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電影：一種局部的、未完成的現代性

【序】

1897年11月21日在議事亭前地的華人餐館中，電影首次傳入澳門，與上海、香港幾乎同步，這讓澳門成為華語電影放映史的地理起點之一。這一事件，標志著一個現代視覺媒介在遠東葡萄牙殖民地的登陸。然而，回顧整個20世紀，澳門的電影生態主要由放映業構成。從早期的“解畫”現場到后來的多廳影院，形成了一個穩定卻略顯被動的消費市場。

與其活躍的放映史形成尖銳對比的，是創作史的長期沉寂。在1995年合拍片《大辮子的誘惑》出現之前，可被視為“澳門電影”的敘事長片近乎空白。這種“放映”與“創作”的嚴重脫節，構成了澳門電影史最核心的特征：它始終是一個活躍的“市場”和“取景地”，而非一個具有生產主體性的“創作源”。

（電影《大辮子的誘惑》劇照）

這種狀況在1999年澳門回歸后開始發生變化。在特區政府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國家戰略下，電影被明確納入文化產業范疇。澳門文化產業基金、文化局的“電影長片制作支援計劃”等財政工具相繼設立，旨在激勵本地創作。其直接結果是催生了一批以“澳門影像新勢力”為代表的短片，以及零星出現的本土長片，如由徐欣羨執導、深刻勾畫城市變遷的《骨妹》。然而，到今天我們也無法否認澳門電影的根本困境是，澳門缺乏維持電影再生產所必需的最小市場規模、專業人才梯隊及完整的工業分工體系。創作者多為兼職，作品難入商業發行，傳播局限于本地影展與文化節慶。這導致了一種“扶持下的內循環”：創作依賴公共基金啟動，在本地展示，卻難以形成可持續的商業回報與職業路徑。

（電影《骨妹》劇照）

在此語境下，2025年落戶澳門的亞洲藝術電影節（Asian Art Film Festival，AAFF），可被視為一種試圖從內部重構本地電影網絡的結構性干預。電影節并非孤立的文化事件，而是一個連接多方的平臺節點：它整合了澳門文總的政策資源、電影協會的業界經驗，以及各大高校的學術與人才力量。特別是通過設立“澳門光影”創投單元，電影節試圖扮演“項目轉換器”的角色，將分散的創作靈感，轉化為符合國際標準、可融資的“項目案”。這一舉措，直指本地創作從“點子”到“片子”過程中最薄弱的一環。需要強調的是，“網絡重構”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節點是對本土觀眾的培養。一個健康的電影生態，不能只有創作者和扶持基金，還必須有懂得欣賞、愿意買單的觀眾。

當然，電影節的效能仍面臨深層制約：產業結構不全，缺乏攝影棚與后期團隊、人才斷代，以及本土扶持機制的不夠完善，本地影展常因策展視野、行業影響力有限而難以躋身主流話語體系；而政府的扶持基金則時常面臨合格申請項目稀少的窘境。這暴露出了澳門電影產業在從個人化創作到工業化項目之間，存在著專業開發環節的全面缺失。

因此，面對這剛剛邁入第二屆、卻首次完整搭建起展映、創投、論壇與大師班等全套議程的亞洲藝術電影節，我們很難不心生期待。而本屆亞洲藝術電影節多重活動的設置對于澳門電影而言更像是一場測試與“網絡重構”。它測試本地機構能否協同工作，測試高校教育能否與產業需求對話，測試本土故事能否承載超越地域的普遍價值。它的最終目的，或許并非在短期內“創造”一個成熟的電影產業，而是試圖通過引入國際標準與資源，刺激并幫助澳門在本土創作、教育培養、政策協調之間，建立起更有效率的連接，從而為其“未完成的電影現代性”尋找一種可能的、局部的發展路徑。其成敗，將不取決于一屆活動的規模，而取決于它能否在電影節周期結束后，在本地留下可延續的工作方法與更緊密協作的行動者網絡。

01

當“亞洲藝術電影節”的金字招牌懸掛于澳門酒店外墻時，一個必須被置于歷史與產業維度審視的問題是：這標志著澳門電影生態的結構性升級，抑或是其長期作為“取景地”而非“創作源”這一尷尬處境的又一次文化裝飾？

澳門境內及周邊區域（如珠海橫琴）以“亞洲”或“澳門”為名、并冠以“國際”的影展活動層出不窮。然而，衡量一個電影節/展的國際聲望與產業輻射力，核心不在于名號的宏大，而在于其議程設置的深度與審美權力的獨立性。

過去，行業習慣于引用國際電影制片人協會（FIAPF）的分類體系（如所謂的A、B、C、D類）作為評價標準。事實上，電影節的分類并不是在討論電影節的級別，而是根據電影節的特性將其分為了這四類，它們分別代表著競賽型非專門類、競賽型專門類、非競賽型電影節、紀錄片和短片電影節。然而，在今年3月中旬FIAPF又對這個認證標準進行了一次調整，簡單來說，根據當前FIAPF的認證標準來說，現在的國際電影節分為A級（A-list）與非A級。

