大，第聶伯羅自古以來純正的“烏克蘭性”也不證自明。

但就在安德烈大夸第聶伯羅早已是真正的烏克蘭時，旁邊他的朋友列夫哈哈笑著，忍不住用蹩腳的英語插進來：“別聽他亂說，我們切爾卡瑟才是真正的烏克蘭，全國的地理中心在那里。波爾塔瓦和切爾尼基夫也可排得上號。第聶伯羅就算了，這幾年裝得比較像罷了，等過一陣子再看吧！”列夫同意只有中部腹地才是“真正的烏克蘭”。但具體到安德烈這個雖然地處中部，卻又正好被第聶伯羅河橫穿的家鄉，一切就都不確定了。

▍克里沃羅格：后蘇聯生存哲學

與第聶伯羅同屬一州的克里沃羅格很少賣力標榜烏克蘭特性，但它在國家經濟政治版圖上的地位毫不遜色。這里聚集了大量鋼鐵和工礦企業，被稱為烏克蘭的“鋼鐵之心”。戰爭期間，當地工廠艱難運轉，維系著后方經濟，工人們始終以滾燙卻沉默的鋼水澆筑著生存法則。

丹尼斯是一名來自克里沃羅格的社會學家，他沉浸式調查了家鄉的幾所工廠，嘗試用半年時間解開一道學術問題：當基輔的知識分子在咖啡館辯論民族認同時，流水線上的工人究竟如何看待綿延十年的身份革命？為盡快和工友們打成一片，丹尼斯應聘了流水線上的崗位。一開始，工人們對他有所保留，但很快，他成功融進了廠房車間中的日常政治談話。

“工人內心有鮮明的政治觀點，只是表面上去政治化了。”丹尼斯告訴我們他的發現。在蘇聯解體前后，烏克蘭罷工、游行不斷，普通人的政治熱情一度高漲。但經過90年代社會經濟危機的毒打，大家都“學聰明了”，對兩輪“廣場革命”冷眼相待。“舉旗子的都是學生、大學教授、記者和白領，我們的人永遠站在邊緣。”這是丹尼斯常聽到的評論。

開戰前的8年，所謂“親俄”“親烏”認同在克里沃羅格不斷流動且含混不清。俄語占壓倒性地位，人們很少明確說出政治傾向。在當地的“下沉”社會，真正居于統治地位的生活方式是所謂“后蘇聯生存哲學”——原子化的工人們用務實利己的原則來決定每場政治風暴襲來時的立場，這讓他們度過了1990和2000年代的大風大浪。

克里沃羅格是澤連斯基的故鄉。2019年大選時，工人們都給他投票，他們希望毫無根基的“人民公仆”黨能超脫黨派傾軋、地區對立和認同撕扯，將精力放到真正的社會問題和經濟發展上。很多早已對政治深惡痛絕的人都聊起了澤連斯基，以至于他成了唯一不會遭到工友反感的政治話題。

“因為大家熟悉的演員澤連斯基同時嘲笑了兩種聒噪的主流敘事：基輔精英的‘烏克蘭民族’和俄羅斯宣傳的‘東斯拉夫團結’。這讓他成了工人眼中的自己人。他譏諷腐敗政客的樣子，就像工人在廉價酒館里嘲笑老板。”丹尼斯回憶，2014年后，無論是基輔試圖強化的烏克蘭民族認同，還是克里姆林宮大力鼓吹的“俄羅斯世界”，都讓大家感到疲憊。

但對政治新人加老鄉的熱情很快就消散了。短暫興奮過后，關乎工人福利的事情一如往常，甚至有些還變得更糟了。而且，勝選后的澤連斯基很快打起了認同牌，一種“又回到老路上”的情緒廠區車間里彌漫開來。丹尼斯看到，普通工人被動卷入了橫掃全國的身份政治浪潮。2022年春，社會動員達到高潮，很多此前不持立場的工人加入了領土防衛部隊。毋庸贅言，入侵打破了他們習慣的生活，驅使他們拿起武器的首要動機是保衛固有的生活方式。不過，這也意味著工人們為家鄉而戰的原因，并非基輔的民族主義動員。

