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新貽多次破格升官，擔任兩江總督，慈禧為何讓他制衡湘軍？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傍晚，南京的天空悶得很低，江面上濕熱的風一陣陣撲進城里。兩江總督衙門外，人群因為一場軍隊操練剛剛散去，街巷還沒完全恢復平靜。就在這一天，一個四十九歲的封疆大吏走到了他一生的終點，而他短短二十多年的仕途升沉，也在這一刻畫上了血腥的句號。

有人說，他是被太平軍余孽報復；也有人低聲議論，這是湘軍舊部在替誰出氣。無論哪一種說法，都繞不開四個字：馬新貽。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回二十年，很難有人想到，這個最后做到兩江總督的人，當年不過是個在安徽冷板凳上坐了兩年的候補知縣，小官一名，名不見經傳。要想看清這場“刺馬案”背后的權力角力，繞不開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山東小縣出身的進士，是怎么一步步被推到風口浪尖上的？

要弄明白這件事，得從他不算起眼的出身講起，再看他在戰火中屢次“破格”上升，最后被慈禧選中，放在湘軍勢力的心臟位置，從此再也下不來。

一、從七品小縣官，到戰亂中的“急用之才”

清宣宗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馬新貽出生在山東曹州府菏澤縣一個回族后裔的家庭。祖上從西北遷來，家族并不顯赫，別說世襲顯官，就連在地方上說得上話的人都談不上。要想出頭，只能走讀書做官這條傳統路。

二十七歲那年，道光二十七年，也就是1847年，他中了進士，卻只是第三甲第六名。這個名次在科舉場上，說好聽點是“有個交代”，說不好聽，就是擠進及格線，想進翰林院，根本沒門。

按照當時的慣例，進士出身的出路大致分幾檔：最風光的是狀元、榜眼、探花，直接進翰林院當起點極高的文臣；其次是被挑入庶吉士，將來還是走翰林路線；再往下一檔，留在京城做個部曹官，雖辛苦些，畢竟離權力中樞近；最普通的，就是被發往各省當縣官。馬新貽的排名，注定他只能走最后這一條。

吏部給他安排的是安徽候補知縣。所謂“候補”，一句話：有官名沒官差，有資格沒位置。安徽本就是官員積壓嚴重的地方，他在那兒干坐了兩年，才等來署理太和知縣的機會，還沒實官實權。

真正拿到實缺，是咸豐二年，也就是1852年，他被任命為安徽建平縣知縣，正七品。這在當時屬于典型的基層小吏，不少人一輩子就在這個層次上，調幾個縣，頂多做做知州，也就到頭了。

如果不是戰亂突起，這個山東進士大概率就埋在州縣案牘之間，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局勢的關鍵轉折，出現在咸豐三年。

一、亂局突起：戰功疊加帶來的三次破格

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運動席卷江淮，安徽成了前線。太平軍攻占安慶，一路北上，局勢迅速失控。很多地方官不是想方設法“另謀差遣”，就是干脆扔官逃命，帶著家小躲去安全之地。

在這種氣氛下，馬新貽做了一個在當時不算尋常的選擇：他沒有請調，也沒有逃走，而是以文官身份投奔欽差大臣袁甲三，在皖北一線組織民團，跟太平軍硬扛。這一步，算是他仕途改變的起點。

咸豐五年，也就是1855年，他在收復廬州的戰斗中表現積極，帶民團打下了失地。廬州地位不低，是安徽北部的重要據點。按慣例，一個小小知縣，即便在戰功中有貢獻，最多也就記個功，升個知州，還得排隊熬資歷。

然而朝廷給他的，是從四品的廬州知府。七品知縣，一腳跳到從四品知府，中間省掉了知州、同知、通判一整套程序，很明顯屬于“破格”。換算一下，不僅跨了好幾個臺階，還直接擠入地方中層序列。

不過，廬州是前線重地，這種升官，既是獎勵，也是摁頭派上火線。戰功確實有，但風險更大。

兩年后，咸豐七年，1857年，形勢更緊。太平軍聯絡捻軍北上，安徽北部再度吃緊。馬新貽在舒城一戰打敗聯軍，朝廷便給了他第二次破格——升為道臺，正四品。這本來應該是知府熬滿任期、歷經考核才有的升遷。