一個常規且具備產業造血功能的國際電影節/展，絕不僅僅是頒獎典禮的堆砌，它應當是一個有機生長的生態系統，至少包含三大核心支柱：一是高質量的展映單元，構成內容展示、審美評價與觀眾對話的核心，最重要的是在展映的環節發現新大師，定義電影藝術的新坐標，而非單純的做一個“放映員”；二是專業的電影市場與創投平臺（Project Marke），為項目融資、合拍及發行提供真實的交易場景，孵化出項目才是正道；三是深度的產業論壇及大師班，促進行業前沿對話與新生力量的培育。

反觀澳門多數本土影展，往往高度集中于“頒獎”這一單一環節。這種模式實質上更接近于奧斯卡等純獎項典禮，其體量與功能無法等同于一個完整的電影節。由于缺失了作為“產業樞紐”最關鍵的展映交流與市場交易部分，這類活動難以對本土創作生態產生實質性的拉動，更像是一場場熱鬧的“文化快閃”。

這一現象與澳門在影視產業鏈中的歷史定位直接相關。長期以來，澳門因其獨特的城市景觀，在大量華語及國際影視作品中扮演著“取景地”角色。這種“被拍攝”的被動關系，并未自動轉化為本土制片能力、編劇人才或導演群體的積累。電影產業的核心價值在于敘事權與內容生產，而非地理景觀的租賃。因此，各類“國際”電影節的名號與本土創作實質的貧乏之間，形成了醒目而刺痛的反差。

在此背景下，亞洲藝術電影節被賦予的“破局”期待，不應僅是另一場文化盛事，而必須是一個針對系統短板的精準介入。其關鍵考驗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個包含嚴肅選片、系統展映、有效創投及產業對話的完整議程，真正向一個FIAPF認證的國際標準看齊。特別是其“澳門光影”創投單元，能否真正成為連接本土故事創意與區域乃至國際制片資源的可靠通道，讓本土創作者不必背井離鄉，也讓澳門本土的扶持基金找到合適的項目。

電影節的成功與否，將不再取決于開幕式的星光或媒體報道的熱度，而取決于它能否在活動周期之外，持續為澳門催生出具備專業完成度與市場潛力的電影項目，并逐步扭轉其從“取景地”到“創作源”的產業身份。這并非一次文化包裝所能達成，而需要基于對電影工業規律的尊重，進行長期、務實且系統的生態構建。畢竟，一個電影節的聲望（prestige hierarchy）建立除了首映權還應包含著項目的孵化成效。

（首屆亞洲藝術電影節現場圖）

02

如上所述，現階段澳門電影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如何扶持本土力量，換言之如何改變澳門從一個“取景地”成為一個故事的“發生地”。那么亞洲藝術電影節在澳門尋求的“扎根”，便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一場需要在具體的人與事之間穿針引線的漫長實踐。

在筆者看來，這場實踐的成敗，絕不僅僅取決于電影節組委會的策展能力，更在于它能否真正走進本地電影生態的肌理，編織出一張由關鍵機構構成的“行動之網”。這張網不僅要匯聚資源，更要讓不同的目標在此碰撞、轉化、生出新的可能。本屆電影節試圖整合澳門資源的核心，正是要與三大本地力量建立深度的“血肉聯系”。

首先，就是要將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文總）的宏觀政治訴求與澳門電影協會的行業訴求進行有效地連接與整合。文總的宗旨在于文化基地建設、中華文化傳播與國際交流，其運作邏輯偏向于頂層設計與資源整合。澳門電影協會則凝聚了數十年來本土創作者在有限市場與資源環境中的具體實踐、經驗與人際網絡，其核心訴求在于為本地創作尋求可見度、渠道與生存空間。電影節的獨特價值，或許就在于它能將文總的“戰略意圖”，翻譯成一個個業界可觸碰的具體項目，譬如說劇本創投實實在在的合拍倡議。同時，也能將協會里那些帶著在地需求轉化為可實現的訴求。資源一旦整合，亞洲藝術電影節就不再是一次性的熱鬧活動，而成了政策、資源與一線實踐雙向流動的“活水渠道”。但筆者擔憂的是，如何避免這種接合流于儀式性的“支持”表態？

其次，是學院機構與產業需求的反饋實驗。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等高校，無疑是本土電影人才孵化的核心場域。電影節與高校的合作，不應止步于給學生提供一個展映的舞臺。在筆者看來，這更像是一場田野演練，將學院派的、理論式的知識直接拋入電影節這個國際化、高濃度的“臨時性”的實踐中。通過電影市場、劇本創投、大師班和論壇，讓電影學院的學生第一次直面市場。值得強調的是，這不僅是給學生的實踐機會，更是一次對本土電影教育的“反向調查”。通過這種周期性的碰撞，去試探電影教育的側重點是否偏離了航向，去鼓勵一種更具項目、實踐、產業意識的人才培養模式。這正是亞洲藝術電影節開創電影市場、劇本創投板塊的意義。

