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是不是孫中山真正的臨終遺囑？

1925年3月14日的北京，春寒未退，各大報館卻一片忙亂。電報接連送到編輯桌上，都是關于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及喪事籌備的最新消息。負責時政版的編輯盯著那張從南京轉來的照片，照片里是設在香山碧云寺的靈堂：中間懸掛遺像，下方擺著遺囑，兩側一幅大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八個大字，字如斗大，格外扎眼。編輯忍不住嘀咕了一句：“這就是孫先生的遺囑吧？”

也正是從這一刻開始，這句后來幾乎人人會背的名言，被越來越多的人直接等同為孫中山的“臨終遺言”。許多年里，只要提起孫中山，提起國民革命，人們自然會想到這一句，甚至很多教科書、紀念文章也這么寫。問題就來了：這句名言到底是不是孫中山在彌留之際親口所說？它和那份正式的《總理遺囑》究竟是什么關系？

圍繞這個問題，史學界已經有不少考證。把材料一條條理出來，會發現事情并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

一、遺囑到底怎么寫成的？“誰起草”并不影響“誰負責”

討論“臨終遺囑”是不是名言出處，離不開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孫中山的《總理遺囑》究竟是怎么來的？這背后牽涉到一個多年爭論不休的細節：那份寫得工整、言辭嚴謹的文件，是誰起草的？

從現有史料看，大致有三種說法，都出自當事人或親近人士的回憶，彼此之間略有差異，卻有一個共同點——最后的決斷權在孫中山。

一說是“臨時草擬”。汪精衛自己曾在《“接受總理遺囑并努力履行之”提案》的說明里回憶，1925年初孫中山病情加重，他按孫中山此前在天津進京途中親口囑托的幾句話，匆匆在病榻前記下有關“積四十年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要點。因為情勢緊急，又是在病人面前動筆，字跡草率，他讀給孫中山聽后，對方點頭說“好呀”。本想當場請簽字，又因孫夫人哭聲哀切，孫中山說“我總還有幾天的生命”，便暫時收起。

另一說是“提前擬定”。孫中山之子孫科后來回憶，當父親提出要立一份遺囑時，汪精衛表示已經草擬一稿，請孫中山過目，若同意就簽字，不同意就請口述另擬。汪精衛當場逐字朗讀，孫中山“甚感滿意”，這份即為今天看到的《國事遺囑》。另有一份《家事遺囑》，聽完也表示滿意，只是同樣尚未落筆簽名。

還有一說，則更強調孫中山親自口授的成分。何香凝在《對中山先生的片斷回憶》中提到，孫中山臨終前寫了三封遺書，分別致國民黨人、蘇聯友人和孫夫人，其中致國民黨人的那份，是由孫中山口述、汪精衛執筆記錄。

三種說法各有側重，一個強調時間緊迫，一個強調草稿事先準備，一個強調口授與記錄的關系。怎么判斷更接近真實？有一點比較明確：無論草稿是誰寫的，無論有沒有事先準備，孫中山在逝世前一天，已經在遺囑上簽了字，等于對文稿內容負了最終責任。

從現存版本來看，《總理遺囑》內容十分清楚：“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有意思的是，全文里確實出現了“革命尚未成功”，也有“同志”“繼續努力”這些關鍵詞，但并沒有出現那句朗朗上口的完整形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可讀下來，意思已經很明確：革命路還沒走完，同志們要依照他生前提出的路線繼續奮斗。

換句話說，《總理遺囑》表達的是同一層思想，只不過寫法更偏“公文體”，不像一副工整對聯那么簡潔有力。后人喜歡引用那八個字，很容易順勢把它當成臨終原話，其實已經把“思想內容”和“具體措辭”混在一起了。

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最早從哪兒冒出來？

既然在遺囑里找不到完整句式，那么這副對聯是從哪里來的？是不是如一些學者所說，是后來從遺囑中“精縮”出來的“二次創作”？

追時間軸，要往前追到1923年。那一年，北洋軍閥混戰不止，地方割據，南方政局也并不穩固。辛亥革命已經過去十多年，“民國”兩字聽上去很響，現實卻是軍閥盤踞、列強環伺。孫中山本人也越來越清楚，辛亥年的“破壞”固然驚天動地，真正的“建設”卻遠遠沒有開始。

1923年8月19日，全國學生聯合會第五屆評議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發表演說，提到“革命未成功”的感慨，但那次并沒有說出“同志仍須努力”這一整句。

同年10月15日，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孫中山發表《黨員要富有犧牲精神》的講話，說得更直接：國民黨領導的革命，以前推翻清朝的破壞任務算是成功了，如今建設新國家卻遲遲不能成事。要想從破壞做到建設、做到“徹底成功”，還得國內外同志大多數都負起責任，“更行努力去奮斗”。