那時克里沃羅格出現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極具地方影響力的前“地區黨”成員、實力派Oleksandr Vilkul突然明確愛國立場，一夜間化身超級強硬的民族主義者。這為他帶來了不少政治資本，直接在當地掌權。Vilkul出身礦工世家，從政后加入了前總統亞努科維奇陣營，一度強烈反對加入北約。丹尼斯坦言，那時所有人都覺得他會毫不猶豫地通俄。Vilkul卻很快公布了親俄合作者寫的勸降信，并附上帶著下流用語的回復：叛徒去死吧！這讓他立馬得到基輔文化精英們的青睞，成了圈內一員。

但表完忠心后，其公共表達仍充滿蘇聯元素。當他繪聲繪色描述俄軍慘敗時，幾次引用了衛國戰爭老電影中斯大林的臺詞，這成了下意識的行為。兩種本來對立的政治文化或認同之間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混合。對同仇敵愾的烏克蘭人來說，這類跡象可能預示著一種全新而包容的國家團結意識即將誕生，新的公民烏克蘭將浴火而起。

那時基輔很多人都非常樂觀，他們一條條發臉書和推特展示對東部居民的同情，內容諸如“從現在直到世界末日，哈爾科夫和馬里烏波爾的居民都擁有自由選擇語言的權利，因為他們是（入侵的）首批受害者。”

“熱烈的互助氛圍下，新的團結意識似乎已牢不可破了。”回頭審視三年半之前的國民情緒，丹尼斯說，“不幸的是，很快它就消退了，依賴語言、文化和民族歷史敘事的傳統動員方式重新成為主流，這就是現在的處境。”

民族主義動員的副作用是，階層隔閡被意外加深。精英單位如“亞速”系武裝的成員往往自視甚高，他們曝光率高，善于集中更多的稀缺資源，總是一身精良的北約制式戰術裝備，散發出難掩的精英氣息。

此外，西部城市的文化階層——記者、博主、活動家、知識分子、IT白領等——被社會學家稱為“戰斗精英”（warrior elites）。他們卷入政治更早，既有學歷和街頭運動經驗，又積極掌握了烏語、英語和其他“高級”文化資源，廣場革命和克里米亞危機是他們的集體政治啟蒙。這些人的生活相對較少受戰爭影響，卻非常支持動員，堅信必須戰斗到最終的勝利。

“現代民主社會的特征是讓平民而非精英上戰場。只有封建社會才驅使貴族前赴后繼戰死。如果我們再次讓貴族為國而死，那就得恢復法國大革命前的封建秩序。”這樣荒謬無稽的言論出于前文提到的博主和NGO活動分子波特尼科夫之口，“戰死者得到為國犧牲的機會，假如他們生在英國、法國、德國或者波蘭，那就決沒有這樣的機會。他們是多么幸運啊！”波特尼科夫還主張全面下調征兵年齡，并大量征召女性參戰。顯然，他相信自己天然屬于特權的“貴族”群體，不必擔心被拉去填線。

經過高強度卻充滿亂象的愛國動員，基層工人迅速分層：要么更排斥動員，要么主動“烏克蘭化”。丹尼斯想起一個車間中的訪談對象維拉，她總抱怨工友們缺乏公民意識，政治上太過被動。但她顯然屬于“先進分子”，因為常參加獨立工會的活動，自視有更高的道德站位。除了堅持說還不熟練的烏克蘭語，維拉還瘋狂閱讀烏克蘭作家，彷佛突然發現了本民族失落已久的文化財富。但她的同事并不能迅速適應新的文化常態，他們學烏語很艱難，只能退而求其次，從俄語換成俄烏混合的蘇爾日克語（суржик）。它夾雜著俄語詞匯和語法，在烏克蘭和南俄民間歷史悠久，是便利的過渡語言。在沙俄和蘇聯時代，蘇爾日克語曾是烏語者為向俄語靠攏而使用的工具，如今卻成了俄語母語者表達政治認同的過渡渠道。即便如此，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仍對它深惡痛絕，他們只能接受“純正”的烏語。作家拉里莎·尼特索伊曾憤怒地將蘇爾日克語稱為“俄羅斯對烏克蘭語言的強暴”。烏語言研究所所長赫里岑科也認為，說蘇爾日克語是個人“發展不全”的標志。

