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末代戰(zhàn)神令清朝一度想棄西南，去世后竟被遷葬至北京！

崇禎十七年三月，北京煤山的寒風很硬。城里的人還在傳一道驚心的消息：皇帝自縊，旗兵入關，三百年江山，一夜間搖搖欲墜。也就在這一年，遠在陜北、四川一帶行走的一支農(nóng)民軍里，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騎將，正被他的首領重新打量。這個人叫李定國，很多年后，無論是明朝遺民，還是小心翼翼記史的清朝官員，都不得不承認，他是明末戰(zhàn)場上最難對付的一柄刀。

說起他的一生，有個有意思的地方：起家于“流賊”，轉身變成“勤王名將”，最后竟逼得清廷認真討論，要不要干脆放棄西南這塊燙手山芋。這樣的人物，清朝不敢讓他在西南“留名”，死后專門把他的骨殖遷往北京，這一前一后，倒像一場被延長了數(shù)十年的較量。

一、從陜北饑民到“流賊義子”

天啟元年，1621年，陜北一帶旱災頻仍。李定國就出生在這種日子里，家境極寒，靠天吃飯，可天偏偏不下雨。崇禎年間，關中旱情持續(xù)，饑民“易子而食”的記載，并不只是夸張的筆墨。活不下去的農(nóng)人，只剩兩條路：要么餓死鄉(xiāng)里，要么跟著“大王”上山。

到了崇禎三年左右，李定國十來歲，已經(jīng)看盡鄉(xiāng)村里的催糧、逼租、抽丁。1630年前后，張獻忠在陜甘一帶聲勢日盛，旗號打得很響：“均貧富，反豪強。”在這種環(huán)境下，像李定國這種被逼到絕路的窮少年，加入農(nóng)民軍，并不需要多少思想掙扎。

張獻忠很快注意到這個悄無聲息的年輕人：敢沖鋒，不怕死，還會動腦子，用兵靈活。不久，李定國被收為義子，在軍中地位驟然提升。此后幾年，他跟著張獻忠南下湖廣，在與明軍的周旋中迅速成長。各路記載都提到一件事：十幾騎突入襄陽城，一戰(zhàn)打破明軍苦心經(jīng)營的“十面網(wǎng)”部署。兵不在多，貴在狠，貴在準。

那時，他還在和明朝對陣。農(nóng)民軍視自身為“替天行道”，攻打的對象，就是他們認定的“貪官污吏”和“剝削的朝廷”。如果把時間定格在1643年前后，沒人會想到這個年輕騎將有朝一日會誓死保衛(wèi)那個他曾經(jīng)敵視的王朝。

崇禎十七年，1644年，形勢突然變了。李自成入京，崇禎自縊；不久，清軍趁亂入關。對普通百姓來說，朝廷的名字換了，可旗兵的辮子、滿洲的習俗，那種與中原傳統(tǒng)格格不入的征服者氣息，讓人很快分清，原先的“官軍”再不是最可恨的一方。階級矛盾，被更尖銳的民族矛盾壓了下去。

也就在這段時間，張獻忠在成都自稱“大西王”，一面與明朝殘余勢力纏斗，一面不得不面對撲面而來的清軍壓力。1646年，他準備與清軍決戰(zhàn)之前，對李定國等義子說過一句話：“明朝三百年正統(tǒng)，天命豈易絕？我若不支，你等急歸明，不可為不義。”這話是不是一字不差不好苛求，但意思應該八九不離十——在更大的危險面前，先前的仇怨要往后放。

有意思的是，這段交代，既是大西政權的自我調(diào)整，也為李定國后來的轉身，提前埋下了伏筆。

二、兵入云南：流賊改名“明將軍”

1646年，南方局勢又有新變化。南明小朝廷之一的永歷政權在廣西肇慶立號，永歷帝朱由榔登基，名義上統(tǒng)轄云貴、兩廣部分地區(qū)。但說是“統(tǒng)轄”，實際上能控制的地盤非常有限，兵力也極為單薄。

