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李冰“導洛”“治綿”與天府糧倉形成的歷史關聯

李冰“導洛”“治綿”與

天府糧倉形成的歷史關聯

李勇先 鄧亞軍

目前學術界討論都江堰與天府糧倉形成的內在聯系，更多地關注岷江流域而“忽略”沱江流域。這是因為都江堰所在的岷江流域面積和水量均大于沱江流域。實際上，天府糧倉所在的核心區域成都平原，是由岷江與沱江及其支流共同創造的沖積扇平原。李冰領導蜀民創建的都江堰是一個集防洪、航運、灌溉于一體的大型水利工程體系，既包括岷江流域的都江堰主體工程，亦涵蓋沱江流域的朱李火堰，二者是天府糧倉形成與發展的根本保證。更為深遠的是，這一系列早期水利工程為后世地方灌溉系統的發育提供了基礎框架。以什邡為例，自李冰“導洛通山”以來，當地依托石亭江豐富的泉水資源，歷經千余年持續建設，最終形成了結構完整、層級分明、制度健全的區域性灌溉體系。特別是清代形成的“朱李火堰”分水機制，既是對古代水利技術的繼承，也是對跨區域水資源分配制度化的積極探索。因此，本文旨在通過對“導洛”“治綿”工程的歷史考察及其與什邡灌溉渠系發展的關聯分析，揭示李冰治水思想的廣度與深度，闡釋巴蜀水利文明由點及面、由工程到制度逐步演進的過程，進而深化對中國古代區域水利發展模式的理解。

李冰“導洛”與“治綿”

所謂“導洛”，是指李冰疏導發源于九頂山的洛水（今石亭江），解決其汛期山洪暴發、泛濫成災之患；“治綿”則是指李冰整治綿遠河（古稱綿水），實現分洪引流、灌溉并舉。這兩項工程不僅緩解了成都平原北部長期以來的水患壓力，更開創了跨流域水資源調控的先河。

（一）水利建設的延伸與系統治水的必然

為執行“得蜀而得楚，得楚，則天下并矣”戰略，李冰出任蜀郡郡守后便對蜀郡所轄區域進行全面考察。通過開鑿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成都平原“水旱從人”的基礎，讓岷江沿線民眾不再受洪澇災害之苦。在成功治理岷江之后，李冰進一步將治水重點轉向沱江水系，實施“導洛”與“治綿”兩項工程，分別針對沱江上游的兩大支流——洛水與綿水，其中洛水的水患最為嚴重，治理難度亦最大。

“導洛”所針對的洛水，發源于九頂山南麓，流經高山深谷，進入平原前在今德陽市黃許鎮一帶形成天然隘口，古稱“瀑口”或“高景關”。此處地勢陡峻，河道狹窄，每逢汛期，山洪暴發，水流裹挾泥沙巨石傾瀉而下，極易造成決堤泛濫，嚴重威脅什邡、廣漢、新都等地區。與此同時，另一支流綿水，出自紫巖山，亦穿行于丘陵地帶，河道彎曲，泄洪不暢，常與洛水形成疊加性洪峰，加劇下游災害。兩河并行東注，若不加調控，不僅難以利用其水資源，還會成為區域發展的重大隱患。關于這一工程，《華陽國志·蜀志》載：

“又導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別江，會新都大渡。又有綿水，出紫巖山，經綿竹入洛，東流過資中，會江江陽。皆溉灌稻田，膏潤稼穡。是以蜀川人稱‘郫、繁曰膏腴，綿、洛為浸沃’也。”

秦并巴蜀后，為繼續貫徹“得蜀則得楚”戰略方針，須將成都平原徹底改造為穩定高產的農業區。李冰修建都江堰，解決了岷江流域的灌溉問題，使西部成為“膏腴”之土；但其他地區仍受水患困擾，土地未能充分開發，“導洛”“治綿”實為秦國整體戰略的延續。成都地區經過秦國的大力開發，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居給人足”，人民富裕。在統一六國的戰爭中，巴蜀成為秦國重要的物質保障和供應基地。

（二）科學智慧與因地制宜的典范

“導洛”與“治綿”不僅是針對自然災害的應急措施，更是李冰運用其“識察水脈”“能知天文地理”的綜合能力，進行科學規劃與技術創新的集中體現。

約公元前260年，李冰前往章山（今鎣華山）考察洛水治理方案，據清嘉慶《什邡縣志》載：“秦昭王時，蜀守李冰行部至湔山，見水為民害，遣子二郎董治其事，因地勢而利導之，先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三十六江以次而沛其流，西南十數州縣，高者得種，低者可耕，蜀中沃壤千里，號稱陸海，萬民利之。”經過長期調查和分析，李冰利用熱脹冷縮原理，采用“火燒水激”之法：先堆積薪柴焚燒巖壁，待巖石受熱膨脹后迅速潑以冷水，使其因熱脹冷縮而崩裂，再組織人力清除碎石。通過這一方式，成功開辟出人工河道，使洛水得以平穩流出山區，避免洪水集中沖刷造成災害。此舉堪比都江堰“鑿離堆”之舉，同為順應地形、化害為利的經典案例。

