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欲制造“體面間歇”，這會是美國的“越戰2.0”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

美軍主導的對伊朗戰爭進入第四周，其作為一場現代消耗戰的算術邏輯已經暴露無疑。伊朗的導彈與無人機庫存高于外界先前評估，美軍作戰平臺與彈藥損耗加速，加之調動地面部隊的趨勢日益明顯，均表明華盛頓之前的“純空襲”戰略已經無法實現其核心目標。

在美國盟友的商業航運路線上，霍爾木茲海峽實際已處于關閉狀態。美軍在中東地區的基地屢遭打擊，無法可靠地防御。防區外攔截戰術被證明效果不佳，迫使美軍開展風險更高的有人作戰行動，如今更是朝波斯灣部署了美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

與此同時，烏克蘭戰場平行發生的消耗式崩潰——筆者曾在二月的分析中預測，其將在2026年5月至8月間抵達不可逆轉的臨界點——正因面臨相同的資源約束而被壓縮。經濟外溢效應（油價持續高于每桶100美元）與美國國內政治撕裂（在11月中期選舉前MAGA陣營日益不安）相疊加，導致美國面臨的軍事困境雪上加霜。

美國正面臨經典的帝國困境：無法接受失敗，便只能制造一種“體面間歇”，卻同時滑向持久性、多戰區的過度擴張。歷史類比已經不再是修辭話術，而是成為了作戰與政治現實。眼前浮現的對美國來說絕非勝利，而是又一場越南戰爭。不同的是，這一次，戰爭導致的全球反響將加速華盛頓試圖遏制的霸權侵蝕過程。

從日本出發前往波斯灣的美國海軍“的黎波里”號兩棲攻擊艦（LHA-7）

一、波斯灣：伊朗庫存上調、近期報復激增與美國攔截的崩潰

近期的開源數據與分析評估已將伊朗戰前彈道導彈庫存向上修正至6000至8000枚可作戰彈頭（含短程與中程系統），遠高于2025年評估引用的2500至3000枚基準。伊朗官方媒體與盟友分析長期聲稱實際數字更高——在極端的宣傳中達到數十萬枚——但即便是保守的西方與以色列信源如今也承認，導彈庫存至2027年將加速逼近8000枚，在經歷了這一輪戰事初期的消耗之后，仍然有數千枚剩余庫存。

伊朗的導彈產能依然有限（在遭受打擊之下每月維持數十枚的生產），但較大的初始庫存部分延緩了導彈發射器損耗的影響。伊朗的無人機庫存同樣具有彈性：可以證實的是，伊朗具備向俄羅斯輸出技術的能力，僅2025年便促成了俄烏戰場上54000余架目擊者型無人機發射（加上俄羅斯國內產能提升至每月3000余架），這證明了德黑蘭自身的分散式工坊即便在遭到針對性削弱后，仍可維持每周數百架的產能。

上述較高的基準庫存解釋了伊朗報復性打擊的持續性與近期回升趨勢。自2026年2月底至今，伊朗已發射數千枚彈藥——首輪攻勢中包括500枚以上的彈道導彈與2000余架無人機，如今，日均發射節奏穩定在70余架針對海灣目標的無人機，并間歇性發射中程彈道導彈打擊沙特、阿聯酋及與美國關聯的目標，持續至3月中旬。

伊朗的海岸拒止資產（包括水雷、快艇及機動反艦導彈）迫使3月中旬的霍爾木茲海峽通航船只數量降至約89艘，而戰前日均數量為100至135艘。戰爭風險相關的保險已經導致美國相關的商業通航在經濟上不可行。

面對分散、持續出現的伊朗目標，如今美國的攔截能力已嚴重受限，甚至可能不復存在。這場戰役已經消耗了美軍數百枚高端防空攔截彈（薩德、愛國者PAC-3、標準-6），相較伊朗目標的交換比為2至4比1，此外還消耗了數百枚防區外彈藥（戰斧巡航導彈、JASSM/LRASM空射巡航導彈），僅戰爭初期便消耗掉了10%至15%的戰前庫存。

美國的彈藥產能爬坡仍然落后戰時消耗率數年之久。按照當前的消耗率，生產制導系統所需的稀土/磁體戰略儲備僅剩約兩個月。更關鍵的是，美軍已遭受實質性的作戰平臺損失：至少16架飛行器被摧毀或嚴重受損（包含10架MQ-9死神無人機被敵方火力擊落、3架F-15在科威特遭友軍戰機擊落、1架KC-135加油機被毀且機上6人全部遇難）。多座雷達站與前沿基地（阿聯酋的扎夫拉空軍基地、巴林的美海軍第五艦隊總部、沙特與科威特境內設施）遭襲，削弱了預警與指揮網絡。伊朗的打擊已至少造成15至200名美軍傷亡（含陣亡與受傷），并損壞盟友海灣君主國的基礎設施（如迪拜機場、富查伊拉等能源設施）。

