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深山穴居13年變野人，男子后起訴政府索賠兩千萬結果如何？

1958年2月的北海道，雪下得很厚。石狩郡一名叫夸甜清治的日本獵人，踩著齊膝的積雪上山尋兔，天色陰冷，四下無人。獵人翻過一片灌木時，忽然看見雪地下面微微塌陷，像是有個被粗糙偽裝過的洞口。他好奇地撥開積雪，正要再探一探，突然，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從洞里探出來，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夸甜清治嚇得渾身一抖，低頭一看，只見洞里探出半個頭，一頭亂發，胡子連著頭發，臉黑得分不出五官，只剩下一雙眼睛死死盯著他，既像野獸，又像人。獵人腦子里猛地閃過這幾年鄉間流傳的一個說法——“山里有個野人”。他拔腿就跑，翻身滾下坡去，一路跌跌撞撞沖下山。

山洞里那個人，就是劉連仁。自1945年夏天逃出煤礦算起，他已經在北海道深山穴居靠吃野菜、海帶、蛇肉活了十三年，早就被當地人當成“傳說”了。誰都沒有想到，這個“野人”，其實是被抓去日本干苦工的中國農民。

有意思的是，在獵人報警、警察搜山、身份確認，到后面中日各界介入，把劉連仁送回國，這一連串動作開始得很快，結局卻并不簡單。更沒人會想到，這個從雪洞里被拽出來的“野人”，幾十年后會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索賠兩千萬日元，硬生生打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第一案。

一、從山東農民到北海道勞工

把時間往前撥回到1944年9月，地點在山東高密縣井溝鎮草泊村。

那是戰爭快到尾聲的一年，山東大地卻還沉在日偽鐵蹄之下。31歲的劉連仁，和很多北方農民一樣，一輩子最大的指望不過是風調雨順、多收幾石糧。那天傍晚，他從地里收工回來，渾身是汗，剛坐到炕沿上，連飯都沒來得及吃，妻子就說：“連仁，鄰居找你，有事。”

他隨手抄起一塊熟地瓜，一邊啃一邊出門。誰也沒料到，這一腳邁出去，和家人一別就是十四年。妻子肚子里那個還沒出生的孩子，等他回家時，已經是十三四歲的小伙子了。

村外的土路上，日偽軍已經守候多時。那年8月18日以后，日軍在山東淪陷區大搞所謂“獵兔行動”，按他們的說法，是“征用勞工”，實質就是抓青壯年到礦山、工地去當苦力，補日本本土勞動力的空缺。按照事后統計，從中國各地弄到日本去的勞工，大約有三萬人。

劉連仁和幾個高密老鄉，被捆著押到車站，塞上悶罐車，再押到青島，關進監獄，擠在黑乎乎的牢房里。他們誰也說不清接下來要面對什么，只知道這些穿軍服、說日語的人，一點也不像會講道理的主兒。

大約兩個月后，這些被關著的勞工，被統一換上黃軍裝，強行照相，按手印，然后驅趕到青島大港碼頭，塞進一艘叫“普魯特”的貨船。八百多人被關在下層大艙里，腳下是冰涼的礦石，頭頂是密不透風的艙板，空氣混雜著汗味、嘔吐物味和煤屑味。

在海上顛簸六天，船終于開到了日本最北的大島——北海道。

上岸后，他們被刺刀押著，步行了一天半，才到雨龍郡沼田村。那里有明治礦業股份公司昭和礦業所的煤礦。一個日本軍官高高在上，宣布他們“被征召為勞工”，還讓翻譯說什么“日本政府不會虧待你們”。對一個只認得幾百個字的山東農民來說，這話他聽著有點迷糊，卻又生出一絲僥幸：要真是當礦工，吃苦倒不怕，只要能活著，終究有回家的那一天。

現實很快給了他們一記悶棍。

在昭和礦業所的日子，簡單說，就是不把人當人。每天下井十小時以上，塌方、透水、瓦斯爆炸，都是家常便飯。礦洞里空氣渾濁，粉塵嗆人，又潮又冷。監工罵幾句算輕的，動起手來，木棒、鐵棍、鐵锨、鐵鎬，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有個一起從山東來的工友，只是下井時不小心撞了日本監工一下，就被拖到外面打得皮開肉綻，黑煤灰進了傷口，流出來的血和膿都是黑的。

