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撞人族”把低成本犯罪當情緒出口

本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王 軍 林雪原

編者的話：過去，中國互聯網上流傳過不少所謂的日本“神話”——“治安神話”“高秩序神話”“工匠精神神話”“一億總中產神話”……這些標簽曾代表著不少人對日本的想象。然而，近年來日本社會自身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正揭開這些“神話”的外衣，露出日本社會更加復雜、極具破壞力，甚至亂象叢生、充斥隱瞞欺騙的底色。從今天起，《環球時報》將陸續推出“多重亂象下的日本”系列文章，逐一拆解日本所謂“神話”的矛盾之處，并講述這些標簽背后的真實故事。

前不久，《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在東京大冢站等電車時，遇到了“撞人族”。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車門打開時，站臺上頗為擁擠，他突然從車廂內沖出來，徑直朝記者撞來，還好記者及時閃躲。

這種現象已不是個例。日本一項面向2萬多人的網絡調查顯示，有14%的受訪者曾被故意撞擊過，另有6%曾目擊此類行為，還有5%的受訪者同時選擇了兩個選項。這就意味著，有接近1/4的日本受訪者直接或間接遇到過“撞人族”。中國駐日大使館本月早些時候也已就此現象發布安全提醒。

“撞人族”究竟是一群怎樣的人？他們這么做出于怎樣的心理？《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近日對這些問題進行調查后了解到，事實上，日本“撞人族”實施此類難以界定程度的襲擊行為，正是因為大城市擁擠和所謂的“高秩序社會”給了他們掩護，也讓我們看到，日本“高秩序神話”潛藏內在壓抑，那些不被社會允許、包容的負面情緒，正通過低成本犯罪找到出口。

特意選擇“不易產生后果”的目標

在日語里，“撞人族”一詞并非最近才有。早在2018年，日本中年男子在東京新宿站連續惡意沖撞女性的視頻就曾廣泛流傳，讓公眾第一次注意到這種現象。

起初，施暴者多為中年男性，他們沖撞的目標以女性、老人、兒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為主。而近年來，隨著生活成本攀升、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社會壓力加大、排外情緒高漲，退休人員、壓力大的年輕人、女性施暴者也開始出現。被攻擊目標也擴展到外國游客，施暴者默認游客語言不通、對日本法律生疏且歸國在即，不會選擇報警。此外，注意力分散者，比如正在操作手機、拍照留念或神情迷茫尋找路標的人，也頻繁成為目標。今年2月底，一名來自中國臺灣的小女孩在東京澀谷十字路口拍照時，被一名日本女子沖撞后摔倒在地。女孩母親拍攝的畫面顯示，這個戴著口罩的女子先以肘部撞擊一名男性路人，隨后又撞向小女孩。

類似的事件接二連三進入公眾視野，其中不乏造成嚴重后果的案例。比如，2024年4月，東京田町站曾發生一女子被撞后肋骨骨折的事件。2025年5月，福岡縣一名59歲的大學副教授因涉嫌多次故意用書包擊打他人被警方逮捕。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身邊遭遇過“撞人族”的人遠比想象中的多。她們都是年齡在20至40歲之間、體型相對瘦小的女性，當時的情形都是“被迎面撞上”，并且對方在撞人后迅速混入人群離開，很難進行追責。其中4位受訪者明確表示，施暴者是中年男性。還有一位女性在出站后被一名背雙肩包的中年女性用力撞擊，對方甚至在和她擦身而過時故意帶有情緒地“哼”了一聲。

日媒報道分析說，惡意撞人行為雖然明顯帶有攻擊性，但如果沒有造成嚴重后果，則只是狡猾地停留在合法與違法的邊界上。

相比言語沖突或直接動手，撞人行為更易操作且犯罪成本更低。從撞人地點來看，這類行為多發生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鐵站、換乘通道、車站出入口等人流密集區域，人群走向錯綜復雜，很難避免身體接觸，這也為“撞人族”提供了天然掩護。撞人不需要言語，不形成持續對抗，往往在一瞬間完成，也很難留下證據。即便有監控畫面，也不足以據此判斷撞人者的主觀意圖，因此難以追究責任。

多年來，“撞人族”和被撞目標的身份已發生變化，但這些變化并未改變撞人行為的基本邏輯：無論被撞者是女性、學生，還是語言不通的外國游客，其共同特征都是相對缺乏反擊和維權能力。“撞人族”依然在特意選擇“不易產生后果”的目標。在前文提到的網絡調查中，多數受害者也的確選擇了“不采取任何行動”或“迅速離開”，報警比例極低。

“對外國人要求苛刻，日常生活氛圍緊張”

外國游客在日本街頭受到“撞人族”襲擊，其背景是日本極右翼思潮的涌動以及社會排外情緒的高漲。近幾年，日本入境游逐步恢復，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口結構的變化也使得日本加速引進外國勞工。但與此同時，日本的外國人政策設計卻相對滯后，溝通融合機制的缺失導致國民對移民的誤解偏見加深。尤其在“不給人添麻煩”的日本社會氛圍下，外國人“不遵守規則”“給他人帶來困擾”的行為往往給日本民眾帶來更大反感。