最后，澳門這片土地是復雜的，甚至可以說充滿了某種“撕裂感”。就筆者在澳門的實地觀察而言，這種矛盾無處不在。這里擁有深厚的歷史底蘊，也橫亙著龐大的博彩現實。曾陪同事去采訪永樂戲院的總經理，在數字化早已普及的今天，他們依然堅持用手寫的方式出票。當翻閱那些泛黃的歷史片單時，我不禁好奇：在過去那個被封鎖的年代，諸如《白毛女》這樣的影片，究竟是從哪個關口“逃”過審查來到這里的？又有多少澳門、香港的愛國民眾，曾為了看一部電影而特意乘船而來？這些細節讓人真切地觸摸到，在這座城市看似平靜的表面下，中華文脈與愛國情懷曾以怎樣頑強而隱秘的方式流動。

（永樂戲院圖片）

然而，走出戲院，迎面撞上的卻是另一重現實：霓虹閃爍的賭場與賽博朋克般的都市景觀，構成了城市的另一張面孔。在這光怪陸離的喧囂中，嚴肅的電影文化往往顯得微弱，難以成為大眾日常的精神主食。

面對如此割裂又共生的環境，本土創作者的處境是微妙的。這既是富礦，那些在手寫票根與電子籌碼之間的落差、在舊街巷與新城擴張夾縫中的生存狀態，都是極具張力的題材；但這也是一道難題，如何在巨大的感官刺激中，捕捉到普通人真實的靈魂？如何不被奇觀化的表象吞沒，講出屬于澳門自己的故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亞洲藝術電影節設立了“先鋒浪潮”“鄉土紀事”等單元，以及專設的“澳門光影”劇本創投，便不再僅僅是常規的策展動作，而是一次主動的“議題設置”，更像是寫給這片復雜土壤的“征集令”。去年，電影節表彰了黃婷婷導演的《幸運閣》和徐欣羨的《多想和你再見一面》，這兩部扎根本土的作品獲獎，本身就是一種鮮明的態度。它在呼喚創作者不要回避這份矛盾，而是潛入其中，在浮躁的時代里守住一份專注，去挖掘被霓虹掩蓋的往事，去記錄在歷史洪流中依然堅韌的面孔。

（電影《幸運閣》海報）

（電影《多想和你再見一面》劇照）

03

綜上，亞洲藝術電影節在澳門能否超越一場年度熱鬧，最終要看它是否真正介入了本地電影生態的“筋骨”。它不應只是一次性的聚會，而應像一枚精準的“文化針灸”，刺激出持續的反應。

如前所述，亞洲藝術電影節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只是讓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和澳門電影協會在活動那幾天臨時搭個伙，散場即結束。它必須促成兩者建立一種基于具體項目，比如合拍片、人才計劃的常態化溝通機制，讓跨領域的資源與深耕行業的網絡真正流動起來，形成匯聚的澳門力量。

更深層的介入，在于打通教育與產業。教育不該是象牙塔里的閉門造車，必須與市場相通。電影節應當成為一個有效的反饋，將國際產業的標準、創投環節暴露出的本土短板、市場真正渴求的敘事類型，系統地反饋給學校。讓課程設計和培養方向不再閉門造車，而是精準回應產業真實的缺失，確保學生學到的本事，出了校門就能用得上。

而最核心的還是直達創作本身。這也是筆者如此關注亞洲藝術電影節的原因，據筆者所知，這是目前唯一一個設立創投路演的澳門本土電影節。通過“澳門光影”等單元的篩選，電影節實際上是在定義：什么樣的“澳門故事”值得被講述、被資助？是鼓勵創作者去深挖博彩社會背后的生態、歷史社區的變遷、移民身份的迷茫，還是默許大家繼續重復拍攝那些光鮮的城市地標？電影節的篩選與獎勵，就是塑造未來澳門電影面貌最直接的手段。

從電影史的角度看，一個地區的電影身份，從來不取決于活動辦得有多大、明星來了多少，而取決于能否產出一系列有文化自覺、有表達力量的作品。

亞洲藝術電影節若要成為澳門電影發展的關鍵節點，其歷史意義絕不會記錄在某屆的星光或票房上，而將體現在：在它周期性的推動下，本地的機構協作是否更順暢了，電影教育是否更務實了，以及最重要的是，是否有一批電影人得以持續創作。當這些作品讓“澳門”不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地理坐標，而成為一種獨特的敘事視角和情感結構時，這場“文化針灸”才算真正起了效。

從“被觀看的景觀”到“主動言說的主體”，這是衡量這 一切的唯一標尺。

創作不易，感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