1647年前后，張獻忠在四川遇害，大西軍主力殘余由孫可望、李定國等人率領，一路南走，退入貴州。此時的大西軍，既無川中根據(jù)地，又頂著清軍和明軍兩頭夾擊的壓力，若再孤軍自立，很快就會被各方吃干抹凈。

恰在此時，云南局勢出現(xiàn)空檔。1645、1646年間，云南部分土司內(nèi)亂，沙定洲等地方勢力造反，局勢紊亂。孫可望、李定國瞅準時機，決定“入滇奪地”，為自己找條活路。表面看，這是流賊南竄，實則一步棋走活了：既占地盤，又拉旗號。

1647年三月，大西軍進入云南東部，迅速拿下曲靖。這時，孫可望、李定國公開宣布，自己改稱“明將軍”，打著“匡復王室”的旗號行軍。不得不說，這一變招來得非常及時，也極具政治眼光——從“反明”轉為“掛明之名”，既能爭取明朝遺臣的支持，也為以后同清軍對抗找到了更“正”的名義。

四月，大軍攻入昆明，云南巡撫系統(tǒng)早已潰散，當?shù)厍瓏迨虾笠嵬耸赜啦O、李二人主動派人聯(lián)絡沐天波，自稱此戰(zhàn)是為“黔國討賊”，擺出一副尊重明朝藩鎮(zhèn)、愿為前朝盡力的姿態(tài)。八月，他們又與楚雄的明軍守將楊畏知達成口頭協(xié)定，共同“獎王室”。從那時起，農(nóng)民軍與南明地方武裝之間，露出了一條難得的合流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永歷帝本人此時還遠在廣西、貴州一帶輾轉，云南則形成一種微妙局面：大西舊部掌握兵權，明朝沐氏、地方土司則掌握名義與地方網(wǎng)絡。沐天波以黔國公名義為孫、李招撫諸土司，各路土司“次第來歸”。從結果看，這個組合很不正規(guī)，卻意外穩(wěn)固了一段時間。

在這一階段，李定國逐漸從“大西將領”轉為“明朝名義下的抗清主力”。從背景、出身到軍隊構成，他當然稱不上傳統(tǒng)意義的“正統(tǒng)將帥”，但在西南這片山河之間，真正扛起與清軍硬碰硬的人，反倒主要是他們這幫“半路改旗號”的舊流賊。

三、兩蹶名王：西南戰(zhàn)局的高峰

1649年前后，清朝對兩廣的進攻明顯加強。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精忠等降將南下，肇慶、桂林相繼失守，南明朝廷中堅力量被一批一批斬殺。到1650年前后，永歷政權能仰仗的主力部隊，幾乎只剩孫可望、李定國這一支。

1651年，永歷帝在安龍封孫可望為秦王，封號極尊；又主動封李定國為晉王。表面看這是恩寵，其實是明白告訴天下：這兩位才是朝廷的“軍脊梁”。永歷朝沒有選擇，只能在權力分配上大幅讓步，以換取他們繼續(xù)抗清。

1652年，清廷作出一個很冒進的決定：命定南王孔有德進攻貴州，吳三桂自四川南下，夾擊云貴。朝中又調(diào)洪承疇坐鎮(zhèn)前方，這幾個人，在明清鼎革史上，名聲相當刺耳。

永歷政權的部署是：李定國領東路軍，由貴州向湖廣、廣西出擊；劉文秀等率西路軍抵御吳三桂；孫可望留守云貴大本營。就這個布置看，李定國被寄予的期待極高——他要在敵人腹地制造大地震，以牽制整條戰(zhàn)線。

當年三月，他率軍進入湖南，一連拿下數(shù)城，順手消滅了孔有德部五千人馬。六七月間，他突然調(diào)頭南下，從貴州、湖南方向殺入廣西。桂林一戰(zhàn)，是他軍事生涯里最耀眼的一筆——孔有德被逼得舉家自焚，廣西全境短暫回到永歷朝手中。

