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四度結婚辜負三任妻，追悼會上林維中痛哭讓人動容！

1968年末的北京，天還沒亮透，協和醫院的走廊已經擠滿了人。走道盡頭那間病房門口，一位頭發花白的女作家靠著墻，手里攥著一條已經被汗水浸濕的手絹。護士輕聲說：“安同志，他走得很安靜。”她手一松，整個人像被抽空了骨頭，順著墻慢慢滑坐下來，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這位女作家，正是和田漢廝守三十多年的安娥。那天，她無力想到，也沒空去想另一個身影——遠在南方、還活著的前妻林維中。八年之后，1976年安娥去世。再過三年，1979年，給田漢補辦追悼會，靈堂里只剩下一位仍然在世的合法前妻，站在遺像前失聲痛哭。

一位男子，一生四段婚姻，三位妻子先他而去，最后只留下那個結局最不圓滿的女人，在追悼會上哭得站不穩。看似離奇，其實背后是一代文人的性情與時代的交疊，也是一連串感情與責任糾纏不清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幾十年，這個在靈堂放聲大哭的林維中，曾經親手在桂林的大街小巷貼滿大字報，罵另一個女人“狐貍精”。那個被潑了一臉冷水，卻默默承受侮辱的女人，正是后來陪田漢走完后半生的安娥。

一樁婚事，一紙離婚協議，一些帶著火藥味的字句，改寫了三個人的命運軌跡。

一、從寺廟小和尚到“多情才子”：性情與時代的糾纏

田漢的一生，如果只看作品，他是新中國國歌歌詞的作者，是戲劇界的旗幟人物；但要看感情生活，那就是一部多線交織的長篇小說。要理解那幾位女人為何明知辛苦還往里跳，得從他很早的經歷說起。

1898年，田漢出生在湖南長沙一個普通家庭，父親去世得早，家道中落。他體弱多病，母親信命，覺得把兒子送進廟里“出家”能得菩薩庇護。九歲時，他被送進寺廟當小沙彌，日子清苦，卻留下一個重要的印記——大量誦讀經書，訓練出驚人的記憶力和文字敏感。

少年時的轉折來得很突然。一個親戚上門，把他從寺廟里硬生生“扯”回了凡塵。這個親戚，就是后來深刻影響他命運的表舅——易家家主。易家思想開明，接觸新學，家中圖書成堆。易家不僅接濟這個從寺廟出來的窮外甥，還承擔他吃穿學費，把他當半個兒子養。

在長沙求學期間，田漢和表妹易漱瑜朝夕相處。這位表妹聰明靈動，受新思想熏陶，敢想敢言。兩人一起逛書店，一起討論新詩和戲曲，感情就在這樣的日常里慢慢發芽。可以說，這是田漢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愛情——既有少年心氣，又有精神共鳴。

不過，愛情在現實面前，經常挺不了幾招。易家母親嫌田漢家境寒酸，認為這門親事“掉價”，堅持要給女兒找門當戶對的公子。易漱瑜不服，拉著田漢直接去求父親：“要么成全，要么一輩子不嫁。”父親支持這對年輕人，于是這樁婚事得成，兩人此后還一起遠赴日本留學，投身新文化運動，又辦刊物，又搞社團，一度過上了苦中有樂的小家庭生活。

遺憾的是，身體羸弱的易漱瑜在生下孩子后，身體一年不如一年。田漢那幾年忙著辦刊、寫作、組織演出，人幾乎泡在稿紙和排練場里。易漱瑜明知道自己的病情拖不得，卻一次次把治病的錢讓出來給他印雜志、出版劇本，生怕耽誤了丈夫的事業。有一天，病情徹底惡化，田漢才驚覺問題嚴重，等他從外地趕回家時，妻子已經撐到極限，只能交待后事。

“家里不要散，孩子要讀書。”這是她留給丈夫的交待。說到底，這對夫妻之間有愛情，有理想，可各自都是那種寧肯為理想拼命，也不愿為自己爭一點東西的人。結果，愛情被耗在柴米油鹽和病痛里，留下田漢終身難以擺脫的愧疚。