這些損失已迫使美軍做出明顯風險更高的作戰選擇。防區外攻擊——初期的首選方法——在針對伊朗的機動發射器、地下“導彈城”及分散無人機工坊時，被證明效果有限。因此，美軍選擇升級至由F-35直接進入伊朗空域執行戰斗任務，導致出現了首架確認戰損的隱身戰機：2026年3月19日，一架F-35A被伊朗地對空火力擊中，緊急迫降，美方稱飛行員狀況穩定。如果防區外打擊彈藥實現了有效壓制，F-35A本無必要這樣飛行。美國空軍轉向重力炸彈與聯合直接攻擊彈藥（JDAM套件）的選擇，進一步導致作戰平臺與飛行員暴露在伊朗殘存的便攜式防空導彈與短程防空系統之下。

伊朗公布導彈擊中F-35A戰機的瞬間 視頻截圖

美方戰略重新校準的最清晰信號是部署的額外地面部隊。一支約2500人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搭載于“拳師”號（USS Boxer）兩棲攻擊艦及伴隨戰艦，另有來自“的黎波里”號兩棲戒備群的增援報告——正在趕往波斯灣途中，或已補充至海灣地區現有美軍。美方官員將這一行動描述為“危機響應”與“海上安全支持”，但分析人士指出，這引發了美軍將通過地面行動保障霍爾木茲走廊或設立海岸拒止區的猜想。

綜上，伊朗彈藥庫存上調、報復節奏持續、美軍平臺消耗及陸戰隊的額外部署，均表明純粹依靠空中攔截的行動已經失敗。美軍無法以可接受的成本或時間表來壓制伊朗的彈藥生產與發射能力。

二、烏克蘭：時間線壓縮與雙戰區資源碰撞

筆者2026年2月17日的分析預測，烏克蘭面臨的不可逆轉臨界點——防空覆蓋率、電網韌性與前線部隊密度不可逆地退化至峰值的73%以下（約40萬人，峰值為55萬人）——將在文章發表后3至6個月的窗口期之內（2026年5月至8月）到來。在偏向西方敘事的假設下，這一臨界閾值似乎會出現在2026年7月，而全面崩潰（俄軍推進速度從每日0.3至1公里加速至5至10公里）則會發生在10月。其中，俄羅斯軍備產能（維持68萬至70萬兵力、每日發射12000至15000發炮彈）與烏克蘭的防空庫存（200至300枚“愛國者”或同類彈藥，可用于數十輪齊射，對抗每月約450個空中威脅）是硬性約束條件。

這些時間線（預測）如今正被一進步壓縮。

美軍的波斯灣戰役正在抽調那些本已在烏克蘭面臨吃緊的同款攔截彈家族（“愛國者”、NASAMS）與精確制導彈藥。美軍的彈藥庫存已降至戰前五角大樓要求維持量的25%，如今還在進一步消耗。德國的相關彈藥庫存已耗盡，導致歐洲援烏彈藥量減少了20%至30%。目前援助的優先次序已發生轉變。即便是有限的補充（如日本提供的“愛國者”導彈），也只能將烏軍戰線崩潰的預測推遲30至60天。

因此，相比2月模型的預測，俄軍火力突擊達成更高突破率的時間節點可能提前30至60天。修正后的不可逆轉臨界點將提前至2026年7月，烏軍的功能性損耗殆盡（防線全面崩潰）時間點可能在8月至9月出現。部隊密度的崩潰將觸發非線性領土損失，可能導致敖德薩被迫放棄，并迫使基輔在不利條件下進行政權更迭式的談判。

這種匯合效應極為刺眼：美國海軍陸戰隊可能在4月中旬（最遲下半月）之前登陸海灣地區，而美國的防區外打擊與攔截能力將在6月中旬之前嚴重耗損，烏克蘭則在7月迎來戰事臨界點。一個戰區的彈藥庫存耗盡，直接加速另一個戰區的局勢崩潰。當俄羅斯獲得在烏克蘭行動的豁免權之時，恰恰是美國全球承諾達到峰值之際。

三、經濟政治壓力與國內裂痕

高企的油氣價格（布倫特原油飆升至每桶100至110美元以上）與供應鏈中斷的沖擊正在輻射全球。歐洲盟友面臨能源供應短缺，亞洲進口商遭遇運費與通脹沖擊。這些影響并非抽象的概念，它們正在助長美國國內的不滿情緒。

特朗普2024年建立在“美國優先”與反干涉主義之上的競選聯盟，正暴露出明顯的裂痕。頗有影響力的MAGA聲音（如塔克·卡爾森、梅根·凱利、馬喬里·泰勒·格林、喬·羅根等）已公開批評這場戰爭，視其為背叛了特朗普競選時關于不卷入中東地區新沖突的承諾。一名特朗普政府高官（前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喬·肯特）已辭職抗議。