據《產經新聞》報道，3月22日，在日本埼玉縣一處公園舉行的庫爾德人節日慶祝活動中，一名長期批評當地庫爾德社群的議員現身，導致現場一度陷入騷動。該活動由埼玉縣川口市的庫爾德人團體“日本庫爾德文化協會”主辦，居住在川口市周邊的約1500名庫爾德人身著民族服飾、手拉著手，伴隨民族音樂起舞。在活動現場，埼玉縣戶田市議員河合悠祐遭到毆打，相關影像被上傳到社交媒體平臺。這位議員曾發表過“庫爾德人的犯罪率是日本人的20倍”等言論。而針對這一事件，日本網民的評論大多是呼吁要加強對外國人的管理，對做出不法行為的外國人予以管制甚至驅逐。

在埼玉縣東南部的川口市和蕨市，居住著約2000名庫爾德人。在埼玉縣川口市生活了20多年的華人告訴《環球時報》特約記者：“在川口市，尤其是芝園團地一帶，有相當規模的庫爾德人社區。近幾年出現了不少圍繞庫爾德人的爭議，從激烈的網絡輿論對抗，到日本人組織的排外抗議活動，再到社區內圍繞治安、垃圾處理、噪音等問題針對庫爾德人的投訴。此外，川口地區還住著許多來自其他國家的人，如中國人、越南人、菲律賓人等。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碰撞，加之在生活習慣、社會秩序方面，日本人對外國人要求苛刻，日常生活氛圍緊張。”

情緒過度壓抑而扭曲釋放

“撞人族”也是一面折射日本社會壓力與部分人心理失衡的鏡子。據記者了解，在日本車站里時常能看到禁止行人看手機的標語，有不少“撞人族”就會趁機把“對社會規則和秩序的維護”當作攻擊的借口。他們辯稱，以撞擊的方式對看手機的人或逆著人流行進的人“略施懲戒”，這種行為“沒有不妥”。

日本犯罪心理學學者、東洋大學教授桐生正幸指出，撞人行為往往不針對具體個體，而更接近于遷怒——在社會競爭加劇、個體挫敗感上升的背景下，一部分人會將憤怒情緒發泄到陌生人身上。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的《勞動安全衛生調查》顯示，2023年有68.3%的勞動者表示在工作中感到強烈壓力。這一數字長期處于高位，意味著壓力已是多數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的親身感受是，在日本生活久了，會發現這里的社會寬容度極低，很容易就會因為不符合集體價值觀或某些共性而被視為“異己”。因此，大多數人都小心謹慎，從日常穿著、發型化妝，到鄰里及職場的相處方式，盡量不觸碰“雷區”。記者的朋友參加孩子的入學和畢業典禮時，穿戴都經過仔細考量且盡可能保持與其他家長的一致性，甚至要考慮項鏈的長度和材質，以及手提袋的樣式。

另一個事例是，記者的朋友所在日企招聘了一名30歲左右的日本女性做兼職文員，由于那位女士身上體味很重，辦公室同事集體表現出嫌棄，比如故意戴手套接她遞來的文件，把除臭劑放在辦公桌上，甚至戴著口罩上班。一周后，人事部門因接到多次投訴，決定解雇那名文員。朋友說，她觀察到那名文員每天上班都會把兩個很大的書包塞進更衣柜，很可能是經濟窘迫導致居無定所，因此會有體味。人事部門并未試圖了解原因并提供幫助，僅因為她沒有滿足大家認可的潔凈度就將她開除，實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日本武藏野大學教授前野隆司在相關報告中指出，日本存在“經濟水平與主觀幸福感不一致”的問題。換言之，在物質條件較充足的情況下，個體對生活的掌控感與心理滿足感并未同步提升。日本立教大學社會學教授淺野智彥分析說，日本社會長期強調維持關系穩定與避免沖突，使得個體在表達不滿時更趨于克制。很多情緒無法通過公開溝通釋放，而是被壓抑在心中。

被壓抑的情緒不會消失，而會以其他形式爆發出來——可能是低成本犯罪，也可能是徹底逃避，切斷個人與社會的聯系。根據日本內閣府2023年公布的最新數據，15至64歲的日本人中，有約146萬的“蟄居族”。“蟄居族”是指因心理或社會原因，長期回避社會參與，連續6個月以上不出門的人。而146萬這個數字意味著，每50個日本人里就有一個人處于蟄居狀態。日本長期將“蟄居族”視為重要社會問題，該現象自上世紀90年代起顯現出來，并在日本長期經濟停滯與就業結構變化中不斷加劇。《朝日新聞》等日媒分析說，“蟄居族”往往因升學受挫、人際關系壓力或職場失敗而選擇退回家庭空間，形成長期孤立狀態。

更嚴重時，壓抑情緒的爆發還可能帶來自我毀滅。日本鐵路系統的數據顯示，臥軌自殺事件的高發時段集中在周一早高峰，其次是工作日晚間。這些時間點往往對應通勤壓力與工作負荷最為集中的時段。有在日留學生告訴記者，自己曾遇到過車站廣播通報“由于人身事故”導致電車晚點，而這意味著有臥軌事件發生。

?從“撞人族”、排外活動，到“蟄居族”甚至臥軌自殺，這些看似分散的社會現象，共同折射出日本社會更深層次的復雜矛盾。日本社會長期強調所謂“不給人添麻煩”，使許多人在承受壓力時傾向于自我消化，而非尋求外部幫助，個體與社會的連接越發減弱。所謂“高秩序社會”和察言觀色到“讀空氣”的職場文化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無形約束，使個體難以表達真實情緒。有觀點指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僅體現在繁華的街道和整潔的環境上，更體現在普通人之間的善意與尊重上。唯有打破情緒過度壓抑的閉環，疏解社會底層的壓力，才能真正回歸社會文明與安全的本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