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36歲慷慨赴死，建國后毛主席卻說：以后少紀念他，這是為何

1935年，36歲的瞿秋白盤腿坐在草地上，面對行刑的槍口，他沒有絲毫慌亂，嘴里還輕輕哼著《國際歌》。

槍聲響起，這位為革命奮斗一生的共產黨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這樣一位英勇就義的先驅，本該被永遠銘記，可誰也沒想到，二十多年后的1962年，毛主席卻作出了一項令人意外的批示：“以后要少紀念瞿秋白，要多多紀念像方志敏這樣的同志。”

毛主席為何這么說？翟秋白又做了什么？

要弄明白這些，咱們得從瞿秋白的一生慢慢說起。

少年立志

瞿秋白出生在1899年，老家在江蘇常州，他的家族曾經是當地的望族，叔祖還當過湖北巡撫，算是真正的書香門第，父親瞿世偉是個典型的儒家學者，從小就教他讀唐詩宋詞，培養他的文學素養。

本來日子過得還算安穩，可到了父親這一代，家道徹底中落了，家里的經濟狀況一天比一天差，連基本的溫飽都成了問題。

無奈之下，瞿秋白高中沒能讀完，只能輟學謀生，早早扛起了家庭的重擔。

1916年春節前，一件讓瞿秋白刻骨銘心的事發生了，他的母親被長期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對生活徹底失去了希望，最終選擇了自盡。

那一年，瞿秋白才17歲。

母親去世三天后，瞿秋白寫下了《哭母詩》，字里行間全是悲慟和自責，這場家庭悲劇對他的打擊太大了。

也正是從這時起，他開始真正看清中國的落后和貧弱，心里慢慢萌生了改變國家命運的想法。

第二年，瞿秋白揣著一絲希望前往北京求學，他本來想考北京大學，可北大的學費和生活費實在太高，以他當時的條件根本負擔不起。

無奈之下，他選擇了俄文專修館，這是當時國內為數不多能免費讀書的學校。

在俄文專修館的日子里，瞿秋白過得很拮據，寒冬臘月里，他只能穿一件單薄的夾衣，有時候連飯都吃不飽，但他從來沒放棄學習，不僅熟練掌握了俄語，還在這里第一次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思想。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瞿秋白主動站了出來，他作為俄文專修館的學生代表，參與游行演說，還兩次被反動政府逮捕。

那時候他已經患上了肺病，出獄后病情復發，可他卻豪邁地說：“干了這平生痛快事，區區吐血算什么。”

本來想安安靜靜完成學業，可時代的浪潮推著他不斷向前，他和鄭振鐸等人一起創辦雜志，傳播新思想，還加入了李大釗領導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慢慢從一個文人，轉變為一名堅定的革命者。

1920年10月，瞿秋白還沒畢業，就以記者的身份前往蘇俄考察，那時候他的肺病已經很嚴重，親友們都勸他別去，可他卻說“寧死成一行”，一心想為中國尋找一條救國之路。

在蘇俄的日子里，他深入了解十月革命的成果，寫下了大量報道，共產主義信仰也變得更加堅定。

從蘇俄回來后，瞿秋白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業中，1924年，他參與了國民黨“一大”的籌備工作，還起草了《三大政策》的綱領，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

瞿秋白的理論水平在當時的黨內算是頂尖的，他精通多種語言，對馬克思主義有著深刻的理解，很多革命政策的制定，都有他的參與。

更難得的是，他不是那種只懂理論的書呆子，還特別注重實踐。

1927年，大革命遭遇嚴重挫折，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到處抓捕共產黨人，就在這危急時刻，瞿秋白站了出來，參與主持了著名的“八七會議”。

這次會議徹底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明確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的戰略方針，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可革命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1931年，王明借助共產國際的支持，掌控了黨的領導權。

因為和王明的政治觀點不合，瞿秋白被撤銷了領導職務，被排擠到上海，從事左翼文化運動。

從黨的最高領導層一下子跌到邊緣，換做別人可能早就消沉了，但瞿秋白卻很平靜，他本來就是個文人，能回歸文化領域，反而讓他覺得很自在。

在上海的日子里，他和魯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寫了大量雜文，喚醒民眾的革命意識。