民調顯示MAGA聯盟內部面臨分裂：核心MAGA支持者在部分調查中仍廣泛支持特朗普，但非MAGA派的特朗普選民意見分化，隨著汽油價格上漲與傷亡報告累積，美國國內的反對外干預情緒正在增長。

而反特朗普陣營一方本就對他持敵對態度。距離2026年11月的美國中期選舉僅剩7個月，這場戰爭有可能令中期選舉成為對特朗普總統判斷力的一次公投，而此刻共和黨的國會多數席位優勢處于最為脆弱的狀態。經濟痛感（通脹與航運成本）與軍事上的過度擴張相交織，形成要求為局勢降級的兩黨聯合壓力。美國政府公開表達的樂觀論調（“短期”、“即將結束”）與內部評估及開源現實的結論相矛盾。

船舶追蹤工具MarineTraffic記錄到，當地時間15日，裝載阿布扎比達斯原油的“卡拉奇號”，成為首艘開啟AIS信號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非伊朗籍貨輪。

四、對亞洲的影響：對沖、收縮與戰后秩序架構的侵蝕

海灣地區的資源透支正向印太地區發出明確信號。在韓國，五角大樓已開始將駐韓美軍的薩德反導系統部分單元——連同“愛國者”系統——調往中東。首爾的反應是不安乃至警覺。韓媒社論警告稱，撤出這些系統將導致應對朝鮮彈道導彈的能力缺口，并引發這些資產是否會返回的質疑。這種觀感極為刺眼：美國在東北亞前沿部署的防御能力正被抽調，以維持一場中東的戰役。

與此同時，第31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原本駐守沖繩的約2200人——連同兩棲攻擊艦“的黎波里”號（母港位于日本佐世保）已受命開赴波斯灣。這次重新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區造成軍力投送能力的即時缺口，而現在恰恰是美國最需要維持對華威懾的時刻。兩項舉措均無法安撫美國的亞洲盟友。它們傳遞了兩個令人不安的現實：其一，美國彈藥庫存已嚴重耗盡，必須從一個戰區抽調資產以支援另一戰區；其二，在華盛頓當前的優先事項排序中，以色列與海灣的地位高于亞洲。

在臺灣地區，一種焦慮感顯而易見。國民黨“立委”已經指出既有軍購項目存在多年延誤（例如美方2018年批準出售的MK-48魚雷至今尚未交付）。盡管美方官員堅稱，伊朗戰役并未正式延誤新的對臺軍售項目（包括據報道一筆價值140億美元的潛在軍售，和102枚“愛國者”PAC-3防空導彈），但美制防區外彈藥與攔截彈的整體消耗水平正在引發一些私下的疑慮。

華盛頓圈內的一些聲音如今正悄然承認，美國可能根本不具備在一場高強度沖突下保衛臺灣的彈藥庫存。未能保護中東的美軍基地與海灣君主國的石油設施，只會放大這一信號：如果華盛頓甚至無法在一個戰區保障前沿軍事資產與關鍵能源基礎設施，那么亞洲國家與地區憑什么假設，美國會無條件地在另一個戰區表現出可靠性？

這種可感知的可靠性下降，正在迫使各方悄悄進行對沖。在首爾，峨山政策研究院2025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公眾對本土核武裝的支持率已達創紀錄的76.2%——一年內上升5.3個百分點——在保守選民中比例更高。對美國核保護傘的信心已降至約49%，海灣地區沖突的延燒正在強化這一計算：韓國終究無法將自身的安全外包。類似情緒也在東京浮現，再軍事化與對憲法的重新解釋不斷推進。日本持續擴張的軍事姿態——包括F-35機隊、遠程打擊能力、前沿島嶼部署——已經令北京警覺，并在東南亞引發更加安靜的不安，那里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記憶仍歷歷在目。

華盛頓的回應是通過推動小多邊機制（“四方安全對話”、“奧庫斯”、以及三邊合作框架）以下放資金與風險責任，這是走在一條危險的紅線上。提供過多的自主權，或令美國的伙伴產生“錯誤想法”，走上獨立的道路（包括追求核對沖或選擇與北京緩和）；提供過少的自主權，則可能導致他們繼續被綁定在一位物質條件日益局限的保護者身上。

因此，美國正進行一種形式上的戰略收縮，同時仍在言辭上承諾遏制中國。美國的每一次重新校準都暴露出疲弱的手牌：軍事資產的重新部署暴露能力缺口，對軍售交付的焦慮削弱了自身可信度，盟友間關于擁核的辯論侵蝕了美國延伸威懾的壟斷地位。這一困境是結構性的——根植于必要性，而非刻意選擇。