出山之后，為實現分洪與引灌，又修建了“洛堋”，其為朱李火堰之雛形。清嘉慶《什邡縣志》載：“諸水出高景關，即《華陽國志》：李冰導洛通山，洛水經什、綿是也。關下數里右分一支為朱家堰，古名洛口堰，再下為石亭江，攔江結閘，左分一支入綿竹為火燒堰，右分一支為李家堰。”整個系統實現了“分水分沙、調蓄兼備”的目標，展現出高度成熟的水利規劃水平。

除治理洛水外，李冰還對綿水進行了疏浚與調控。《華陽國志》云：“又有綿水，出紫巖山，經綿竹入洛，東流過資中，會江江陽。”可見，綿水最終匯入洛水干流，形成統一水系。通過對綿水的治理，包括筑堤束水、裁彎取直、設置溢洪道等措施，有效減輕了其對下游的壓力，并將其納入整體調度體系。兩條河流的聯合治理，使得整個沱江上游形成“導—治—合—用”的完整鏈條，極大提升了水資源的利用效率與防災能力。

“導洛”與“治綿”工程完成后，成效顯著，昔日“夏秋洪澇、冬春枯槁”的局面得以扭轉。洛水經什邡后與郫別江匯流，實現跨流域調配，既可灌溉農田，又能行舟運輸物資，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這一成效也體現了李冰治水理念由單一河流治理向多流域協同治理的躍升，是對“天、地、人”三才合一思想的深入實踐。該工程也為后來什邡地區的灌溉渠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什邡灌溉渠系的形成

都江堰水利工程作為中國古代水利史上的杰出典范，其影響范圍遠不止于成都平原核心區。在李冰“鑿離堆、分內外江”的系統治水思想指導下，岷江流域及其支流水系逐步形成了多個區域性灌溉網絡，其中以什邡地區的渠系發展尤為典型。今日所見之什邡灌溉渠系，并非一時一人之功，而是在當地獨特自然條件與長期治水實踐基礎上，歷經長期的系統化建設與技術管理革新，逐步演進而成的區域性水利工程網絡。

（一）自然基礎與早期水利活動

什邡灌溉渠系的形成首先植根于當地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與水資源稟賦，其水系格局與泉水資源分布共同決定了渠系的基礎架構與功能導向。

什邡市河流屬于長江水系，主要河流有“一江四河”（石亭江、鴨子河、小石河、馬牧河、斑鳩河）縱橫全境。其中，石亭江為核心河流，在市境內全長 87 公里，高景關以上段古稱洛水，以下段始稱石亭江，境內流程 29.5 公里。該河發源于九頂山東側的二道金河（洛水）和頭道金河（章水），水流自西北向東南流經什邡，最終于金堂趙鎮匯入沱江，再經瀘州注入長江，兼具山區河流徑流量豐沛與平原河流便于引灌的雙重優勢，成為渠系開發的核心依托。此外，鴨子河在境內長 23.5 公里，源于什邡與彭州交界山區，經什邡流入廣漢，與石亭江支流共同構成了覆蓋全境的地表水系網絡，為渠系延伸提供了天然脈絡。

歷史記載表明，引石亭江水灌溉的活動早已有之。《華陽國志》記載，杜宇稱帝時，以“江、潛、綿、洛為池澤”，其中“洛”即指什邡洛水，洛水上、下二堰，都在什邡境內。后世引水灌田，自關口以外分而為官渠諸河，又分而為白魚諸河，又分而為綿竹之火燒堰，于是正河淺涸。明萬歷年間，綿竹縣民于石亭江岸燒山鑿巖，引水入綿竹縣始有火燒堰。這一水利工程，在帶來灌溉效益的同時，也埋下了長期爭端的種子。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綿民橫江筑堰與李堰爭水，從此“爭水涉訟，積案如丘”，直至民國。

此外，什邡泉水資源極為豐富，泉堰成為什邡重要的灌溉水源。根據清嘉慶《什邡縣志》統計，什邡可用于灌溉的泉水較大的有五十多個，尤以南陽泉為代表。清嘉慶《什邡縣志》載：“南陽泉，縣西二十二里，南陽寺側左平地，數處涌泉成河。分一支入黃土河，正支下流分沛澤、磚橋二河，邑中諸泉，惟此為最。”江河與泉水的互補，構成了什邡灌溉系統獨特的水源基礎。

（二）清代灌溉系統的系統化建設

進入清代，什邡灌溉渠系在早期引水工程的基礎上，經歷了重要的系統化建設階段。首先就是石亭江分水體系的建立。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綿竹與什邡的爭水事件，促使雙方不得不尋求一種更穩定、更具公信力的分水方案。至嘉慶年間，已形成較穩定的“朱、李、火三堰”分水體系。

