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火藏風骨,滋味載流年。一碗桂林米粉,是流淌在桂林人血脈里的市井煙火,是這座城市千百年來不變的日常開篇,更是解鎖城市記憶的“味覺密碼”。
1938年至1944年,桂林成為匯聚文化名流的抗戰文化城。短短數年間,上千位文化名人奔赴于此。在那段物資匱乏、顛沛流離的艱難歲月里,一碗熱騰騰的桂林米粉悄然串聯起無數“文化戰士”的生活軌跡:歐陽予倩等戲劇人籌備西南劇展的日夜,以一碗米粉果腹蓄力;田漢帶領新中國劇社打磨劇目,自掏腰包請演員吃上一碗馬肉米粉,在粉香中凝聚創作力量;茅盾執筆《霜葉紅似二月花》時,米粉店老板暖心賒粉,以市井善意守護文墨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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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桂林米粉串起時光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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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米粉的配菜豐富多樣。
從街頭巷尾的尋常滋味,到文化志士的溫飽慰藉,桂林米粉超越了食物本身,成為崢嶸歲月里砥礪民族氣節的精神注腳,凝聚人心的溫暖紐帶,更化作桂林最鮮活動人的城市記憶。
一碗米粉喚醒一段桂林抗戰記憶
2025年央視熱播的電視劇《陣地》中,有一幕充滿煙火氣的場景,讓桂林米粉與抗戰記憶再次交織。
時任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處長的李克農帶著兒子走進了桂林街頭的一家米粉店。“米粉,來兩碗!”李克農用桂林話說道。李克農一邊嗦粉,一邊和兒子討論起各地名小吃,比如上海的生煎、重慶的抄手、桂林的米粉……他問兒子:“哪個最好吃?”兒子興奮地回答:“我覺得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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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熱播電視劇《陣地》中,李克農吃米粉的場景。張苑 翻拍
一碗桂林米粉,勾勒出烽火歲月的從容。讓許多觀眾在熒幕前感受到,即便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桂林的市井煙火依舊溫暖,中國人的生活底氣從未消散。
1938年至1944年,對于桂林來說具有非凡意義。那時的桂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條件,成為中國南部抗戰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山水秀美的桂林以“另一種方式”參與著那場關乎民族興亡的戰斗。這里少了硝煙和炮火,卻激情上演著抗戰戲劇,高唱著抗日戰歌,整座城市縈繞著油墨清香和瑯瑯書聲。那時,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漢、巴金、歐陽予倩、陶行知等上千名文化人匯聚桂林,開展文化宣傳活動、舉辦西南劇展、組織文藝演出、出版發行書刊……以文藝的方式,為抗戰謳歌、吶喊,桂林也因此有了一個載入史冊的名字——“抗戰文化城”。那是屬于桂林的高光記憶。
而在那段烽火連天的特殊歲月里,桂林米粉以市井煙火獨有的溫度,撫慰著顛沛流離的心靈,安放著異鄉游子的鄉愁。來自五湖四海的文化志士在嗦粉的煙火氣息里卸下疲憊、凝聚心聲,于一碗尋常米粉中找到歸屬感,讓文化抗戰的滿腔熱血,與市井生活的脈脈溫情,在桂林的街巷間相融相依、共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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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舊址。這里曾是李克農等革命先輩的辦公場所。
一碗米粉滋養一場戲劇盛事
“排練、演出、散場,劇組工作的每一個環節幾乎都離不開米粉,可以說,桂林的戲劇活動,簡直就是靠桂林米粉滋養的。”桂林籍的文史專家與作家林志捷在其所著《半壁民國一碗粉》一書中,道出了桂林米粉與西南劇展的深厚聯結。
說起西南劇展,這是抗戰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更是桂林作為“抗戰文化城”的標志性文化事件。1944年2月至5月,在歐陽予倩、田漢等文化名人的發起下,西南五省33個劇團近千名戲劇工作者齊聚桂林,歷時90余天,演出170余場,還舉辦了戲劇工作者大會與各類戲劇資料展覽,無數戲劇工作者將戲劇作為武器,在舞臺上吹響抗日救亡的號角,用臺詞和表演喚醒民眾的家國情懷,鑄就了“壯絕神州戲劇兵”的文化豐碑。
彼時的桂林,正處于抗戰的關鍵時期,物資短缺、經費拮據,前來參加劇展的戲劇工作者們更是居無定所、食不果腹。他們有的擠在簡陋的民居里,有的干脆在劇場后臺打地鋪,一日三餐更是毫無保障,但即便身處如此艱難的環境,每一位戲劇工作者的心中都滿懷熱血,依舊全身心投入劇目創作與舞臺演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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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七星區福隆園的“新中國劇社桂林駐地舊址”紀念墻。抗戰時期,田漢帶領新中國劇社演員們排練時,常會自掏腰包,犒勞大家吃馬肉米粉。