收拾完孔有德，李定國又從廣西折向北面，再次進入湖南，收復衡陽，直逼長沙。駐守長沙的清朝巡撫聽說“晉王已至”，竟不戰(zhàn)而逃，這在清廷內(nèi)部引起不小震動。與此同時，他派偏師兩路發(fā)展：一路收復廣東西部，一路挺進江西。短短一兩個月，戰(zhàn)果連綿不斷，疆域推進三千余里。

這一階段，清廷內(nèi)部的焦慮，用“震動”二字形容并不夸張。朝中議政時，有人提出，如果西南持續(xù)如此膠著，不如放棄云貴，集中力量穩(wěn)住長江、華北。能讓征服王朝認真討論“割地止損”，李定國的威脅可見一斑。

清廷很快作出反應。1652年下半年，敬親王尼堪率十五萬精銳南下，配合洪承疇整頓防線。李定國面對兵力絕對優(yōu)勢的敵軍，主動放棄長沙，向衡陽方向引誘尼堪深入。衡陽一戰(zhàn)，他利用地形埋伏，親自督陣，尼堪在混戰(zhàn)中被斬首。一個親王戰(zhàn)死，清軍再一次大潰。

“兩蹶名王”——一個孔有德，一個尼堪，這四個字出自黃宗羲之筆，并非虛譽。自萬歷中后期以來，明軍正規(guī)軍在大規(guī)模戰(zhàn)役中很少有這么漂亮的戰(zhàn)績，偏偏是在被視作“流賊余部”的隊伍里，才出現(xiàn)了這種以少勝多的硬仗。

從軍事層面看，李定國用兵有幾個特點：行軍極快，重視騎兵突擊；善于利用山地、水網(wǎng)地形設伏；打順仗時敢猛追，遭遇強敵則靈活“抽身”，不死守一城一池。對于一個出身底層、沒有科班背景的人來說，能在實戰(zhàn)中琢磨出這一套打法，不得不說，是天分和血戰(zhàn)磨出來的本事。

四、權力內(nèi)斗：從安龍到曲靖

不過，戰(zhàn)場上的光輝，并沒有延伸到權力結構內(nèi)部。永歷朝最大的隱患不在前線，而在后方。孫可望和李定國，同是大西舊部中最出挑的人物，一個擅長籌劃政務，一個擅長領兵打仗。按說兩人若能并肩，西南抗清局勢未必會這么早崩壞。

問題出在權力心態(tài)上。孫可望受封秦王，自認為“軍中首輔”，對永歷帝的態(tài)度越來越倨傲，甚至把永歷駐蹕之地安龍，嘲諷為“安籠”。這兩個字，道破心跡——在他心里，皇帝是被關在籠子里的符號，權柄在他手中才算真。

李定國名望水漲船高，兵權也握在手里，他個人對權位并無過多表現(xiàn)，但在孫可望眼中，這就是潛在威脅。1653年，有文獻記載，孫可望曾謀劃在途中截殺李定國。消息泄露，李定國主動避鋒，率部離開云南，退往廣西，一度試圖用退讓換取大局安穩(wěn)。

這種“讓一步”的想法，并未換來和解，反倒被視作可以驅逐的信號。孫、李矛盾公開化的消息，很快傳到了清廷。朝中一些大臣立即建議加緊進攻：趁其內(nèi)訌，各個擊破。于是，湖南再度陷落，廣西境內(nèi)，尚可喜等降將趁亂占據(jù)桂林。原本一片大好的局勢，突然急轉直下。

1653年末，永歷帝在廣西給李定國寫了一封血書。文中痛斥孫可望擅權、不恭，以鮮血起誓，請李定國“迎駕入滇”。這封血書后來在地方傳說里被不斷渲染，但從歷史邏輯看，永歷帝確實在權力斗爭中押寶李定國。