丹尼斯分析，將烏語與公民運動結合是一種普遍的生存策略。不少像維拉這樣“有上進心”的工人苦學烏語，以期獲得文化資本，擺脫原先的階層。有趣的是，幫他們跳出舊圈子的“公民美德”總是成套組合：說烏語、參加公民運動、接受繼續教育、支持市場化改革、贊成加入北約，等等。它們環環相扣，形成自洽的價值體系。這像一道堅實壁壘，將普通工人隔離在外，為身在其中者維系獨特的自我想象。“然而，這種個人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為有大批‘政治冷感’‘不求進取’‘被動等待’的工人群體存在。只有這樣的人基數夠大，那些‘覺醒’的愛國精英才能輕松看到自己的不同。”丹尼斯說。

現在這些資本失去了獨占性，新形勢讓它們更易獲得。由于外敵入侵，所有人都能自然使用民族主義話語。工人們隨時能加入領土防衛部隊，爭取在新的等級體系中成為有價值的成員。但經過三年多物理和心理雙重消耗，持有這些美德的邊際收益迅速下滑。比起尚在百公里開外的“獸人”，廠里糟糕的狀況才離工人們更近。

A廠是克里沃羅格一家較大的鋼鐵企業，其產品可用于建設防空設施和避難所，戰時不缺訂單，但生產線卻因空蕩蕩的工位陷入停滯。目前烏政府正制定一份重點戰略企業名單，列名的公司可豁免征兵。但A廠仍然沒有被列入其中。當第一批名單公布時，很多工人炸了鍋。因為就在那時爆出了一件征兵丑聞：很多西部地區的自由派NGO人員獲得了征兵豁免，但在工人看來，那些人的“愛國”活動并不像鋼鐵工業這般對國防不可或缺。

在整個第聶伯羅州，還有不少像A 廠這樣的鋼鐵企業。它們歷經私有化的狂風暴雨和幾次全國政治的U型急轉彎后依然掙扎著存活。現在一切都搖搖欲墜。基礎設施皆繼承自蘇聯的鋼鐵廠本是個自成體系的綜合體，擁有龐大的廠區生態，頗能給職工們“自家地盤”的感覺。戰爭第三年，這座鋼鐵迷宮的自保機制開始崩解。

征兵加緊后，工友們發現除了廠方保安，征兵委員會的人也不定時蹲點廠區出入口。他們檢查出入者的身份和文件，假如有問題可立即把人帶走。廠方不得不配合軍隊的行為，人力部門會直接收到征兵處的通知，進入車間尋找符合條件的工人。這自然激怒了工人，很多人開始被動抵抗，有的甚至棄崗逃離廠區。田野調查結束后，丹尼斯潛水在工友們的私密電報群里，里面會實時更新征兵者的位置，幫助各車間的同事逃避檢查。到了2024年年中，征兵行為更加頻繁，類似群組的規模變得更大，克里沃羅格幾個大廠的工人都在里面交換信息，各種政治陰謀論不可避免地泛濫。

剛開戰時，A廠共有約18000余名工人，截至去年5月已經有3500人加入了武裝部隊，且征召工人入伍的速度還在加快。工廠負責人曾對歐洲媒體提到，優先挑走的都是機械師、大車司機、電工、技術熟練工等，是工人隊伍中的骨干。補充新工人變得很難，因為政府規定，A廠的男性工人需要在征兵處登記，光這一點就常勸退應聘者。

烏媒近期的報道顯示，工人的平均工資已經從之前的每月500美金上漲至800美金，但即便這樣，用工荒沒有絲毫緩解。A廠產能嚴重受限，仍在日常上班的工人沒有因為漲工資感到開心，而是成天提心吊膽，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有多久。