吃的更不用說，粗糧都算好的，有時窩窩頭里還摻著木屑。有人餓得慌，忍不住偷了兩個蘿卜，結果被綁在樹上，放出兩條狼狗活活咬死。這樣的場景，在礦區一點也不稀罕。

問題還在于寒冷。北海道冬季漫長嚴酷，劉連仁他們去的時候，已經是冷風打臉的季節。日本人卻不給他們棉衣，讓他們穿著從山東帶去的單衣下井干活。井下稍微暖和點，上下井的路上，風雪直往衣服里鉆，很多人腳被凍壞了。有的得病了，照樣被逼下井；有的倒在工棚里，就這么耗著，不看病，不給藥，死了也不過是少一個“勞力”。

有一件事，劉連仁記了一輩子。他住的工棚里有三個室友，因為病重下不了井，被人用草繩綁起來，日方說他們得了“霍亂”，竟直接被拉出去燒掉。火光沖天時，圍著的人沒人敢吱聲，只能低著頭，忍著眼淚。

那一個冬天，凍死、累死、病死，加起來，大約一半人。活下來的人也都熬得不像樣子。劉連仁每天都在想：再這么下去，早晚輪到自己被埋在煤層里。

轉機，很狠，卻也很突然。

一天，他在井下干活時，用鎬頭刨到硬東西。細看竟是一具尸體，衣服編號還是同礦的工友，幾個月前還分給過他一小塊蘋果。那張臉已經模糊了，只剩衣服上的碼還認得出來。劉連仁心里“咯噔”一下，腦子里猛地閃過一個念頭：再不跑，自己遲早也會變成這樣，連個完整的尸體都留不下。

這一刻，逃跑的念頭徹底壓過了恐懼。

二、逃出礦井到鉆進雪山

1945年7月31日，劉連仁和四個高密老鄉——鄧撰友、陳增福、陳國起、杜桂香，悄悄聚在一起，商量逃跑。那時他們已經在礦上干了八個多月，對礦區大致環境多少有點門兒清，也知道周邊是大山，山后面再過去就是海。

那天晚上，天陰，風大，礦井門口只有一個日本看守。他們咬牙盯著那個人，誰也不說話。有意思的是，真到了那一刻，反倒沒人再猶豫。幾個人對視了一眼，悄悄摸起幾塊大石頭，憋著氣撲過去，朝看守腦袋砸下去。那人重重栽倒，連聲叫都沒喊出來。

門一推開，外面就是黑壓壓的山林。

五個人像撒開的野兔一樣沖進山里，慌不擇路。跑出一段，確認后面追兵沒趕上來，這才停住喘氣，在一塊石頭邊上對天發誓：不管后頭怎樣，算是結拜兄弟，同生共死。

只是山里沒有糧食，人是要吃飯的。頭幾天，他們靠山里的野菜、野果撐著。北海道夏天短，山里植被卻不少，苔蘚、蘑菇、野韭菜，碰見什么吃什么。可這終歸不是長久之計，大伙合計著，總得冒險下山弄點糧食。

某天夜里，他們摸到一片種著土豆的農田，正挖著土豆，被遠處燈光一晃，緊接著傳來喊叫聲。日本人發現了動靜，拿著槍沖回來。五個人慌忙逃竄，黑燈瞎火，方向亂了套。結果，鄧撰友和陳增福落在后面，被抓了回去。

又過了幾天，山里搜捕加緊，劉連仁和另外兩個同伴轉移時，又遭遇搜山隊。槍聲中，他們被分散沖散，兩人被抓，劉連仁一個人僥幸鉆進一道石縫。

短短半個月，從礦井逃出的五人，只剩他一個。睡在林子里，他聽著遠處狗叫和人的喊聲，心里一陣陣發涼，想著：“再這樣躲下去，還有啥希望？”他甚至盤算起自縊，解下腰間的草繩，綁在樹杈上，在地上跪了幾下，低聲說了幾句像是遺言的話：“娘啊，兒子不孝……孩子他娘，你好好活……”

繩子剛套上脖子，腳下用力一蹬，“咔嚓”一聲，人摔到地上，繩子斷了。那繩子本來就是日本人發的腰繩，粗糙又不結實，此前已經磨損多次。這下倒成了救命索。

他半天沒緩過來，躺在地上大口喘氣，心里隱隱有點說不清的感覺：既然連死都死不成，八成還得硬撐著活下去。就這樣，劉連仁打消了尋死的念頭，又一次轉身扎進山深處。

夏秋還好熬，野菜、野果還能找到，他偶爾夜里摸到農田，拽兩把豌豆、土豆，胡亂生吃。運氣好時，下到海邊撿一點被沖上來的海帶，曬干藏起來。那時候他也想過做木筏逃走，站在海岸邊看著巨浪拍打礁石，又想到自己既不會劃船，更不懂洋流，硬闖海路，多半只是換一種死法。