易漱瑜去世，是田漢婚姻生活中的第一道傷痕。隨后為了履行“好好照顧家庭”的承諾，他迎來了第二段婚姻。

1925年前后，易漱瑜的閨蜜黃大琳走進田漢的生活。這位姑娘性格穩重溫和，對田家老人和孩子都盡心負責。她和田漢結婚，很大程度上帶著一種“接班照顧這個家”的意味。田漢對她并沒有熾烈的愛情，但非常感激，也盡量做到體貼。夫妻兩人相敬如賓，表面看還算過得平穩。

問題出在，兩人精神世界的距離始終拉不近。田漢天天接觸的是新戲劇、新文學，時常興奮到半夜不睡寫劇本；黃大琳則更關心菜價、生火、孩子發燒。這樣一來，生活搭在一起了，心思卻背道而馳。平淡日子里最容易出現什么？一旦外面有一點情感刺激，這種沒有精神基礎的婚姻就很容易搖晃。

就在這段時間里，田漢不斷發表懷念亡妻的詩文，字里行間都是深情與自責。這些文字不但觸動了不少讀者，也悄悄地打動了一個遠方的姑娘——林維中。

二、千金小姐、地下黨員與才子：一場復雜的三角糾葛

說到田漢的“多情”，許多后人第一反應就是那位從南洋歸來、漂洋過海來相會的林維中。

那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文化界極為繁榮，戲劇、電影、新詩此起彼伏。田漢已經小有名氣，創辦“南國社”，辦刊物、寫劇本、搞演出，成為上海文壇上響當當的人物。與此同時，他那些懷念亡妻的文字，通過報刊飄到了海外。

遠在南洋留學的林維中出生于富裕家庭，是典型的“叛逆千金”。她見慣了小圈子里的應酬與虛華，對那些“輕輕松松過一輩子”的安排并不滿意。偶然讀到田漢的文章，發現背后是一個既多情又有理想的男人，頓時心生向往，認定這個人值得托付終身。

為了見到田漢，她不惜千里迢迢回國，直接找到“南國社”的門口。兩人第一次見面，并沒有電視劇里那種轟轟烈烈的戲劇效果，卻很快互相產生好感。田漢從這位年輕姑娘的眼神里，看到了真誠的崇拜和投入；林維中則從他的談吐、手稿、劇本里，看到了一個栩栩如生的理想主義者。

那時候他還和黃大琳形式上是夫妻，感情上卻已日漸疏離。在這段朦朧的曖昧中，他做了一個很典型的選擇：對黃大琳提出離婚。原因不復雜，“沒有愛情”“性格不合”之類很容易寫在紙上。兩人和平分手，黃大琳也算知書達理，沒有鬧事。約定是這樣的——等林維中在海外學業完成，再回來和他結婚。

也就是在這段“異地戀”“書信愛”期間，田漢的事業達到一個小高峰，他充滿靈感，作品層出不窮，人也越來越有名。偏偏就在這個階段，又出現了一位和他精神高度契合的女人——安娥。

安娥，1905年生人，出身知識分子家庭。自小受良好教育，后來考入北京國立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后又有機會出國進修。從學歷、氣質到審美，這是一位標準的“新女性”。但她的人生選擇非常特別——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她放棄高薪穩定的工作，轉而投身秘密戰線，成為一名地下黨員。

她的任務之一，就是接近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爭取他們的思想向進步方向靠攏。田漢，恰好在這份名單上。為了更自然地接近目標，她加入“南國社”，白天練美術，晚上琢磨寫詩，拿自己的作品去請田漢“指點”。一來二去，兩人越聊越投機，從畫論聊到文論，從戲劇形式聊到社會現實，聊起人生也聊起理想。

如果單從感情角度看，這是一段毫無違和感的男女相知。問題在于，安娥最初接近他的動機，并不單純是為了戀愛。她有組織的任務，有政治目標。這層身份她不能說，他也不知道。這種隱瞞在情感滋生時，往往會形成后患。

