幀藏歲月，影映山河——老照片中的百年家國

亂世出英雄，浮沉見初心。民國時期，面對山河破碎、時局動蕩，無數人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擇。

1931年，上海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是中共中央創辦的大同幼稚園全體師生的戶外留影，也是毛澤東三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唯一的完整同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轉移到上海，無數革命者被捕犧牲，他們的子女成了“無人照料的遺孤”。為了“為革命保存火種”，周恩來、瞿秋白等推動創辦了大同幼稚園，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正規的兒童保育機構，收養了約30名革命后代，幼稚園隱藏在上海法租界的弄堂里，由地下黨秘密管理，老師們用化名開展工作，時刻面臨被特務破獲的危險。

第二排左一是毛澤東長子毛岸英（8歲），右二是毛澤東次子毛岸青（7歲）；右一是毛澤東幼子毛岸龍（4歲），是三兄弟里最年幼的，這張照片是他為數不多的留影——僅僅幾個月后，他便在上海因腹瀉夭折，年僅4歲，這張合影也成了毛氏三兄弟最后的團圓。

都是中共早期黨員、革命烈士的子女，比如惲代英、蔡和森、彭湃的后代，他們是革命的“火種”，在幼稚園里得到庇護與啟蒙。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而國民黨內部卻因權力斗爭分裂為，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南京國民政府和以汪精衛、孫科為核心廣州國民政府。在全國輿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壓力下，雙方被迫在上海召開南北和平會議，試圖結束黨內分裂、共組統一政府應對國難。這張照片正是和談期間，雙方代表在上海寓所的合影，表面是“團結御侮”，實則仍在為權力分配討價還價。

國民黨元老、外交家，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粵方代表，主張“團結御侮”，是粵方溫和派的代表。

粵方核心領袖，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此時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對抗南京蔣介石政權，是此次和談的粵方靈魂人物。

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張靜江（坐者），有“革命圣人”之稱，寧方代表，孫中山與蔣介石的重要支持者，是此次和談中寧方的核心斡旋者。

后排最右是孫中山獨子孫科，廣州國民政府要員，是連接粵方與革命正統的關鍵人物。后排其余人物多為寧粵雙方的高級幕僚與代表，涵蓋了國民黨各派系的骨干力量。

這群國民黨元老本應在東北淪陷時共赴國難，卻仍在為派系權力勾心斗角；和談后僅數月，蔣介石下野、孫科短暫組閣，汪精衛與蔣介石再度合流，東北的淪陷卻已成定局；照片里的汪精衛，后來更是徹底墮落為漢奸，讓這張“和平合影”淪為歷史的笑柄。

這張照片攝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的南洋，是同盟會南洋支部核心成員的珍貴合影，也是辛亥革命前夜海外反清力量的鮮活見證。

最右是同盟會女杰，曾任同盟會暗殺部部長的方君瑛，參與過多次反清暗殺行動，是早期女性革命家中的先鋒，后因革命受挫、理想破滅，于1923年自殺殉志。右二是馬來亞華僑，汪精衛的妻子，同盟會早期女會員陳璧君，曾積極參與反清宣傳與行動，后隨汪精衛淪為漢奸，抗戰勝利后被判處終身監禁，1959年死于獄中。

右三，前排坐者是黎仲實，同盟會早期骨干，是汪精衛、陳璧君的革命同伴，參與過刺殺載灃的行動，始終堅守革命立場，1919年病逝于上海。右四是方君瑛的嫂子曾醒，同盟會女會員，投身反清革命，后轉向教育事業，致力于女子啟蒙，淡出政治舞臺。

右五，前排左坐者是陳璧君的母親衛月朗，全力支持女兒參與革命，是華僑家庭中“母隨女志”、共赴國難的典型代表。左一站立者是汪精衛（汪兆銘），此時是同盟會最鋒利的筆桿子，《民報》主筆，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名震天下，是反清革命的偶像級志士。但后來他徹底墮落，在抗戰時期公開投敵，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漢奸。

1919年，日本九州帝國大學，中國留日學生愛國團體“夏社”的核心成員合影

左一是中國病理學奠基人徐誦明，早年赴日留學，與郭沫若同窗，是“夏社”的核心發起人之一，后來成為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先驅。后排中間是錢潮（或陳君哲），同為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留日學生，“夏社”成員。前排中間（右二）是郭沫若，此時正在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習，他是“夏社”的靈魂人物，后來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巨匠。右一是夏禹鼎，“夏社”因他的住所而得名。

1919年，國內五四運動爆發，留日學生深受感召，郭沫若、徐誦明、夏禹鼎等在九州帝國大學成立了“夏社”——這是近代九州地區第一個中國留學生愛國團體。他們的核心任務是：搜集、翻譯日本報刊上的侵華言論，撰寫抨擊日本侵略的文章，自費油印后寄往國內，以此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呼應國內的反帝愛國運動。

這張照片正是在夏禹鼎家中拍攝的，記錄了這群青年知識分子“以筆為刃、救國圖存”的熱血時刻。他們的活動很快引起日本諜報機構的注意，但這群青年并未退縮，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少年中國”的理想。

這張珍貴合影攝于民國四年（1915年）的北京，是近代軍事家、護國運動領袖蔡鍔為數不多的家庭留影，也是他在京最后一段平靜時光的見證：

居中的是近代著名軍事領袖蔡鍔，此時他正被袁世凱軟禁于北京，懷抱長子蔡端生，神色間已暗藏對帝制的憂慮。左側是蔡鍔的摯愛伴侶如夫人潘蕙英，懷抱三女蔡淑蓮，右側是正室夫人劉俠貞，懷抱四小女，是蔡鍔早年婚姻的伴侶。前排是長女蔡鑄蓮、次女蔡福蓮，是蔡鍔膝下的掌上明珠。

這張照片拍攝于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前夜，1915年，袁世凱加緊籌備稱帝，將蔡鍔羈留北京，試圖拉攏這位軍事英才。蔡鍔表面沉溺酒色、故作消沉，暗中與梁啟超等密謀反袁，這張全家福正是他“韜光養晦”策略下的偽裝，也是他對家庭最后的溫情留念。

僅數月后，蔡鍔便秘密離京，輾轉返回云南，于1915年12月發動護國戰爭，打響了反對帝制、捍衛共和的第一槍。

20世紀初，紹興，朱安與娘家人的最后合影。

右一這個清瘦的女人，是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這場包辦婚姻里最無辜的犧牲者。她身著樸素的長衫，面容清瘦，眼神里透著舊式女性的溫順與隱忍。她一生侍奉魯迅母親魯瑞，與魯迅僅有夫妻之名，無夫妻之實，獨守空房41年，最終孤獨離世，連這張照片，都是她在離開紹興前，為了留個念想而拍的。

她不是魯迅筆下的人物，她是活生生的、被舊時代碾碎的女人。這張照片里的溫順，藏著最讓人心碎的悲涼。

她旁邊的老者朱安的母親俞氏，她是這場包辦婚姻的推動者之一，也是朱安在周家唯一的情感依靠。站立男子是朱安的弟弟朱可銘，他是朱安在娘家最親近的親人，后來也一直照料著姐姐的生活。中間孩童是朱可銘的兒子朱吉人，是朱安的親侄子，左一是朱可銘的妻子（朱安的弟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