問題來了，當時安徽沒有空缺道臺，所以這只是個“掛名”的官銜，他手上的實際職務仍是廬州知府。從制度上看，他還沒到“三年準調、五年準升”的年限，升道臺多少有“特事特辦”的意味。

剛剛掛上道臺頭銜的一年后，也就是咸豐八年，1858年，事情又變了一下。還沒等到道臺實缺，他直接被任命為代理安徽按察使，正三品。一口氣從地方中層，挪進省級高官的行列。這第三次破格，已經非常顯眼。

短短三年時間，從七品縣官到正三品按察使，放在整個清代中后期，也算得上罕見。戰亂中的安徽嚴重缺官，是一個原因；能在戰火中頂上去，敢打敢拼，這是另一個原因。更深一層，則是朝廷急著在地方找到“可靠的省級主官”，哪怕資歷略淺，也顧不上了。

只是，這種急速上升，并沒有一直順順當當往上走。咸豐八年同年，他也迎來了人生中一次極為危險的挫折。

二、廬州再失：革職留任與兩次“奪情”

馬新貽剛升到按察使這一年，太平軍又盯上了廬州。這一次，他們換了套路：一股兵力在城外誘戰，另一股兵力繞小路偷襲。

馬新貽率民團出城迎敵，結果中計，全軍覆沒。廬州再次失守，他自己僥幸脫身，跑到別處清軍營中時，連官印都丟了。對于一名高級地方官來說，這三件事——兵敗、失城、失印，哪一條拎出來都不輕，再加上他剛剛才被提拔，格外扎眼。

按清律，這類過失完全可以定成死罪。當時一些大臣提出，要區分“公罪”和“私罪”，認為他是在戰事中失機，是“因公之罪”，而非貪生怕死、臨陣脫逃那類“私罪”。換句話說，有錯，但動機不壞。

在這類為他辯解的意見下，吏部最終定為革職留任——取消代理按察使的高位，但保留廬州知府之職。表面看是處罰，實際算相對寬宥。不過，一座已經落入太平軍之手的廬州，他的知府頭銜在那一段時間里基本成了空名，只能在軍營中隨營聽用，等待立功贖罪的機會。

偏偏這時，家事又接連壓下來。

咸豐九年，1859年，他接到山東老家來信，母親去世。按照禮制，官員遇到父母喪事，需要辭官回鄉，守制大約二十七個月，這就是所謂“丁憂”。正常情況下，丁憂對于官員的仕途影響很大，更何況他此時還背著“戴罪之身”。

安徽特別時期的巡撫李孟群考慮到前線吃緊，上奏請求“奪情”，也就是準許他不回鄉守制，繼續留任。朝廷屬于特例批準了這個請求。需要說明的是，“奪情”并不是隨便就能批的，多用于戰事緊急或關鍵崗位大員，馬新貽能獲得這道特批，說明他在地方的用處，已經被上面看在眼里。

不過，奪情不等于完全當沒事人。這段時間，他不能穿官服，不能參加慶典、祭祀等禮儀活動，算是一種折中安排。

兩年后，咸豐十一年，1861年，安徽換了新的巡撫彭玉麟。這位出身湘軍系統的水師名將，看人也頗有眼光，他再次向朝廷保舉馬新貽，給了候補道臺的機會，仕途算是從泥潭中一點點往上挪。

不巧的是，就在這個當口，馬新貽的父親又去世了。按理說，他又得辭官回鄉三年，這對任何一個官員都是重擊。可偏偏前線仍在用人關頭，袁甲三不愿失去這員干吏，再次奏請奪情，讓他繼續留下。

兩次奪情、幾度保舉，如果說戰功是基礎，那這幾位“伯樂”的力保，更直接影響了馬新貽之后的飛升軌跡。在這種背景下，他不再只是一名地方實干官，而逐漸進入更高層的視野。

二、閩浙、兩江：慈禧手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同治元年，1862年，安徽戰局出現轉機。清軍收復廬州，在壽州等地接連擊敗太平軍，馬新貽參與了多場戰斗，有具體軍功記錄。第二年，也就是1863年，他被正式任命為安徽按察使，不再是“代理”，不久又升為安徽布政使，從二品，這已經是省級文官的頂點之一。