安娥自己也慢慢發現，任務完成不完成，已經不再是她內心的優先事項。她被田漢的熱情與才華打動，也被那份柔軟的愧疚吸引。兩人相愛得很快，聊劇本可以聊到深夜，討論創作時的眼神都帶火花。安娥漸漸忘記了“這是工作對象”這回事，把心交了進去。

就在她沉浸在這段感情時，一個她從一開始就被刻意忽略的事實突然砸下來——田漢有個海歸未婚妻，而且感情深厚。1931年，林維中學成歸來，帶著五年來往書信的期盼站到他面前。也就是那一年，安娥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從頭到尾是“第三者”。

她不是不懂道理的人。明知道自己有任務在身，還在感情上越陷越深，現在卻發現自己踩在別人感情上，這種矛盾感非常難受。更棘手的是，她已經懷孕。她當然可以拿“孩子”做籌碼，去爭一爭位置，但她沒有這么做。

面對林維中，她做了一個極其復雜的舉動：陪著這位正牌未婚妻去挑婚房。別人看著覺得怪，心里再翻騰，臉上卻保持著體面。等工作任務完成，她選擇抽身離開，把這段感情當作一場不能重來的夢。

唯一沒有告訴田漢的，是她決定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來。孩子出生后，被送回老家交給母親撫養。這一筆賬，她沒有找田漢算，只能藏在心里。

同一年，田漢和林維中結婚，很快生下女兒田野；兩年后，安娥則嫁給田漢的好友、年輕音樂家任光。幾條感情線在這一刻分叉，看上去各歸各位，似乎一切歸于平靜。但誰都沒想到，這幾個人幾年后又會在戰火中重逢。

三、桂林風波與一紙離婚：三個人耗掉的十多年

1934年，上海公映了一部電影《漁光曲》。這部影片由于題材新穎、拍攝真切，在當時引起極大轟動。更讓人難忘的是那首同名主題歌，“潮水升，浪花涌，漁船兒飄飄各西東”，一時間大街小巷都在傳唱。

作曲的人，是任光；填詞的人，正是安娥。歌詞里那種苦澀而隱忍的情緒，多少帶著她自己的影子。這首歌傳到田漢耳朵里，他很快意識到，這不是簡單的“工作成果”。許多句子敲在他的心里，讓他想起那段匆匆結束的戀情。

那幾年，他與林維中的婚姻，表面看還算完整，但暗流洶涌。林維中本身也是愛藝術、愛浪漫的人，可婚后生活并沒有她想象中的那樣詩意。生產時因為難產受了重傷，也沒趕上丈夫在身邊，那種失落很難用幾個字說清。再加上田漢本來就帶著某種“愧疚拖累”的氣質，時間久了，兩人之間的誤解與不滿一層層積累，最后只剩下形式上的夫妻。

就在這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7年，上海淪陷，文藝界人士紛紛內遷。田漢也在轉移途中趕往武漢。命運似乎故意要把人往一處推，在開往武漢的輪船上，他正是意外撞見了安娥。

船艙里擁擠悶熱，兩人隔著人群打量對方，心里都翻江倒海。一句“好久不見”，壓著一肚子話。客套幾句之后，他們開始談現狀，談工作，談前些年的作品。這時候，田漢才知道，那年悄無聲息消失的女人，給他生了個兒子，已經六歲。

聽到這個消息，他心里的震動可想而知。一方面是突然多出一個兒子的狂喜，一方面是這六年缺位帶來的愧疚。他很清楚，如果這次再錯過，兩人這輩子大概就沒機會再有任何羈絆了。

然而，田漢此時的情況，說復雜也復雜。他已有合法妻子林維中，婚姻關系還在；和安娥之間，又有當年那段沒有名分的感情，還多了一個孩子。他既想給安娥一個交代，又不得不考慮自己在社會上的形象，更不能把林維中直接拋到一邊。這種拉扯，對一個重情又重責任的人而言簡直是折磨。