1654年，李定國護送永歷帝進入云南，二人在安龍相見。永歷賜劍，李定國據(jù)說在背上刺下“盡忠報國”四字，以示效忠。到底有沒有刺字，檔案未必記得這么細致，但他此后確實將兵力、行動與永歷的安全緊緊綁定在一起。

這一下，把孫可望徹底推到對立面。云南，對孫可望來說是立身根本，他不允許有第二個權力中心。永歷帝的到來，意味著大西舊部的“地盤”被“明室”重新納入視線，而這背后又站著一位聲望日隆的晉王。對一個習慣在軍中一言九鼎的人來說，這個局面很難接受。

孫可望在同年集結十萬大軍，自貴州方向殺向云南，旗號依舊是“衛(wèi)社稷”，但矛頭卻對準了永歷帝和李定國。雙方主力在曲靖一帶對峙，明面上是“秦王討晉王”，實際上是為誰掌握西南軍政大權而戰(zhàn)。

永歷帝將尚方寶劍交給李定國，授權其“先斬后奏”。但此時李定國手中兵馬不過三萬出頭，對陣十萬軍勢，怎么看都不樂觀。有意思的是，孫可望手下的幾員大將——白文選、馬進忠等，早已厭倦內(nèi)訌，不時暗中與李定國通消息。人心一散，大軍看似浩蕩，其實虛多實少。

曲靖之戰(zhàn)，孫可望大敗，不得不棄軍逃走。他的政治選擇也就此走到盡頭：轉頭向清軍投降，將西南防務、永歷朝內(nèi)部紛爭的詳細情況，向清廷說了個底朝天。對清廷而言，這樣的投誠，比贏下一場普通戰(zhàn)役，更為可喜。

李定國雖贏了內(nèi)戰(zhàn)，卻付出巨大代價。部隊折損不少，更致命的是時間和精力的消耗——原本可以用在與清軍周旋的幾年，硬生生被內(nèi)斗拖垮。而永歷朝的權威，也在這種反復的“藩王逼君”過程中，一點點被掏空。

五、磨盤山血戰(zhàn)：戰(zhàn)神的尾聲與清廷的忌憚

時間來到順治十五年，1658年。經(jīng)過幾年的調(diào)整，清廷制定了徹底解決西南問題的計劃。洪承疇坐鎮(zhèn)統(tǒng)籌，多尼、卓布太、吳三桂等分別領軍，自貴州、廣西、四川三路合圍云南。加上已經(jīng)投降的孫可望舊部在暗中掀風作浪，永歷朝唯一剩下的根據(jù)地，遭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這一年秋，明軍被迫分兵應對。李定國統(tǒng)總全軍，三路分布：一線迎擊自貴州南下的主力；一線牽制吳三桂；一線防備廣西方向來兵。從兵力對比看，明軍不過數(shù)萬人，還要顧及云南內(nèi)部土司、舊部的忠誠問題，而清軍不僅有八旗精銳，還有大量編入綠營的漢軍，加上地方降將，各路合起來超過十數(shù)萬。

戰(zhàn)事一開始，明軍就處于下風。清廷為了盡快解決問題，又增派信郡王多尼持節(jié)南來，補充滿蒙八旗兵力。云南境內(nèi)，孫可望舊部煽動的一些叛亂，也陸續(xù)爆發(fā)。內(nèi)耗與外壓疊加，明軍三路很快相繼失利。

局勢惡化之下，李定國只得收攏主力，在滇南盤江一線構建防線，杯水車薪地抵擋十幾萬清軍的進攻。盤江一戰(zhàn)，明軍大敗，他的妻子也在戰(zhàn)亂中被殺。對于這位一路從北到南廝殺過來的悍將來說，這一次打擊，不僅是軍事上的，更是心靈上的。

1659年初，永歷帝決定南撤，希望借滇南、緬甸等地的復雜地形，尋找一線生機。李定國手中已經(jīng)只剩下不到一萬精銳，他做出一個艱難的安排：四千人護送永歷帝向南，自己帶六千人留在永昌一帶斷后。

