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銀行密集選擇“可轉債轉股”補充資本：他們是如何“轉股成金”的？| 愉見財經

作者 | 愉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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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季度，中小銀行機構密集“補血”，成為本輪增資浪潮的絕對主力。據《21世紀經濟報道》：

截至3月中旬，已有至少85家城農商行完成注冊資本變更，增資擴股節奏明顯加快。本輪增資潮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地方國資、財政與優質企業協同注資更加普遍；二是可轉債轉股等市場化工具的靈活應用。

是的，“可轉債轉股”被靈活應用，是幫助銀行高效補充資本的市場化工具。

以成都銀行（601838.SH）為例，其于2022年發行的成銀轉債，在2025年2月因強贖摘牌，今年3月經監管核準過后，注冊資本由37.36億元增至42.38億元，增幅達13.46%，成為2026年首家通過可轉債轉股實現資本擴充的銀行。

通過“可轉債轉股”，成都銀行新增股份超過6.26億股，占轉股前總股本的17.34%，為注冊資本的提升奠定了直接基礎。

那么，銀行對“可轉債轉股”補充資本的運用情況如何？近階段有哪些銀行實施了成功轉股？今晚的“愉見財經”對此進行梳理。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數據顯示：

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我國城商行與農商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2.39%和13.18%，均低于行業15.46%的平均水平；不良率分別為1.82%和2.72%，顯著高于行業1.50%的平均水平。

相較而言，中小銀行的資本補充需求更加迫切，部分機構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已逼近監管紅線，補充資本的動作需盡快提上日程。

在“愉見財經”近期專欄文章《》（點擊標題可跳轉閱讀）中，我們曾提到過銀行資本補充體系的結構特征：內源性補充是基石，依靠自身內部“造血”；外源性補充是加速器，依靠市場外部“輸血”。

在外源性補充的市場化補充方式當中，IPO、配股、可轉債及定向增發等主要用于補充核心一級資本。相較近年來非上市銀行頻頻使用的定向增發，可轉債則是主要被上市銀行使用，屬于一種混合融資工具。

如各位所知，可轉債本質屬于債券但附加了“轉換權”，允許持有人在特定時間內，按照特定價格，將債券轉換為發行機構的股票。這就表明可轉債具有股、債雙重屬性。對于銀行來說，發行初期的可轉債屬于債券，需要向債券持有者支付較低的利息；而在“觸發條款”轉股后，可轉債被轉化成為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這也是銀行資本中質量最高、吸收損失能力最強的部分。

從銀行角度看，只有成功實施“轉股”，可轉債才能最終達成資本補充的效果。因此，可轉債往往伴隨著強制贖回條款——當正股價格，也就是銀行在二級市場中的交易股價，高于轉股價一定比例（如130%）時，銀行可行使權力促使投資者轉股。

但如果銀行股價持續低迷乃至“破凈”，無法觸發強制贖回，投資者就不會主動轉股，銀行只能背負債務直至到期，資本補充計劃也就沒那么順利了。

從2025年的市場來看，已有多只銀行轉債陸續退出市場。其中，齊魯轉債、南銀轉債、杭銀轉債、蘇行轉債、成銀轉債等因正股股價走強觸發強贖條款而摘牌；中信轉債、浦發轉債則因到期而退出。

“愉見財經”整理了2025年因觸發強贖而摘牌的可轉債情況，發行規模、發行時間與觸發強贖信息如下表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可轉債的發行年份集中在2021-2022年，這背后存在市場因素與政策因素的共同推動。

一方面，銀行板塊的整體估值在此期間有所修復，加之市場流動性相對充裕，為可轉債發行提供了有利的市場環境；

另一方面也有政策鼓勵，早在2019年，國常會就提出“對商業銀行提高永續債發行審批效率，降低優先股、可轉債等準入門檻”，允許符合條件的銀行同時發行多種資本補充工具。

同年，銀行可轉債市場出現了一起業內轟動的“標桿案例”：2019年8月，平安銀行（000001.SZ）發行的260億元“平銀轉債”創造了歷史——從進入轉股期到觸發強贖僅用19個交易日，而此前銀行轉債達成條件的平均用時為480個交易日。

“標桿案例”極大地提振了市場信心。行業開始意識到，只要銀行基本面優、股價表現強勁，可轉債就能高效補充銀行的核心資本。此后，更多銀行加快了可轉債的發行步伐。

銀行發行可轉債的A面是因觸發強贖而摘牌，成功獲取資本補充。以杭州銀行（600926.SH）為例，其截至2024年末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8.85%，半年后提升至9.74%，銀行對此表示，本次可轉債強贖轉股成為該行歷史上最大一筆外源性核心一級資本補充。