當時他四十二歲，年紀不算大，履歷又剛剛洗清之前失守廬州的陰影，往上一步就是巡撫、總督級別。很多人從這時才真正意識到，這位山東出身、在安徽打滾多年的官員，已經摸到了封疆大吏的門檻。

時間來到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江南局勢趨穩。就在各路功臣都在等待新一輪封賞與安排的時候，朝廷突然在浙江巡撫人選上，做出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

按功勞與資歷，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或者左宗棠，這樣的人選似乎更順理成章。浙江剛剛從戰火中恢復，對統籌地方、安撫士紳、整頓舊軍，有經驗、有威望的重臣十分重要。然而，慈禧最后選的，卻是剛升布政使不久的馬新貽。

這個選擇，在當時其實讓不少大員都有疑慮。一個在安徽打仗出身的從二品新貴，突然空降浙江，手上沒有自己的大兵團，也不是某一派系出身，這樣的人，被放在剛剛平定的江南省份，究竟圖個什么？

四年后，同治七年二月，1868年，他又被拔擢為閩浙總督。這個躍升，直接把他推入“天下有數”的封疆大吏行列。就連李鴻章都忍不住出了聲，說了一句大意是“威望太淺”的話。換句話說，干活可以，做總督這一步，在很多人眼里還是跨得大了。

按慣例，省級大員升任總督，理應進京面見皇帝、太后。之前因為戰事緊迫，他分別在按察使、浙江巡撫階段都獲準免面圣。這一次，官至總督，再不進京，就說不過去了。

同治七年六月，他進紫禁城覲見同治帝。那時的同治皇帝不過十二歲，還沒有能力單獨對這些封疆大吏做出深入談話。真正的對話，自然落在垂簾聽政的慈禧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史料中清楚記載，馬新貽在京期間，多次被召入宮中密談。最后一回出來時，有記載說他“汗流浹背、面色惶恐”。這幅場面，在當時傳得很廣，也被后人議論不休。

這些密談內容，檔案中并沒有留下詳細文字。但從之后的任命變化、南方軍政格局的調整來看，慈禧很可能重點提到了兩個方向：湘軍，以及太平天國圣庫的去向。

要理解當時的心結，得先看一眼湘軍在那十幾年的作用和擴張。自咸豐年間起，八旗、綠營在戰場上屢敗，朝廷不得不依賴地方團練力量。曾國藩在湖南起兵，訓練出來的湘軍，人數迅速膨脹到數十萬，主力全部布置在兩湖、江浙等地。

太平天國被平定后，曾國藩的身份是：內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兩江總督、欽差大臣，還加封一等毅勇侯。軍權、財權、地位、封號，一樣不少。更要命的是，湘軍士兵絕大多數出自湖南一地，人心向著的是“曾大老爺”，而不是直隸、八旗那一套體系。

清朝自入關以來，還沒出現過這樣一位大臣：手握幾十萬地方武裝，控制長江中下游幾個重省軍政，聲望直逼皇室。這種人物，對任何一個掌控實權的皇太后來說，都是戒心極重的對象。

同治年間，京中就開始流傳一些說法，說湘軍在安慶等地曾有“黃袍加身”的私議，想擁曾國藩為帝。雖然后來多數史家認為，這類說法缺少確鑿證據，但對慈禧來說，哪怕只是風聲，也足夠讓她寢食不安。

這個背景下，再看一個人事安排，就比較耐人尋味了：同治七年，馬新貽由閩浙總督調任兩江總督，而曾國藩則由兩江調往直隸。這一步，就像在棋盤上，把原來掌控江南的“老將”，挪到京畿附近看似顯要的位置，實際上遠離了原來的軍力基礎；同時，在他多年經營的地盤上，換上了一個沒有自己嫡系軍隊、也沒派系基礎的新總督。