由此產生的東亞區域不穩定是多方關切之事，而非令人滿意之事。數十年來，美國在東亞的存在將日本置于戰略約束之下；如今這一約束正因美國的過度擴張而松動，造成圍繞日本再軍事化的不確定性滋生，中國一直在強調并反制這一動向。更廣泛地來說，二戰后及1979年后形成的東亞地區共處模式的結構——包括美軍前沿部署的基地，美國聯盟的紀律性與可控的再軍事化——正肉眼可見地遭受磨損。這場海灣之戰絕非在中東上演的旁支小戲，它正在加速美國在印太權勢的解體。

五、體面間歇、越戰重演與失控帝國

歷史在拒絕接受失敗中重演。越戰期間，五角大樓內部人士早在1965至1966年便已知曉勝利無望；后來曝光的“五角大樓文件”揭露，美方刻意延長戰爭以換取“體面間歇”——爭取時間進行撤退，避免在一位現任總統任內突然出現西貢式的外交羞辱。

1975年4月30日，最后一批美國人乘直升機撤離西貢的美國大使館，《波士頓環球報》拍下了經典的“西貢鐵拳”一幕。

非常有名的是，一名美軍將領曾專程飛回國內，向美國公眾強調戰事進展順利，而華盛頓的政界十分清楚戰爭的走向。

同樣的事態如今正在兩個戰區同時發酵。在烏克蘭，筆者二月的分析已經指出，一場類似“喀布爾時刻”的刻意安排的撤退會在基輔重演，包括：領土問題上的妥協、烏克蘭的非軍事化、“管控”敘事以避免留下美國在特朗普總統任內“丟掉”烏克蘭的話柄。

在海灣地區，防區外打擊作戰失敗、武器平臺遭受損失、部署陸戰隊等動作同樣傳遞出華盛頓內部對局勢的認知，然而其公開言辭仍然保持樂觀。

美國無法拋棄其帝國野心。新殖民主義的反射式回應（政權更迭的野心、維持前沿基地、“全球警察”）持續存在，即便面臨彈藥短缺與工業產能提升的滯后。

其結果是一種自動免疫：曾經（“9·11”事件后）被用于對付“流氓式”非國家行為體的機制，如今恰恰描繪了美國自身的行為。就像有評論形容，兔子急了也會咬人。華盛頓指責其對手“攻擊文明”，自身卻在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與中歐多地發起多域沖突——包括了軍事、信息、金融、經濟層面的破壞活動，以及灰色地帶行動。由于無法承認自身的局限性，美國會通過“骯臟戰爭”的戰術延長“體面間歇”，這包括：代理人沖突升級、制裁戰、網絡滲透行動，以及當美軍部隊深陷消耗戰的泥潭時，還要試圖擾亂對手國家的穩定。

世界所面臨的風險是一個在衰落中走向失控的美國。當勝利顯得遙不可及，它便試圖通過已無法維持的常規沖突升級階梯來延續霸權。然而，這一姿態正在加速已經發生的戰略再調整。尋求安全港灣的國家轉向中國——并非出于意識形態，而是現實的必要性考慮。經濟上，中國提供穩定市場、技術升級與電氣化路徑，強調主權獨立與工業自主。政治上，它提供制度可預測性，而并無殖民主義包袱或政權更迭式的干預外交——后兩者正是衰落帝國具有的特征。在美國主導的混亂旋渦中，向北京靠近成為理性的對沖：獲取供應鏈、基礎設施融資，以及一個相對于輸出混亂的強權而言雙手仍然“干凈”的伙伴——那個強權竟然無法接受自身面臨的消耗性算術邏輯。

整合后的時間線不容寬貸。美海軍陸戰隊4月中旬之前在海灣地區就位；6月中旬之前美國的防區外打擊能力抵達耗盡臨界點；7月是烏克蘭的臨界點；亞洲國家的戰略對沖正同步加速；特朗普政府的國內政治壓力在中期選舉前達到峰值；只有通過拖延戰事與骯臟戰術才能為總統營造“體面間歇”。

波斯灣、烏克蘭與印太地區上演的不再是獨立戰役，它們是美國霸權局限性的一次匯聚演示。空中力量與防區外彈藥未能壓制伊朗的持續交戰能力或俄羅斯的地面攻勢。美國選擇升級地面行動只會意味著另一場越戰規模的消耗戰泥潭。不愿承認失敗的美國，或將演變成其曾經譴責過的流氓式非國家行為體本身——延長沖突、分裂盟友，推動世界選擇擁抱另一個替代性的穩定極。

時間正在耗盡，現在的問題不再是美帝國能否獲勝，而是它還能“假裝獲勝”多久，以及這會為美國自身和全球秩序帶來怎樣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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