二月，磨盤山之戰(zhàn)爆發(fā)。按照原本計劃，他準備利用山地林木設伏，引誘吳三桂所部深入，然后加以圍殲。戰(zhàn)場選擇、兵力部署都頗有章法，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再上演一次“以少制多”的戰(zhàn)例。

問題出在“人”上。布置尚未完成，埋伏方案就被盧桂生等叛徒出賣。清軍提前有所防備，戰(zhàn)斗從有利的伏擊戰(zhàn)，變成了硬碰硬的遭遇戰(zhàn)。六千明軍迎戰(zhàn)一萬二千清軍，雙方血戰(zhàn)六個小時，戰(zhàn)線反復拉扯。吳三桂部損失慘重，多名滿蒙將領被斬，甚至包括蒙古鑲白旗固山額真沙里布這樣的高級軍官。

但在絕對兵力差距、援軍持續(xù)涌入面前，六千人終究難以支撐。多尼率兵趕到后，戰(zhàn)事逆轉。明軍傷亡殆盡，只剩兩千左右突圍，李定國不得不帶著這點殘部南撤。磨盤山戰(zhàn)后，清軍傷亡不輕，吳三桂也算“贏得很狼狽”，但永歷朝的有生力量，被這一下幾乎打光。

戰(zhàn)后，永歷帝與李定國徹底失聯(lián)。永歷帝一路被迫進入緬甸，依附緬王；李定國則帶著殘部在瀾滄江一帶活動，與一些土司聯(lián)絡，零星抵抗。1661年，緬王出于自保，將永歷帝交給吳三桂。次年，永歷帝被處死于昆明。

1662年六月，李定國在瀾滄一帶聽到這一消息時，已是困病交加。有說他痛哭不已，有說他郁怒攻心。具體細節(jié)資料不盡一致，但時間點很清楚：永歷帝遇難同年，李定國病逝。他死時不過四十出頭，折算到那個年代，這個年齡算不上長壽，卻也是戰(zhàn)爭把命催短的典型。

李定國死后，清廷對他的態(tài)度頗為矛盾。從政治立場上，他當然是“逆臣”，是南明抵抗力量的代表；但從軍事表現(xiàn)、個人名望來看，又是不可不提的對手。若放任其墓葬留在西南，難免成為地方反清力量祭拜、聚集的精神象征。于是，在隨后幾十年的整理過程中，他的遺骸被遷往北京盧溝橋附近安葬，由朝廷統(tǒng)一“看管”。

遷墓這件事，一般人聽著有些怪：對一個“逆臣”何必費心？但在封建王朝的政治邏輯里，控制“名望”和“象征”同樣重要。把人遷到帝都腳下，既是一種“收縛”，也是對這個對手實力的一種變相承認。

在西南各地，尤其是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地方，卻并未輕易忘掉他。民間修建“漢王廟”祭祀，香火不絕。這種現(xiàn)象，說明在那些邊地百姓眼里，他們記住的，是那個在山水之間與征服者浴血相搏的人，而不是他原本出身于哪個旗號、哪條陣營。

大明滅亡，通常會被說成“積弊難返”，從稅賦、黨爭到財政崩潰，問題確實多得難以計數(shù)。但在那個混亂年代里，仍時不時會冒出一些“不合邏輯”的人物：出身“流賊”，最后卻成為明室最后的護衛(wèi)者之一。李定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

從陜北饑民到西南戰(zhàn)神，再到清廷忌憚、遷墓北平，他的一生其實不難概括：起于饑荒，成于征戰(zhàn)，毀于內(nèi)斗，終結在更龐大的歷史潮水里。對他來說，結局并沒有改變大局，可在那些連名字都無人記得的普通人心里，這樣一位在絕境中還在拼命揮刀的將領，值不值得記上一筆，大概心中自有一桿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