馬新貽正是這個被選中的人。

三、打壓湘軍、追查圣庫：任務越重，危險越近

從閩浙總督到兩江總督，這個調動發生在同治七年，他還在赴任途中。那一年，他四十七歲，是全國總督中最年輕的一位，也是權力范圍最集中的一位之一。兩江總督不僅掌管江蘇、安徽、江西，還兼南洋通商大臣，跟洋務、海關、外貿都有關系，說一句“半個江南在其掌握中”并不夸張。

官場上的人，往往越到高位，越明白其中的兇險。馬新貽在回鄉祭祖時，對哥哥說了一句狠話：“我此去兩江，吉兇難料。若有不測，切勿入京鳴冤。”這話流傳下來，后來再看，多少有些寒意。

從表面上看，他的升遷是扶搖直上；從實質上看，他被放到了湘軍核心勢力的左右，肩上背著的，是兩樁極難辦的差事。

一是“節制湘軍”。

馬新貽過去在安徽打仗的那些年，名義上就是曾國藩系統下的地方官，跟湘軍接觸很多。他自己不是湘軍將領，也沒有自己的嫡系部隊，算是一個“可用而易控”的角色。慈禧要在江南安排一個能牽制湘軍、又不致與湘軍站在一條戰壕的大員，他是一個合適選擇。

從慈禧角度看，馬新貽有幾個優點：其一，出身中下，不是豪強家族，也沒有宗室背景；其二，戰場干出來的，熟悉江淮、江浙局勢；其三，名義上曾在曾國藩轄區任職，彼此有一定了解，但和湘軍主力之間沒有血肉一樣的關系；其四，本人沒有龐大門生故吏集團，沒有自己的軍隊，掌握起來難度不大。

換句話說，他在湘軍力量旁邊，是一個“既非嫡系，又難說完全是自己人”的官員，既有一點制衡作用，又不至于馬上引發公開對立。這種“灰色地帶”的人選，恰好符合慈禧對江南局勢的設想。

但站在馬新貽這一邊看，就沒那么輕松了。曾國藩在朝野的威望、湘軍在南方長期的軍事存在，他心里都清清楚楚。真要在公開場合“動手腳”，哪一步沒踩穩，都可能把自己推上對立面。

二是“追查太平天國圣庫”。

太平天國十幾年的戰爭，積累了大量物資和金銀，統統集中到所謂“圣庫”。南京陷落前后，這些東西去了哪里，一直是個謎。

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率部最早攻入南京，他在向上報告時說，圣庫空空如也，沒有見到大量財物。然而，戰后關于湘軍將領運金回湘的說法，在民間越傳越廣，車隊成行的描述，比比皆是。事實到底如何，當時朝廷也沒有完全掌握。

對于慈禧來說，這事不僅關乎財務，更牽扯權力格局。如果湘軍真掌握了大量“看不見”的財富，那就不僅是戰功的問題了，很容易演變成一個掌握財權、兵權兼具的“另一個中心”。因此，她必然要找人暗中核查。

馬新貽赴任兩江，總督衙門就在南京，離原圣庫所在地最近。他又是新升大員，跟湘軍的關系不至于過于親密，因此成了合適的“調查人選”。不過，這種任務幾乎注定不能公開做，問多了得罪湘軍高層，不問又無法交差，分寸極難掌握。

史料沒有留下他具體調查的細節，只能從后來的一些蛛絲馬跡推測：在南京城內外，有過一些對舊庫房、舊官署的檢查，有官員曾經旁敲側擊打聽湘軍舊部的動向。但不論怎樣，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既要維持表面和氣，又要暗中探查的尷尬角色。

在這樣的處境中，他的每一步動作，既要讓京城放心，又不能過度觸怒曾國藩等人。不得不說，這樣的任務，換誰來都吃力。

從“仕途”的角度看，他升到了頂點；從“安危”的角度看，這個頂點幾乎就是刀尖。也難怪他會在臨赴任前留下一句“萬一有不測，不要進京伸冤”的交代。

三、兩江之位未坐熱，刺客已在路邊跪下

同治九年，1870年，馬新貽已經在兩江總督位上坐了兩年多。南京在表面上恢復了平靜，長江水道來往商船不斷，江南士紳開始重新投資祠堂、書院，看起來一切似乎走向了常態。但一些潛在矛盾，并沒有真正消失。