要命的是北海道的冬天。入冬之后，山路被雪封住，糧食來源一下子斷了。他只好把夏秋撿來的海帶曬干，堆在洞里，嚼著咽，不管肚子里翻騰成什么樣，只要能撐過去那一口氣。沒有火，一切都是生的。胃被折騰得時好時壞，腹瀉、浮腫也時常一塊找上門。

就這么一步步，劉連仁從一個地里刨食的農民，變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山里人”，甚至在當地人口中，成了“野人”。

三、十三年“野人”日子怎么熬

如果把魯濱遜擱在北海道的山里，恐怕也要重新寫一遍故事。

為了躲避風雪，劉連仁不得不學會挖洞。頭幾年他不會選地方，只知道隨便找個背風的洼地刨個坑，鋪點枯草就縮進去。等冬天大雪一蓋，洞口直接被封死，人差點被困在里面出不來。他用手一點點刨，手背都磨破了，才弄出個口子鉆出去。從那以后，他才明白洞口要選在稍高的坡地，還得留出一個備用出口。

洞里沒有光，他便在洞口挖一個小缺口，讓一點日光照進來，又在側邊挖出小格子，用來堆海帶、土豆、野果干，算是臨時糧倉。有時候，他幾天不出洞，躺在里面裹著破布睡覺，真有點像動物冬眠，只不過他腦子是清醒的，耳朵也一直豎著，生怕聽見人的腳步或野獸的喘息聲。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山下偶爾遇見幾個日本農民，有人遠遠看著他，又怕又好奇。1946年的一個夜里，他冒險下到一戶人家附近，蹲在暗處看著炊煙，聞著熟食的氣味，肚子里直響。等那家人進屋，他悄悄摸到屋后，撿到了一個舊小火爐和一口小鐵壺，還有一點吃剩的土豆皮。第二天，他試著在洞口點火，把土豆烤熟。那一口熱乎乎的土豆下肚，他竟然眼圈一熱，鼻子發酸。

1947年前后，他在山路上撿到一把破雨傘。對一般人來說，這東西算不上什么寶，對于長期在野外挨淋的他，卻是大件財物。有了傘，下雨天也能出去找東西吃，不用一直縮在洞里。

1949年，他又撿到兩根針，破衣服終于可以縫一縫，不至于前襟后襟全是洞。1950年，一把小刀、一件舊軍大衣落在他手上，小刀既能割草，又能防身，軍大衣一裹，冬天里能多捱一會兒。看著別人用舊丟掉的東西，被他當寶一樣往洞里抱，也能看出那十三年到底有多艱難。

山里有野獸，這是另一層威脅。有一回夏天，他為了找吃的跑得遠了，傍晚找不到洞口，只好爬上一棵樹，綁著腰帶在樹枝上打盹。半夜醒來，他覺得口渴，悄悄爬下樹，剛落地，就發現前方不遠有團黑影在晃。再定睛一看，竟是一頭大黑熊。

那種時刻，心跳都能被自己聽見。跑，馬上會被發現；不跑，黑熊越來越近，也早晚得被看見。他猛地想起以前聽過的話，說大熊不吃死人。于是干脆一咬牙，撲通一聲倒在地上，一動不動，連呼吸都壓到最低。那熊走到他身邊，用鼻子在他臉上嗅了嗅，似乎聞不到活人的氣味，扭頭就走遠了。等它的身影徹底消失，他才敢緩緩吐出一口氣，后背早被冷汗浸透。

另一回，他在林子邊緣翻找野果子，突然看見一條胳膊粗的蛇盤在石頭邊。換在初到山里那陣，他早就拔腿跑了。可那一天，他已經幾乎兩天沒找到像樣的東西吃，肚子里空得慌。想了想，他摸了摸自己腰間的小刀，慢慢靠過去，盯準“七寸”一刀砍下去，正好砸中要害。蛇身劇烈抽動了一陣，軟了下來。