魯迅后來還專門把他的譯文編集為《海上述林》，以此紀念他。

《多余的話》

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因為肺病加重，身體實在無法承受長征的艱苦，被留在了蘇區，負責領導文化教育工作。

他心里很清楚，這一留下，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和同志們一起奮斗了。

1935年，紅軍撤離后，瞿秋白在根據地打游擊時被國民黨軍隊捕獲，蔣介石知道他是黨內的重要人物，多次派人勸降，甚至提出讓他擔任國民黨大學的教授，只要他放棄革命信仰就行。

可瞿秋白始終不為所動，他拒絕寫自白書，也拒絕向敵人透露任何黨的秘密。

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他對革命的忠誠從來沒有動搖過，但讓人沒想到的是，在獄中，他寫下了《多余的話》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后來成了瞿秋白最具爭議的遺作。

文中，他回顧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坦誠地表達了自己內心的迷茫和掙扎，他說自己本來是個“半吊子文人”，被時代推上了革命領袖的位置，深感力不從心。

很多人看到這篇文章后，就把它解讀為“投降自白書”，認為瞿秋白動搖了，可這恰恰是瞿秋白的坦蕩之處。

他沒有刻意塑造自己“完美革命者”的形象，而是敢于直面自己的內心，把自己的迷茫和掙扎都寫了出來。

對比方志敏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的堅定豪邁，瞿秋白的《多余的話》確實多了幾分悲觀和迷茫。

但這并不代表他背叛了革命，他只是用一種更真實的方式，展現了革命者的內心世界，畢竟，革命者也是人，有迷茫、有掙扎，才更真實，也更可敬。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往刑場，他衣著整齊，神態平靜，走到羅漢嶺下的一塊草坪上，盤腿坐下，對行刑的士兵說：“此地甚好。”

隨后，他高唱《國際歌》，從容就義，年僅36歲。

按說，這樣一位堅守信仰、從容赴死的先驅，應該被永遠銘記。

可建國后，雖然他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但1962年毛主席的一句批示，卻讓他陷入了爭議。

毛主席的批示

1962年，《多余的話》在香港公開發表，引發了國內思想界的爭議，很多人把這篇文章解讀為“背叛革命”，毛主席看到后也頗為不滿，于是作出了“少紀念瞿秋白，多紀念方志敏這樣的同志”的批示。

很多人看到這句批示，就覺得毛主席否定了瞿秋白，但實際上，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

那時候，中國正處于意識形態高度緊張的時期，革命宣傳需要的是堅定不屈、毫無動搖的英雄典型。

方志敏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在獄中始終堅定不屈，寫下《可愛的中國》《清貧》等文章，字里行間全是對革命的忠誠和對祖國的熱愛，非常符合當時的革命宣傳需求。

而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因為里面有迷茫和掙扎，被認為不符合“完美英雄”的標準。

所以，毛主席的這個批示，更多是出于政治宣傳的考量，并不是對瞿秋白個人的全盤否定，他只是希望樹立更符合當時時代需求的英雄形象，引導民眾堅定革命信仰。

更何況，瞿秋白為革命事業作出的貢獻，是無法被抹去的，他參與制定革命政策，推動國共合作，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翻譯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為中國革命的發展付出了太多。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瞿秋白的一生。

1980年，中共中央為瞿秋白平反，明確指出《多余的話》不是叛變自白書，恢復了他革命烈士的名譽。

史學界也逐漸對他作出了客觀的評價，認為他是“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

瞿秋白的一生，是非常真實的一生，他不是那種高高在上、完美無缺的英雄，他有自己的迷茫和掙扎，有自己的無奈和遺憾。

但他從來沒有背叛過自己的信仰，從來沒有放棄過革命事業。

很多人喜歡把英雄塑造成完美的符號，但實際上，真正的英雄，往往是有血有肉的。

瞿秋白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的坦蕩和真誠。

他敢于直面自己的內心，敢于承認自己的不完美，這種勇氣，比完美的形象更讓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