清嘉慶《什邡縣志》載：“什邑水利，以洛水為最大……出高景關……關下數里，右分一支為朱家堰，古名洛口堰。再下左分一支入綿竹，為火燒堰。再下為石亭江攔江截閘，右分一支為李家堰。火、李二堰，各得水十分之三，朱家堰得水十分之四，共溉田數十萬畝。”所謂“朱李火堰”，即什邡朱家堰、李家堰和綿竹火燒堰三堰的合稱，其水源均來自石亭江（即古洛水）。朱李火三堰分水的核心工程是“分水平梁”——即筑于引水渠進口處的砌石底坎。在兩個以上渠堰并列引水的情況下，以進口底口的寬窄控制各堰引水量，“中間分水處及兩旁，各立制石”。最終確立的比例為：朱堰占水四分，平梁寬七丈二尺五寸（約24.2米）；李火堰占水六分，平梁寬十丈零八尺七寸五分（約36.2米）。這一工程雖簡，卻體現了以固定結構維持分水比例的制度化努力，為解決跨區域水資源爭端提供了技術性方案。

在分水主線之下，又形成了多級支渠系統，將水源有效輸送。朱家堰之下又有白蠟堰、倒流河、官渠河、麻柳河等支渠，李家堰之下又有白魚河、小石河、馬沿河等支渠，白魚河支渠又分出頭二三道溝、尹家堰、侯家堰等堰溝，馬沿河又分出靈感溝、黃泥河等堰溝，小石河又分出岳家溝、馬家溝等堰溝。通過四通八達的支渠堰溝，構成了形似蛛網的灌溉系統，共同構成了什邡縣農業發展賴以維系的基礎。

與此同時，以南陽泉為代表的泉水灌溉系統也得到了極大完善，并與江河渠系形成互補。

《南陽泉堰圖》出自什邡縣文昌閣藏板的清嘉慶十八年（1813）續輯《什邡縣志》。據《大明一統名勝志》引成都參軍任愿《蜀王廟記》記載，什邡南陽寺始建于劉宋大明年間，因后周滅佛而荒廢；隋文帝時，蜀王楊秀于此遺跡發現大石像，才復舊址為寺。寺旁有泉，源流百余里，溉田數十萬頃，是什邡重要的灌溉水源之一。此圖反映了當地名勝南陽寺及南陽泉的風貌與基本狀況，尤其展現嘉慶時期南陽寺的相對位置與基本構造。同時，南陽泉作為什邡重要的灌溉水源之一，對了解當地開堰蓄滲泉水之俗以及水訟案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由于什邡縣土質沙脆，地表水易滲漏，因此多季節性伏流。當地人多在泉水兩岸開溝引水，并在溝內攔水截閘，于冬春干旱之際增土堵筑，稱為“某家堰”。此時地表水多見干涸，而泉水滲入地下，農戶即于此時淘取地下泉滲出的水——當地人稱為“滲泉”，并將之引入溝內。滲泉入溝后，需隨地勢堵堰，以便保留蓄水，入田灌溉。南陽泉自天生橋分左右兩支后，右分支分出藍家堰、腰堰子、馬家堰等30條堰溝，左分支分出程家堰、黃家堰、劉家堰等13條堰溝。天然涌泉和人工渠堰的結合，大大彌補了什邡縣西南部水系的缺失，為農業灌溉用水提供了極大便利，促進了清代中葉什邡縣農業繁榮。

什邡灌溉渠系的系統化建設，是一個以解決水權爭端為起點，通過建立制度化的分水工程，繼而拓展出層級分明、覆蓋全域的渠網，并充分整合當地泉水資源的過程。它標志著什邡水利從分散的、爭議不斷的局部引水，演變為一個具有統一規則、結構完整、江泉互補的區域性灌溉體系，為地方農業發展與社會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一體系不僅體現了傳統水利工程的技術智慧，更反映了基層社會在資源分配與管理協調上的組織能力。

結語

李冰作為中國水利史上劃時代的人物，其貢獻不僅在于建成都江堰這一偉大工程，更在于他所確立的“識察水脈、因勢利導”的系統治水理念。“導洛”與“治綿”正是這一理念在沱江水系的具體實踐，是繼都江堰之后對成都平原水系進行綜合治理的重要舉措。李冰領導蜀民在沱江流域實施的“導洛”“治綿”等水利活動，成功化解了沱江流域夏秋洪澇、冬春枯竭的困境，使“綿洛為浸沃”成為現實，極大提升了區域土地利用效率和農業生產能力，與都江堰共同奠定了天府糧倉形成的歷史基礎。

本文內容系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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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4期“天府糧倉”專刊）

作者：李勇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鄧亞軍（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