銀行可轉債的B面則是轉股困難。數據顯示，市場存續的銀行轉債數量已縮減至6只，規模降至千億元以下，包括紫金銀行、上海銀行、常熟銀行等6家機構：

這其中，由紫金銀行（601860.SH）、青島農商行（002958.SZ）發行的紫銀轉債、青農轉債，將分別于今年7、8月到期。公開資料顯示，紫金銀行于2020年7月23日發行了45億元的可轉債，期限6年，到期日為2026年7月23日。

在不足半年的“大限”時間內，如果這些銀行出現股價上漲至觸發強贖的情形則皆大歡喜，投資者將紛紛轉股，銀行由此成功補充核心一級資本。

但如果正股股價持續低迷、哪怕就是股價微漲但轉股價值依然跑不贏轉債收盤價，也就是轉股溢價率為負，那投資者轉股是不劃算的，按理說就會持有到期。而此時銀行就要進行到期兌付，這對銀行而言反而面臨了一大筆開支，而不是順利補充資本。不過，在實際操作層面，過往的案例卻另有蹊徑。如下。

在銀行可轉債A面“強贖摘牌”與B面“轉股困難”之間還存在一些情形，比如這兩家股份行發行的可轉債：中信轉債與浦發轉債。

以中信轉債為例，其由中信銀行（601998.SH；00998.HK）于2019年3月在上交所發行400億元規模。在臨近到期兌付之際，中信銀行的大股東中信金控，將其持有的中信轉債全部轉股，減輕了中信轉債的到期兌付壓力。

相比中信轉債，浦發轉債更加特殊。其在到期前夕轉股率低迷，卻幸運迎來信達投資、東方資產等戰略投資者空降“救急”——這被業內稱作“白衣騎士”模式。

2025年7月，在信達增持可轉債并轉股前，浦發轉債未轉股比例高達 99.99%，通過轉股補充核心一級資本已迫在眉睫。

關鍵時刻，信達投資、中國移動、東方資產等戰略投資者先后大舉增持可轉債并迅速轉股。這不僅幫助浦發銀行（600000.SH）化解了巨大的到期兌付壓力，更直接補充了核心一級資本，還優化了其股權結構。

穿透中信轉債、浦發轉債等銀行可轉債的認購方能夠發現，主要存在如下類型投資者：

第一類是原普通股股東，包括銀行的大股東、控股股東等，他們在發行時擔當認購主力，轉股期又積極維護股權結構，比如中信金控之于中信轉債；

第二類是配置型機構，包括銀行理財、保險公司等，前者通常在二級市場逐步建倉后長期持有，后者則傾向于一級申購與二級買賣相結合；

第三類是交易型機構，例如公募基金，一方面將大規模銀行轉債作為底倉配置，另一方面會積極交易那些經營狀況良好、股性更強的轉債，從而博取超額收益。

上述三類均屬機構投資者。除了機構，銀行轉債自然也面向社會公眾，有銀行可轉債資料載明：“本次可轉債在發行時，首先向原股東進行優先配售，原股東放棄認購的部分將向社會公眾投資者網上公開發行。”

以2025年成功“觸發強贖”的5只銀行可轉債為例，其投資者結構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大型城商行如南京銀行（601009.SH）、杭州銀行等由機構主導，原股東配售比例高，社會公眾投資者占比相對而言較低，僅為12.29%、29.95%，這背后與此類轉債發行規模較大（150-200億元）、機構配置需求旺盛、原股東認購積極等因素有所關聯。

而中小型城商行如齊魯銀行（601665.SH）、蘇州銀行（002966.SZ）等，社會公眾投資者參與熱情高，占比高達56.85%、65.33%，這背后與發行規模較小（50-80億元）、銀行主動將更多額度留給網上公眾投資者等因素有所關聯。

總體看，可轉債所具備的雙重屬性，決定了其資本補充面臨著市場環境中的不確定性。但成功案例亦能夠體現出，可轉債是一種融資成本可控、對股價沖擊相對較小的優質融資工具。

不論是發行規模還是投資者結構，這些因素并不會影響銀行可轉債能否成功轉股。決定轉股成敗的核心因素仍是銀行的基本面及其引動的股價表現。大道至簡，只有內功修煉到位，方能在激烈的市場中“轉股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