丹尼斯和其他烏社會學家緊密關注民調輿情，2024年來的不少調查指向了悲觀的勢頭。例如兩份七月的民調分別顯示，只有32%的人不贊同“動員除了帶來更多的死亡外并無其他作用”，以及只有29%的人認為逃避征兵是“可恥的”。與此同時，大城市的自由派媒體和意見領袖仍在宣傳動員，甚至隨著戰況惡化，鷹派聲音反而越發激進。他們有的稱征兵官遇襲是因為俄羅斯人收買襲擊者，有的發文主張給征兵隊配槍，允許其擊斃反抗者，還有的呼吁警方逮捕在網上批評強制征兵的公民。

就在最近，《烏克蘭真理報》刊發了長篇文章，討論短命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1918~1920年短暫獨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政權）在俄羅斯內戰中的征兵政策，結論竟是那套武裝征兵隊進村強行拉人的做法“值得借鑒”。這篇歷史科普贊賞了當年的強力做法，比如征兵隊下鄉、處決拒服兵役者、懲罰藏匿逃兵的村民、關閉邊境等。盡管采訪了歷史學者，作者卻沒探討粗暴的措施是否加重了逃兵現象，乃至最終導致烏人民共和國垮臺。相反，不少筆墨用來攻擊不識字的農民聽信布爾什維克的宣傳蠱惑，指責他們不忠于民族和國家。在結尾處，作者建議今日烏軍應培養強力的軍官階層，讓他們嚴格監督士兵，防止職業軍隊淪為由士氣低落的農民、窮人組成的大雜燴。

巧合的是，同一媒體在2025年7月的NABU 風波里大談法治和憲法，為支持反腐NGO的游行造勢，這在工人看來頗具諷刺。“他們提到法治和憲法，卻表現得好像不知道這些高大上的玩意早就不適用于工人和農民了一樣。”丹尼斯常聽到這樣的抱怨。

▍哈爾科夫：蘇維埃烏克蘭人的悲歌

2025年5月中旬，我們乘臥鋪火車從基輔去哈爾科夫。這種火車與其他后蘇聯國家的長途火車無異，就像在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一樣。每個車廂的乘務員彷佛是個負責而又行事老派的“班長”，不但會多次提醒你何時到站，還會挨個詢問乘客的旅途體驗。

車廂里，一對母子坐在我們對面。過了一會兒，他的媽媽不知從哪掏出一本花花綠綠的烏語課本，命令他開始學習。“大家都從那跑出來，怎么你們還上趕著過去？”年輕的母親一邊給兒子拾掇床鋪，一邊英俄語夾雜著向我們提問。

“你和兒子不也要去哈爾科夫嗎？你不擔心嗎？”

“孩子的父親還在那，我們必須去團聚。”望著正吃力讀烏語課文的兒子，她不帶猶豫地說。

第二天一早，在幾乎如初冬一般的晨霜中，我們匆匆穿過哈爾科夫火車站的前廣場，就在那天，俄軍對哈爾科夫地區的沃西昌斯克等定居點發起了地面進攻。由于戰事緊張，哈爾科夫城區已沒有了GPS信號，外人到訪需預先下載離線地圖。城內的地鐵系統則免費向公眾開放，萬一有空襲地鐵站可轉為避難所。在“大學”站等大站，還專門開辟了地下空間充當臨時小學。

城東的薩爾季夫卡街區依然蘇聯味十足，這里比市中心離交火區更近，遭襲也更頻繁，但居民早就對防空警報脫敏。時逢周末，居民們提著購物袋到沒來得及更名的“勞動英雄”地鐵站旁趕集，與蘇聯晚期的生活習慣別無二致。比起臨街窗戶都被遮蓋，入夜后只剩下零星酒吧燈光的市中心，薩爾季夫卡的生活氣息濃厚得多。一個更真實的哈爾科夫在眼前徐徐展開。

我們走后沒幾天，“勞動英雄”站附近的Epicenter建材中心就中了俄羅斯人的導彈。這座人流繁忙，價格親民的商城瞬間化作瓦礫，至少十幾人喪命。事后關于建材中心里存放的到底是什么，雙方各執一詞，但大量平民的死傷早已隨短視頻傳遍世界。在那以后直到冬季來臨，哈爾科夫又多次被導彈襲擊。