那天他做了一個在過去想都不敢想的決定——把蛇剝皮，生吃。沒有火，條件不允許，只能硬著頭皮來。腥味在嘴里擴散，胃里一陣陣翻騰，可他還是一口一口咽下去。吃完，他渾身發冷，到河邊去洗嘴、洗手，水面倒映出自己的樣子，連他自己看了都一愣：頭發和胡子拖到胸口，臉上黑一塊白一塊，還沾著血跡和泥巴，眼睛卻有點發光。試想一下，村婦突然在山道上撞見這么個人，哪兒還能站得穩？他這才理解前兩天遇見的幾個日本婦女，為什么尖叫著給他下跪——在她們眼里，眼前這個影子，恐怕比妖怪還嚇人。

回洞以后，他用鐮刀削掉一截長發和胡子，破衣一披，勉強有點“人樣”。

十三年，說起來不過三四個段落，在山里卻是一天天熬出來的。從1945年夏逃出礦井，到1958年冬天被獵人發現，劉連仁經歷了戰爭結束、日本投降、國內形勢巨變，可他對這一切一無所知。對他來說，世界只有山、雪、野獸，還有時不時出現的日本人腳步聲。他不敢下山探聽消息，只能憑本能和求生欲撐著活下去。

從結果看，這十三年，確實把他磨成了一個“野人”。語言功能退化，說話結巴，舌頭僵硬，甚至一度幾乎開不了口。但也正是這十三年，讓他從一個普通勞工，變成了后來那場訴訟里的關鍵證人——他的經歷，用不著太多渲染，本身就是鐵證。

四、歸國、控訴，到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

1958年2月那天，獵人逃下山后，很快報警。當地警署組織人手上山搜查，在那個被雪半掩的洞穴里，把劉連仁找了出來。那時他裹著破衣爛衫，身形單薄，眼神卻還算清醒。被押到警署后，他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只能一個字一個字擠：“中……國……山……東……高……密……劉……連……仁……”

日本華僑社團和日中友好人士很快介入。留日中國華僑總會、日中友好協會等多方奔走，為他安排住院、治療、補給，替他向日本有關方面說明情況。中國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中國紅十字會、中方駐日代表等多次交涉。經過兩個多月的協調，1958年4月15日，劉連仁被送上“白山丸”號輪船，從日本返回中國。

輪船抵達天津塘沽時，碼頭上聚集了一千多名各界群眾。那一刻，他這個在日本深山穴居十三年的“野人”，在祖國的土地上搖搖晃晃地走下舷梯。劉少奇同志在北京接見了他，握著他的手，說了一句簡單而分量極重的話：“祖國人民歡迎你回來。”

從1944年被抓走，到1958年回家，中間整整隔了十四年。回到山東高密老家時，他已是四十多歲的人。家門口那棵梨樹，早已枝繁葉茂，果子累累。他的老母親沒能熬到這一天，卻留下了這棵樹。更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妻子一直守著這個家，孩子也平安長大。當那個十三四歲的少年跑到他面前，喊一聲“爸”的時候，在日本山里啃過海帶、咽過蛇肉的男人，確實沒忍住老淚。

那幾年，他一度成了新聞人物。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接見過他，他在全國各地做了大約一千八百場報告，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他說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講自己怎么被抓、怎么下井、怎么逃跑、怎么在山里活著。聽眾很多是戰后長起來的一代人，具體數字記不住，但“苦”“餓”“打”“凍死”“燒死”這些詞，聽一次記一次。

回鄉以后，他還是干熟悉的農活，種地、搞集體生產，也先后被推舉當過公社干部、村主任、高密縣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對一個出身普通農家的勞工來說，這算是命運給的另一個答案。

但他心里有根刺，一直沒拔掉。

他知道自己那一批被抓到日本的勞工，死在礦井、凍在山坡、倒在工棚的人太多，能夠回來的人，少之又少。那些名字、那些臉，很多都無處掛、無處說。如果只把這段經歷當成一段個人遭遇，悄悄翻篇，未免太輕薄。

所以，在不少人的支持下，他開始不斷提出一個要求：日本政府必須承認抓勞工、虐待勞工的事實，要道歉，要賠償。這并不是為個人多要幾塊錢，而是給那三萬勞工，給無數被害者一個名義上的公道。

1995年，距離他回國，已經過去三十七年。那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82歲的劉連仁，帶著兒子劉煥新，再一次踏上飛往日本的飛機。這次不是被押，而是主動去，目的很明確——以原勞工的身份，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