而桂林米粉,便在這樣的艱難時刻,成為劇展期間戲劇工作者們堅實的后盾。作為西南劇展的核心組織者,田漢每日奔波于各個劇場與排練場之間,常常連正經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一碗簡單的桂林米粉,便是他最常吃的充饑食物,嗦完一碗粉,便又精神抖擻地投入到工作中。據參劇演員們的回憶錄中所寫,田漢不僅自己常以米粉果腹,更記掛著劇團里的青年演員們。他帶領新中國劇社的青年演員們排練時,常會自掏腰包,犒勞大家吃上一碗香噴噴的馬肉米粉。在物資匱乏的年代,馬肉米粉是難得的美味,是青年演員們當時唯一的“奢侈享受”。大家邊吃邊討論劇情,米粉攤成為他們交流創作、凝聚力量的“臨時會議室”,粉香之間,洋溢著青年志士救亡圖存的拳拳之心。
一碗碗米粉,溫暖了戲劇工作者的身心,支撐他們在舞臺上演繹抗戰經典劇目,喚醒民眾抗日意識;一聲聲吶喊,匯聚成抵御外侮的精神洪流,讓桂林文化城的抗戰之聲響徹神州大地。
一碗米粉映照一身文人風骨
在桂林的抗戰烽火中,街巷間的粉香不僅縈繞在劇展工作者的身邊,更浸潤著每一位抗戰文化名人的日常生活。
廣西大學首任校長馬君武,一生以“教育救國”為己任,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始終堅守在桂林的教育陣地,為國家培育人才,用教育的力量助力抗戰。據地方文史記載,1938年7月,馬君武準備離開桂林趕赴漢口參加國民參政會,彼時汪精衛專程到訪,妄圖拉攏這位學界泰斗。二人相見后,汪精衛幾番言語試探,馬君武始終冷眼相對。面對這位意欲叛國的政客,馬君武不愿多費口舌,直接下逐客令:“我還沒吃飯咧,要失陪了,先到街口吃碗桂林米粉再說!”一碗桂林米粉彰顯了馬君武的傲骨。
同樣以米粉寄懷的,還有以筆為刀的“紅色報人”夏衍。1939年,夏衍促成《救亡日報》在桂林復刊,讓這份報紙成為桂林抗戰文化宣傳的重要陣地,為民眾及時傳遞抗戰消息,凝聚抗戰士氣。同年,其劇作《一年間》在桂林公演,劇中濃烈的抗戰情懷引發觀眾強烈共鳴,公演大獲成功。恰逢此時各界人士為他慶祝40歲生日,慶賀后眾人前往街頭馬肉米粉攤吃米粉。簡樸的街邊米粉攤,有噴香的馬肉與細滑的米粉,還有志同道合的友人相伴,夏衍與友人邊吃邊聊,談創作、論抗戰、話未來。這碗米粉,見證了戰亂中文人間的真摯情誼,也藏著他們苦中作樂的堅守。
戰火中的桂林,米粉不僅見證著文人的相知相伴,更撫慰著異鄉游子的心靈,詩人聶紺弩便是如此。1942年,聶紺弩在桂林度過40歲生日,此前他的生活過得起伏跌宕,心情有些低落。生日那天,同為詩人的伍禾相伴在他身邊,二人買魚備料,以一碗桂林米粉煮成一鍋“米粉火鍋”。這頓簡單的壽宴藏著文人獨有的逍遙與豁達,也讓米粉成為那段艱苦歲月里最珍貴的滋味。
桂林米粉也同樣支撐著本土文藝工作者在戰火中堅守初心、扛起生活與家國的重擔。1937年,桂林本地畫家陽太陽從日本回國后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戰,后在廣州藝專任教授。當時,他一人薪金要養活六口之家,生活捉襟見肘,他的愛人李農尼租下一間能放下三張小圓桌的鋪面賣桂林米粉,用這間小小的米粉攤撐起了家庭的生計。
一碗米粉承載百年文墨情懷
早在抗戰之前,桂林米粉就已是街巷間深入人心的經典味道,引得無數文人墨客為之流連。藝術大師齊白石曾在1905年游歷桂林,在桂林的8個多月時光里,街頭的馬肉米粉令他難以忘懷。1921年齊白石在《憶桂林往事》中寫道:“粉名馬肉播天涯,粥號魚生美且佳;世味飽嘗思飲水,幾曾經過會仙來。”短短四句詩,既道出了桂林馬肉米粉的盛名遠播,也藏著自己對桂林風味的深深眷戀。
抗戰勝利后,桂林米粉依舊是文人墨客心中難以磨滅的記憶,尤其是那些在桂林度過童年、青年時光的文人,桂林米粉化作了他們剪不斷的牽絆,縈繞在筆尖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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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桂林街頭的擔子米粉。
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童年時光在桂林度過,桂林米粉是他兒時最深刻的味覺印記。即便后來遠走他鄉,輾轉多地,這份獨屬于桂林的滋味,也始終藏在他的心底,化作了濃濃的鄉愁,在他的文字與訪談中被反復提及。他的小說名篇《花橋榮記》,便是以桂林為背景,用生動地道的桂林話,講述了花橋旁一家米粉店的滄桑故事,將桂林米粉的滋味與桂林的城市變遷、人間百態相融,讓讀者在文字中品味到桂林米粉的獨特韻味。白先勇曾在文章《我的尋根記憶》中深情寫道:“我回到桂林,三餐都要出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鄉愁引起的原始性的饑渴,填不飽的。”樸素的話語,道盡了桂林米粉在游子心中的分量。
著名武俠小說大師梁羽生少年時在桂林求學,這段經歷深深影響了其創作,令他筆下的江湖也飄著米粉香。在其小說《廣陵劍》中有這樣的文字:“葛南威約陳石星榕蔭路一家小吃店吃桂林米粉,馬肉米粉別有風味……店小二自然會源源不斷地把鮮美甘香純正的馬肉米粉端上來,讓大俠們吃個飽。”他將桂林米粉融入刀光劍影的武俠江湖,讓這道美食走出桂林,飄香四方。
從戰前文人的題詩寄情,到戰時志士的溫情慰藉,再到戰后游子的鄉愁寄托,這碗粉里,藏著文人風骨,記著家國歲月,融著市井溫情,在煙火流轉間,成為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記憶,也讓桂林的文脈,借著一縷粉香,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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