戰爭期間，大家都忙于抗戰宣傳、組織演出與創作。田漢和安娥在武漢同處一個工作圈，差不多住在同一處院子里。白天一起忙戲劇、寫臺詞、排節目，晚上討論創作與形勢。越是相處，他們越能感受到彼此在藝術和理念上的契合：對舞臺的理解，對文藝功能的認識，對民族命運的焦慮幾乎是一致的。

田漢心里越來越明白：這才是最懂自己的那個人。可他是個傳統意義上很看重“承諾”的人——對亡妻的遺愿，對現任妻子的責任，都讓他開不了口。有人說他優柔寡斷，有人說他自私，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他是那種寧愿自己為難，也不愿當面撕破臉的人。偏偏這樣的人，一旦卷入多重感情，就最容易讓自己和別人都痛苦。

安娥看得很清楚。她始終知道田漢是個敏感又軟心腸的人，許多痛苦根源其實在他的“善良”和“顧忌”。為了不讓這種僵局無休止拖下去，也為了自己的感情有個終點，她在抗戰后期陸續在公開場合不再刻意回避與田漢的關系。戰后回到上海接受采訪時，她干脆大方承認自己愛田漢，不再用“同志”“朋友”這樣的詞遮掩。

問題繞了一圈，又落回林維中身上。

1945年前后，文化界很多人轉移到大后方。田漢、安娥來到桂林繼續從事戲劇工作。出于某種復雜的心理——或許是內疚，或許是想“大家攤開說清”，安娥提出，不如把林維中也請來桂林住一段，省得背后議論，也是對她的一種照顧。

田漢同意了。這一同意，變成他晚年回想時最懊悔的一件事。

林維中來到桂林，看到的是一對幾乎已經以夫妻方式相處的男女，看到的是一個已成事實的“情敵”，還是那個當年在自己婚姻陰影里的女性。心里的不甘、委屈、憤怒全部翻涌出來。她開始寫大字報，把它們貼到桂林的大街小巷，從電線桿到鄰居門上，紅字大標題，配上各種侮辱性詞語，矛頭直指安娥。

那天清晨，安娥出門回來，眼睛通紅，卻咬著牙一言不發。田漢一開始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直到他走出門，看見滿城墻上的大字報，才明白昨夜到底有多難堪。就連隔壁人家的房門上，都被貼得滿滿當當。

晝間的大字報還只是第一波。到了夜里，寒風刺骨，大家剛入睡，就聽見屋里一陣尖叫。田漢驚醒，發現安娥滿臉都是水，渾身發抖。轉頭一看，林維中站在門口，手里還握著木桶邊緣，嘴里叫罵著“狐貍精”之類的話。

這種場面，說到底已經越過了單純的感情糾紛范疇，帶著一種鬧到街坊、撕破臉的悲劇味道。對林維中來說，她是在拼命捍衛自己僅剩的尊嚴；對安娥來說，她是被當眾羞辱，卻又無處申辯；對田漢來說，這是人生里最難堪的一夜。

也就在這個寒冷夜晚，他終于下定決心，了結這段名存實亡的婚姻。可離婚不可能一句話完事，后面還有一連串現實問題。

四、四段婚姻與最后的哭聲：責任與虧欠的交錯

桂林風波之后，林維中提出離婚條件，其中一條是撫養費總額需要五百萬元（當時幣值已嚴重貶值，是戰亂年代的數字），經過反復商量，按約定，田漢需要在一年內分期籌到三百萬元。對一個靠稿費和工作收入為生的人來說，這不是小數目。

為了這個數，他咬牙節衣縮食，幾乎把能動用的關系都用上了，仍然不夠。最后，還是安娥想辦法，拿出自己多年積攢的一部分錢，又幫他補了這一百萬元的缺口。前妻要錢，現愛人出錢，這種尷尬的局面，外人很少知道。但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安娥對這段感情，要的不是名分上的勝利，而是一個干干凈凈的開始。

等到那份正式的離婚協議書拿到手里，田漢的表現有些出乎周圍人的意料——他居然激動得紅了眼眶，有人說他當場落淚。對外人來說，這只是一紙文件；對他來說，這是結束多年糾葛、終于能“名正言順”與安娥公開生活的標志。

