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諸葛亮,為了報答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明知蜀漢國力弱小,依然一次次翻越秦嶺去硬剛強大的曹魏。
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浪漫主義行為,確實讓后人感動。
但是,我們換個更現實的視角,重新打量這段歷史,諸葛亮發動北伐,不僅僅是為了在戰場上打敗曹魏,他還有另一個隱秘的目的。
用一場長期的戰爭,在蜀漢內部制造一個不可挑戰的“例外狀態”,從而穩固住國內即將分崩離析的權力版圖。
咱們先來還原一下劉備死后,諸葛亮接手的那個歷史現場。
當時的蜀漢政權,不是鐵板一塊,而是隨時有可能散架的拼裝車,它的內部,存在著三大對立的利益集團。
荊州派,核心統治力量。
這幫人是跟著劉備從荊州入蜀的外鄉人,諸葛亮就是這派的黨魁。他們人數最少,根基最淺,卻憑借著“開國元勛”的身份,壟斷了蜀漢最高的軍政大權。
東州派,中間力量。
早年跟著劉焉入蜀的另一撥外鄉人(比如李嚴,他其實是南陽人,后來入蜀),他們在夾縫中生存,兩頭搖擺。
益州本土派,被統治者。
四川本地的豪強地主和知識分子,比如后來勸劉禪投降的譙周,他們人最多,有錢有糧,但是暴力機器不太行,被前面兩撥外鄉人壓在腳下。
政治社會學里有一個規律,對于一個缺乏外部壓力,由外來政權統治本土的組織來說,和平,往往就是死亡的倒計時。
你可以設想一下,如果諸葛亮選擇休養生息,停止北伐,關起門來過安生日月,會發生什么?
一旦國家進入長期的和平狀態,內部的真實力量對比就會迅速反映到權力的分配上。益州本土派擁有絕對的經濟和人口優勢,只要不打仗,他們就會通過通婚,察舉,買地,滲透基層等方式,只要時間夠長,通過這種非正式的權力繁衍,徹底架空荊州派。
到時候,諸葛亮這幫外來戶,要么被邊緣化,要么被本土勢力徹底吞噬。
所以,諸葛亮看得明白,和平即毀滅,他必須找到一種強悍的手段,把這三股可能會互相吞噬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他那篇千古流傳的《出師表》(包括后來那篇充滿爭議但更能反映蜀漢戰略焦慮的《后出師表》),定下了蜀漢的最高國策:“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這是大一統王朝的最高合法性敘事。
通過將曹魏定義為必須消滅的篡逆死敵,諸葛亮在國內啟動了“戰時體制”,只要前線還在打仗,諸葛亮就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戰時權力。
益州豪強不想交稅出糧?對不起,這是破壞北伐大業,軍法處置。內部官員(比如李嚴)想爭權奪利?對不起,大敵當前,誰敢亂政,軍閥處置,廢黜流放。
以此,順利將將蜀漢全社會的焦點,從荊州人壓迫益州人的內部矛盾,轉移到了漢室對抗曹賊的外部矛盾上。
在這種高壓的戰時狀態下,所有關于內部公平,利益分配的討論,都必須擱置爭議,誰敢提反對意見,誰就是漢室的叛徒。
諸葛亮作為一個超一流的政治家,把真實的外部危機,老辣地政治化敘事化了,一邊打仗,一邊捏合了一個國家。
從古至今,外部沖突,都是確立和維持群體內部凝聚力最有效的手段。
當一個群體面臨巨大的外部威脅時,內部的撕裂會瞬間彌合,權力會高度向領導層集中,任何內部的不和諧聲音,都會被視為對群體的背叛。
德國政治哲學家卡爾·施密特提出了一個“例外狀態”的概念。
正常的法律和秩序總有其漏洞,而“主權者,就是那個能夠決定例外狀態的人”。領導者通過宣布國家面臨特殊的危機(比如戰爭、災難),從而合法地懸置憲法,超越常規法律進行例外統治。
這套理論,不光存在于波瀾壯闊的國家博弈中,它同樣深植于咱們普通人最微觀的心理學層面。
我在生活中觀察到了個很離譜,又很普遍的現象,兩口子感情快破裂了,家里天天冷戰熱戰,眼看著就要去民政局散伙。這時候他們往往會干出一件讓外人都看不懂的事,比如突然決定生個二胎,或者掏空錢包去換套大房子。
人在面對那種令人窒息又無解的內部矛盾時,會產生一種本能的逃避,既然兩人之間的問題解不開,那就干脆往生活里砸進一個更大的外部問題。
在半夜爬起來給孩子喂奶的兵荒馬亂里,在每個月湊錢還高額房貸的焦頭爛額中,他們確實短暫地忘記了對彼此的厭惡,硬生生被現實逼成了同仇敵愾的戰友。
所以很多中年夫妻要互相稱呼彼此為隊友嘛。
很多時候,把一個組織或者兩個人綁在一起的,壓根不是什么美好的向往,而是那些永遠打不完的仗,還不完的債,和解決不完的麻煩。
要是哪天真的天下太平歲月靜好了,那口緊繃的氣一松,大家也就散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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