一是戰亂余波。太平軍余部、捻軍殘黨、流民盜匪，各種勢力在內陸地區還未完全被剿滅；二是軍隊安置問題，大量湘軍和地方團練需要裁撤、遣散，軍餉、功勞、土地、回籍等問題糾纏一起，極易引發局部沖突；三是地方民怨，不論是太平軍占領時期的沖擊，還是湘軍收復時的嚴厲手段，都在百姓中留下很深的記憶。

兩江總督坐在南京，面對這一大攤子事，如果稍有處理不當，很容易激起個別人的極端報復。在這樣的背景下，“刺馬案”的出現，既讓人震驚，又并不算完全意外。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南京舉行軍隊操練。操練結束后，馬新貽按例檢閱，隨即準備回總督衙門。走到后門一處，路邊忽然有人跪地攔轎，自稱越級告狀。按當時規矩，總督遇到跪地控告者，不能完全不理，尤其周圍有民眾圍觀，更必須做出一定姿態。

于是他下轎，準備詢問緣由。就在短距離接近這一刻，跪地的年輕人突然從袖中抽出匕首，一刀刺入他的右胸。現場侍衛猝不及防，等反應過來，馬新貽已經倒地，鮮血涌出。第二天，他因傷重不治身亡。

刺客的名字很快被確認——張汶祥。這個名字之后被記入案卷，成為晚清“刺馬案”的中心人物。按照案情，他是一名出身普通的年輕人，對馬新貽有怨，選擇以行刺方式報復。

然而，問題遠不止于此。兩江總督被刺，放在任何朝代，都是驚天大案。更何況，人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遇刺，光靠一人之力籌劃、實施，聽上去就讓人起疑。這也是為什么這樁案件后來會被放到“晚清四大奇案”中，與“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等案并列。

案發后，慈禧和朝廷非常震怒，多次派出大員前去審理，目的之一，就是想查清背后是否有人指使。民間很快就出現各種傳言：有人說這是湘軍舊部替某位大人物除礙；也有人懷疑是地方勢力對總督的一次“極端報復”；還有人干脆把矛頭直接指向曾國藩。

從現有資料來看，曾國藩本人在刺殺發生時已經調任直隸總督，坐鎮保定，距離南京相對較遠，再親自策劃這種事情，風險極大，而且與他一貫謹慎做派并不相符。史學界多持謹慎態度，認為“曾國藩指使”缺乏直接證據，更像是后人根據權力斗爭邏輯做出的猜測。

反過來說，張汶祥以一介平民，敢在眾目睽睽之下刺殺總督，如果完全是個人偶發行為，也的確讓人難以完全信服。到底是受人買囑，還是個人冤屈到極點，案卷里留下的材料很有限，證詞也有反復，這使得案情一直籠罩在迷霧之中。

可以肯定的是，兩江總督這個位置，本身就處在多方勢力交織的中心，既有來自上面的壓力，又有下面復雜的人情、軍隊、民變等隱患。馬新貽在被安放在此地之前，已經隱約預感自己的處境并不安全，這從他赴任前叮囑家人的話可以看出。最終，他也的確把命丟在了這里。

從一名山東進士，到安徽小縣官，再到戰火中三度破格，升任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撫、閩浙總督，直到兩江總督，馬新貽的仕途，看似一路高歌，其間卻夾雜著丟城失印、革職留任、兩度奪情的曲折。更重要的是，他的飛升不是憑一己之力，而是和戰亂環境、朝廷用人思路、慈禧的權力布局緊緊纏在一起。

在權力棋局中，他被推上高位，是因為“合用”；而當矛盾集中到他這個節點時，一個袖里藏刀的年輕人，就成了終結他一生的那只手。刺客究竟代表誰，這個問題直到案卷封存，也沒有定論。這樁被后人稱為“刺馬案”的血案，也就這樣帶著一層解不開的迷霧，留在了晚清的檔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