8月12日，他到了東京。8月15日，日本投降紀念日那天，東京最高法院特別裁判庭內，開了一場記者招待會。白發斑駁的他，站在閃光燈前，提出自己的訴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賠償兩千萬日元。數字看似不小，實際上折算到每一年、每一天，算不上什么巨額，只是一個象征。

更重要的是，他要在法庭上用自己的經歷擊穿日本方面長期掩蓋的說辭。

然而，日本法院的回應卻相當“離譜”。對于中國勞工問題，日方一些人堅持所謂“待遇不錯”的說法，甚至拿出“每周休息、每月發新鞋、每周兩盒煙、每餐四個菜”之類的說辭，對外宣稱當年對勞工“很優待”。在這樣的態度下，法院一度反問劉連仁：“日本人當年對你們那么好，你來打什么官司？”

聽到這樣的問話，說不生氣是不可能的。可劉連仁并沒有情緒化，只是用不太流利的話，一個段落一個段落地講：礦井里的死人、凍壞的腳、被狼狗咬死的工友、被燒掉的病人，還有北海道山里十三年啃生海帶的生活。法庭記錄員照樣敲字，旁聽席里有人沉默，有人低頭，有人干脆抹淚。

1996年以后，他又先后兩次赴日繼續訴訟，堅持把這條路走完。對一個年逾八旬、身體早已大不如前的老人來說，這樣奔波，本身就需要不小的決心。

遺憾的是，時間不等人。

1998年，劉連仁被確診患上胃癌。醫生說，他的胃基本爛掉了。聯想到他當年在深山里長期吃生冷、食不果腹，胃病惡化到癌變，并不奇怪。2000年9月2日，他在高密家中去世，享年87歲。彌留之際，他反復對兒子交代一句話的意思：官司不能停，一定要打到底。

從某種角度看，他在法庭上的身影，到這時畫了一個句號。但案子并沒有到終點。

劉煥新接過父親留下的材料，繼續在日本打這場官司。2001年7月，東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個引人注目的判決：認定劉連仁的遭遇屬實，判決他一方勝訴，要求日本方面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害共兩千萬日元。

這一次，輿論一片嘩然。對于被侵略的一方來說，這只是個開始；對于日本政府來說，卻是一個危險的先例。一旦承認一個，就可能打開成千上萬起索賠的閘門。

果然，2005年，東京高等法院推翻地方法院裁決，駁回劉連仁一方的索賠請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再次駁回訴訟。到這一層級，路徑已經走完，法律上的可能性被堵死了。

從法律程序來看，這是一場“以失敗告終”的官司。但從事實認定和歷史影響來看，局面就復雜得多。一方面，地方法院的判決曾經承認了強征勞工和虐待的事實，等于給后來類似案件留下法律文書的依據；另一方面，中方民間對日索賠，有了第一個打到判決階段的樣本。

更現實的一點是，劉連仁走過的這條路，并沒有白走。

2016年前后，在多起訴訟、談判、社會壓力疊加之下，日本三菱公司（此前明治礦業昭和礦業所的實際控制者之一）終于宣布向當年被其強征的中國勞工及遺屬謝罪，并給每位受害者或其家屬支付十萬元人民幣。金額并不大，相比劉連仁當初提出的兩千萬日元，也算不上多么“慷慨”，但這個動作，本身就是態度的變化。

嚴格說，這并不是日本政府層面的國家賠償，而是企業對歷史責任的一種回應，性質有限，含義卻也清楚：拖了這么多年，“完全否認”的口風已經很難維持。一家公司出面道歉賠償，背后反映的，是現實壓力，也是歷史記憶遲遲不肯消失的結果。

劉連仁沒有活著看到這一步。對他來說，自己爭的那口氣、那張判決書上的名字，已經足夠說明一些東西。對于那些戰死、病死、凍死在礦井和深山里的勞工來說，他站在法庭上那一刻，也可以算是某種意義上的“代表”。

回頭看這一生，那年秋收路上的一塊地瓜，把他和自家院子隔開了整整十三年；北海道雪洞里的那只斷繩，又把他的命，從死亡線上拽了回來。作為一個普通農民，他干過地里活，也在法庭上硬碰硬地對著日本政府說“不”。在那一代人的命運起伏中，他的經歷算不上最轟轟烈烈的一種，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倔強勁兒，一直貫穿到生命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