1946年3月，兩人在合法手續上完成登記，正式結為夫妻。算起來，從最初相識相戀算起，他們繞了十多年才走到一起。比起前幾段婚姻，這段結合在精神層面上更為契合：安娥理解他的創作，對他的戲劇眼光獨到，還能在他卡殼的時候幫他“點題”；在政治立場和審美追求上，兩人也步調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這段婚姻形成后，田漢的“多情”似乎收了口。過去那種在感情上漫不經心、容易移情的狀態少見了。兩人在復雜的政治與文藝環境中共同前行，經歷了戰爭、解放、政權更替，也一起見證新中國文藝事業的起步。

然而，早年情感上的種種選擇，卻不可能像翻頁一樣輕松了斷。對易漱瑜，他一直帶著愧疚；對黃大琳，他欠一份安穩生活；對林維中，他既有責任，又有怨懟；對安娥，則既虧欠又依賴。四段婚姻像四根繩子，一頭拴在他的心上，一頭拴在不同女人的命運里。

新中國成立后，田漢事業地位不斷提升，但也在政治風云變幻中承受壓力。1966年之后，他遭到沖擊，身心消耗嚴重。1968年，他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歲。當時的狀況，決定了他的離開并沒有得到一個隆重、規范的告別儀式，許多應有的禮遇都沒有落實。

安娥在之后的八年里，身體每況愈下，常年臥病在床。她未必有力氣大段地寫回憶文字，但在創作中，不自覺地把許多往事投射進去。《山河戀》《白蛇傳》《追魚》《情探》等戲曲作品間或可見她對愛情、對命運、對人生無常的獨特體會。很多熟悉內情的人，一看就明白，這里面有她對田漢的回望。

1976年，安娥病逝。到這里，田漢生命中最重要的幾位伴侶，已經陸續離開人世。易漱瑜早亡于二十年代，黃大琳后來淡出公眾視線，郁郁而終；安娥熬到了七十年代中，但也被長期病痛拖垮。只有林維中，一個在婚姻里受了很多傷的女人，還頑強地活著。

1979年，相關部門為田漢恢復名譽，重新舉辦追悼會，也算補上當年缺失的一禮。靈堂布置一新，各界人士前來吊唁，悼詞中強調他的戲劇貢獻、他的革命經歷，也提到他作為國歌詞作者的歷史地位。現場人聲低沉，氣氛莊重。

就在這樣的場合，一位年老的女士走到挽聯前，抬頭看了一眼田漢的遺像。她曾與這個男人爭吵過，控訴過，也深深愛過，更被他傷透過心。幾十年過去，許多尖銳的感受被時間磨鈍了，剩下的是一種難以言說的蒼涼。

有人記得，當時她站在那里，起初只是輕輕抽泣，手背不停擦眼睛。等到追悼會中有一段念他的生平時，她突然忍不住，發出壓抑不住的哭聲，整個人微微顫抖。旁邊的人想勸，又不知從何勸起。

這一幕，讓不少在場的人印象深刻。哭得最厲害的，不是后來的配偶，也不是那些被他提攜過的后輩，卻是那個被折騰到走投無路、在桂林寒夜里端著冷水潑他現愛人的前妻。感情上的結有時候很殘酷，解不開，就只好在時間的盡頭，用一場哭聲做句號。

回頭數一數，田漢的一生，情感路上確實虧欠了不止一個女人。有人罵他自私、優柔寡斷，有人替他辯解，說他只是“太重情”，又“太不懂拒絕”。無論外界評價如何，有一點不難看出：在那個時代，文人的性情、個人的弱點、社會的變動、戰爭的壓力，交織在一起，把幾個本來都有自己光亮人生的女性，拉進了同一場復雜的情感漩渦之中。

命運有時就是這樣不講情面。有人用一生守一人，有人匆匆來又匆匆散，有人耗盡青春只換來一紙離婚協議。到頭來，站在靈前放聲大哭的那個身影，既不是最早的伴侶，也不是最后的知音，而是那個在半生糾葛里反復掙扎、始終放不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