哈爾科夫對面的俄羅斯別爾哥羅德同樣聚居著大量所謂的“蘇維埃”人群，他們成了烏軍對俄縱深打擊的“附帶損傷”。戰前兩地居民往來頻繁，不少人的親人朋友都在對面居住。2014年以前，邊境幾乎形同虛設。就算俄烏交惡，跨境往來仍未切斷，走親串友和購物掃街都是家常便飯。如今兩城間的紐帶仍不時顯露，盡管總帶著火藥味。烏媒常常“提醒”別爾哥羅德曾是烏克蘭一部分的往事。而在別爾哥羅德街頭，與烏各大城市同款的簡易預制避難所也闖入市民的視野中，拉滿了空氣中的緊張感。

由于地處一線，俄烏邊境地區都經歷了高強度動員。烏方的民間志愿活動已有大量西方媒體報道。實際上，別爾哥羅德和毗鄰的庫爾斯克地區同樣卷入戰火，很多俄羅斯民眾自發組織了大量支前活動，強度不亞于烏方。法國LCI電視臺2025年二月走訪了別爾哥羅德和庫爾斯克的前沿地帶，發現那些人口已疏散近半的小鎮里依然情緒高漲，留守者幾乎都稱為了支援軍隊所以才沒撤走。

別爾哥羅德平均兩個居民里就有一人在烏有親友，但已基本斷聯，有的是爭吵后劃清了界限，有的則是害怕給對方帶來麻煩。親緣紐帶沒有阻止別爾哥羅德人和哈爾科夫人走向戰場。當地居民表現出無比自然的角色顛倒，他們不斷在鏡頭前真誠地重復深信不疑的看法：俄羅斯受外敵重重包圍，像個孤立無援的堡壘，唯有靠內部動員才能生存。

這支撐著與烏克蘭針鋒相對的另一種民族主義敘事，它完全滲透了小鎮的公共生活。廣場上的列寧雕像仍然佇立，沒有遭受十幾公里之外烏克蘭城鎮里另一個列寧的命運。但它身旁多了一個沙俄的哥薩克勇士和一個身穿戰術裝備的現代俄軍士兵。改裝過后的雕像用愛國主義打通了俄羅斯的三段歷史。

學校課堂里，十歲出頭的少年定期練習組裝AK47突擊步槍。兩年多來，所有人每周都要參加升旗儀式，學生們從剛開始的戲謔胡鬧變成了如今的認真對待。這些西方學校里沒有的東西讓法國記者大開眼界，他開始大談“蘇聯式動員”，試圖挖掘眼前景象與蘇聯過往的本質性聯系。但其實這無非是一種庸俗刻意的模仿，儀式下填充著空洞而單向度的愛國詞藻。

或許最有諷刺意味的一幕發生在已走下新聞頭條的蘇賈。它位于臨近的庫爾斯克地區，前不久被俄軍收復。烏占的七個月間，小城里各種蘇聯痕跡被抹去，尤其是列寧紀念碑。鑒于烏國內持續十年的去共產化運動，這并不奇怪。然而，俄軍回來后，同樣考慮對街道和其他地點重新命名，彷佛烏軍的占領為徹底擺脫蘇聯提供了一個契機。恢復掌權的市政府立即啟動了一項前期調查，論證給李卜克內西街和卡爾馬克思街更名的可行性。

沒有哪里比分居戰線兩側的哈爾科夫和別爾哥羅德/庫爾斯克更能展示后蘇聯空間的瓦解。哈爾科夫曾算得上“深層蘇聯”，重工業設施密布，云集上百萬和大規模工業生產相關的人口。離哈爾科夫不遠的別爾哥羅德和頓涅茨克都擁有豐富的礦產，第聶伯羅則吸納了大量科研人才，它們組合在一起，共同支撐了一個完備的產業體系。

烏克蘭獨立后，這部工業機器被剝離了母體，進而分崩離析，走向無盡的衰敗凋敝。代入當地人視角，“明天大概比今天更糟”的脆弱無力感不是從2022年的俄軍入侵開始的，甚至也不是發端于2014年的危機，至少要上溯到混亂無序的90年代。

烏克蘭社會學家伊申格曾告訴我們，蘇式現代化道路失敗后，整個后蘇聯空間內都沒孕育出替代性方案，反而走向去現代化。在烏克蘭，填補空白的只有民族知識分子和精英中產階層的國家建構模式，但它只能基于民族主義和漫漫無期的“歐洲道路”，無論是前者，還是和新自由主義深度綁定的后者，都沒帶來賦予烏克蘭主體性的現代化。“正因如此，烏克蘭才會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發生三次引發希冀的‘廣場革命’，但每一次又都以更大的失望醞釀著新的爆發。”伊申格說。

2014年“廣場革命”風暴襲來時，城市中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者結成了新同盟。激進民族主義者們一直宣稱，是他們而不是自由派趕走了亞努科維奇。這很容易理解，新自由主義很難催生動員大眾的強大政治口號，光靠私有化、自由市場、透明度之類的信條無法讓身處經濟社會困境中的民眾團結起來。人們不會為這些東西流血獻身，但犧牲恰是一場成功革命的先決條件。在烏克蘭，自由主義尋找民族主義作為同路人似乎成了自然選擇。

除此之外，促使自由派和激進民族主義分子走到一起的因素還有不少，例如共同的外部盟友（西方）和敵人（俄羅斯），相似的階層構成（受過教育的城市小資）等。或許更重要的是，這兩個群體都痛恨中部和東部那些所謂“沒有公民意識的蘇維埃無產階級”。

伊申格談到了這類被標簽化的人群面臨的困境。他寫道：“我們被前線和邊界分割開來，有人自愿參戰，有人被強制動員，有人和敵人合作，有人逃往國外，有人留在家鄉嘗試正常生活，還有人為了生存采取不同立場。可又有誰會關心從頓涅茨克或塞瓦斯托波爾發出的烏克蘭聲音？我們缺乏政治和公共代表，表達空間有限，相互聯系被切斷，討論又受到壓制。那么現在，大家是否還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和群體身份？”

這個被他稱為“蘇維埃烏克蘭人”的群體相當程度上保留了蘇聯遺留的價值觀和文化。“廣場革命”后，雖然東西精英集團之間的勝負已分，政治代表性危機卻不斷加劇。不管是已占上風、代表“西化”城市白領中產的西部寡頭陣營，還是已全盤皆輸的東部寡頭集團，都難以承載整體民意。但前者從此可將意志加于全國，于是數以百萬計的“蘇維埃烏克蘭人”只能走向原子化，最后陷入沉默螺旋。

按歷史上的慣常情況，國家面對戰爭威脅時往往采取干預主義政策，整合內部資源對抗外敵。烏克蘭卻走了一條不同尋常的路。政府在政治上加速集權，削弱議會并強化社會管控，可在經濟領域卻讓新自由主義更加盛行。政府早已宣布進入“全面戰爭”狀態，但沒有通盤規劃國防關鍵產業。在將一切問題都歸因于“蘇聯遺毒”的“反腐”和“改革”敘事下，原先的國企體系支離破碎，軍工受到削弱，這反過來影響了國家的戰爭能力。

蘇聯精華的軍工集中在哈爾科夫和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解體后，這些企業盡管與俄羅斯存在競爭，卻也依賴俄方市場和供應鏈，相關從業人口對入歐缺乏熱情并非意外。后“廣場革命”政府因此懷疑他們的忠誠，不愿加大投資，開戰后更是如此。影響力日增的西部精英深信傳統軍企繼承了落后的蘇聯遺產，在北約技術前不值一提，所以力主進口而不是在既有基礎上發展自主軍工。為滿足歐盟的“市場化”和“反腐”要求，烏政府設立的Prozorro電子采購系統（“透明國際”、開放社會基金等多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和NABU主導設計并支持了該平臺）極力限制本國產品。一些自由派記者和NGO深陷“開放市場”等于創新的迷思，認為俄羅斯人就算造再多無人機和巡飛彈，也不過是復制粘貼一般的數量優勢，作戰效能不及自由市場下發揮創造力設計出的無人機。

可惜這夢幻圖景與現實之間隔著一道鴻溝。按烏媒（Ukraine Business News）的數據，到2025年2月，只有15%的烏軍工企業完全利用了產能，60%僅實現了一半產能利用率，還有25%的企業產能利用率不到30%。另外，截至2月，85%的私人軍工相關企業有明確計劃搬到國外，主要搬遷動機是政府的武器出口禁令、低水平的政府采購訂單等，而不是空襲帶來的威脅。

自由派博主們還常攀附波蘭和韓國，宣稱只要走新自由主義道路就可復制它們的成功，這套說辭最近出現在澤連斯基的公開采訪中。但問題是波蘭在2004到2020年間單從歐盟結構基金中就獲得了1810億歐元，更不用提其承接的產業轉移。相比之下，人口只比波蘭少30%的羅馬尼亞總共只拿到500億歐元，若論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羅馬尼亞在一些方面甚至不如烏克蘭。況且，法德等衰落的西歐大國是否還有意愿在東歐塑造第二個波蘭，誰也難給出樂觀答案。

拋開成為波蘭和韓國的幻夢，當下維系烏戰時經濟的支柱成了農產品出口、大量移民從國外寄回的僑匯，以及一個小而活躍的城市中產階層。他們以IT專業人員為主，業務與歐洲密不可分。近來迅速覆蓋的數字化也是經濟新面貌的一個側面，Diia等電子政務軟件點綴裝飾著現代國家的時髦外觀，營造出超越老派西歐的錯覺。

但硬幣背面是，哈爾科夫等工業重鎮徹底沒落，為30多年的沉淪掙扎畫上了沉重而痛苦的句點。經過八年動蕩和三年戰爭，哈爾科夫遭受內外雙重摧殘。戰火固然給城市帶來難以愈合的傷痕，但從“廣場革命”一直加速到現在的去工業化已經將她推向了不可逆的自由落體。

就在我們到哈爾科夫的時候，與去工業化并行的去蘇聯化也開啟了終章。俄軍對當地的進攻，成了促使“班德拉”(烏克蘭極右民族主義武裝領導人，曾一度與納粹德國合作，二戰時期參與了對烏克蘭境內猶太人、波蘭人、俄羅斯人等其他族群的迫害)進入城市的最后一根稻草。冒著俄羅斯人的炮火，這座城市終于掀起了一場遲到近十年的更名浪潮。地鐵站的大理石墻壁上，舊的站名剛剛被刮去，新名還來不及印上。

在哈爾科夫市中心的主干道上，行人遠遠就能看到一塊巨幅的蘇聯空軍軍官半身畫像，那是出身本地的蘇聯功勛導演貝科夫。沒有哪個哈爾科夫人不知道貝科夫和他的《老將出馬》（又譯《只有老兵去戰斗》），片中一首《黑皮膚姑娘》直到今日依然通行后蘇聯空間，哪怕遠在中亞群山也能聽見回響。

就在同一條大街上，離貝科夫的巨幅畫像不到200米處，紅黑色的班德拉海報和涂鴉闖入視野。2014年后，班德拉大街開始出現在全國各地，它們往往是主干道路，不少甚至直接從列寧大街更名而來。除去分離主義者控制的地盤和克里米亞，哈爾科夫是對班德拉抵制最強烈、時間最久的大城市。哪怕波羅申科的“去共產主義”運動席卷全國，市民們也沒給“班德拉”放行，他們一直堅持到了2024年夏天。或許將來的某一天，這條寬敞明亮的主干道也會搖身一變，成為烏克蘭地圖上最靠東的一條班德拉大街。

編輯 | 王堯池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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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投稿，系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稿件，原題為《從搖擺的“橋頭堡”到遠去的“南方精神”：一次烏克蘭腹地之旅（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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