這段講話的精神，與那副后來廣為人知的對聯，可以說完全一致。更關鍵的是，就在這次大會上，據會議記錄和相關史料記載，孫中山親筆為大會題寫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八個字，作為題詞。這個題詞，被收入鄧澤如編的《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一書。

不久后的1923年11月25日，《國民黨周刊》創刊號出版。這份由孫中山主持、作為改組國民黨機關刊物的周刊，在第一期第一版最顯眼位置印了孫中山肖像，肖像正下方，就是那兩行直排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旁邊署“孫文”兩字。現存實物保存在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孫中山紀念館，《孫中山年譜長編》也有明確記載，說明這不是后人“移花接木”補上去的。

從時間上看，距孫中山逝世還有一年多；從形式上看，這是他以“題詞”的方式寫給黨員、寫給黨內同志的警策之語，并不是彌留之際的“遺言”。

遺憾的是，多數普通民眾對這些黨內刊物和史冊并不熟悉，他們真正記住這句話，是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之后，看到靈堂上的那幅對聯，再加上報紙的大肆報道，于是自然就聯想：這一定是孫中山臨終說的話吧。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誤會并不罕見。歷史上很多名人名言，都經歷過從“某一場合說過的話”，逐漸升級為“臨終遺言”“最后囑托”的過程。一來簡潔好記，二來“臨終一句話”的戲劇效果更強，容易被宣傳和講述。就這點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也逃不過同樣的命運。

三、報紙、喪禮和“恭讀遺囑”：這句名言是怎么火遍全國的？

1925年春天，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后，靈柩后來移奉南京，葬禮籌備持續相當一段時間。這個過程中，報紙、電臺、地方政府、國民黨各級機構，都參與了對孫中山的紀念和宣傳。這也是那副對聯快速走入大眾視野的關鍵階段。

一方面，是新聞媒體的集中報道。《大公報》《申報》《民國日報》等當時頗有影響力的報紙，都對喪禮作了連續報道。《晨報》1925年3月14日第二版《籌備中之孫文喪務》一文，有一段描寫極為生動：靈堂正中供奉遺像，下方擺放遺囑，兩旁掛著一副取材于遺囑內容的對聯，上聯“革命尚未成功”，下聯“同志仍須努力”，字大如斗，周圍環繞花圈。

這篇報道經由大量印刷、轉抄，讀者一遍遍看到“靈堂對聯”這幾個字，自然而然把那八個字和孫中山的“身后之言”聯系起來。對于許多人來說，這就是他們第一次在印刷品上清晰看到這句名言。

另一方面，是國民黨內部的制度化傳播。1925年5月16日，國民黨一屆中執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接受《總理遺囑》案，發表鄭重宣言和訓令，要求各級黨部在每次會議上都要恭讀《總理遺囑》。此后，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凡是重要會議、典禮，往往都要先恭讀遺囑，成為固定程序。

配合這樣的制度安排，遺囑原文印在各種公文、教材、宣傳品上，孫中山的名言也被并列印出，形成一種“文字與儀式相互強化”的效果。久而久之，不少黨員和干部的腦海里，已經把遺囑內容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牢牢綁定在一起，很少有人再去分辨這句話出自1923年的題詞，而不是1925年的病榻之上。

還有一層，是行政力量推動下的社會性擴散。國民政府成立后，出于宣傳黨義、樹立領袖形象的考慮，把恭讀遺囑的范圍，從黨政機關擴展到社會公共場所。1926年6月18日，《廣州民國日報》曾刊登《影戲院開幕前，須先映總理遺像遺囑》的通告，要求電影院開映前，必須先放映孫中山遺像和遺囑內容，讓更多普通觀眾接受“總理教誨”。

半年后，又有規定：開演前映出總理遺像時，要派員站在銀幕下，請觀眾起立致敬。這樣一來，原本屬于政治紀念儀式的內容，被強行嵌入日常娛樂活動之中，對不少普通市民來說，既頻繁又拘謹，反感在所難免。

張東蓀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時，學校每次校務會議也要恭讀遺囑。有一次，他聽得煩了，當場說：“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說完拂袖而去。這類小插曲，在當時并不少見。國民黨后來也意識到“事事恭讀”有失分寸，反而讓人麻木，于是下令一般游藝娛樂場所、民間婚喪嫁娶等活動，不必再讀遺囑。

盡管如此，那段時間的密集宣傳已經足夠，讓孫中山的遺囑、以及與遺囑緊密相連的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深深留在許多人心里。尤其是那八個字，簡練、對仗、好記，鼓舞人心，傳播效果遠遠超過冗長的遺囑全文，也超出了當初撰寫者的預期。

四、從國民黨到共產黨：一句話跨越陣營的影響力

有意思的是，這句出自孫中山之筆、在國民黨陣營廣泛傳播的名言，很快也被中國共產黨人接受，并賦予新的解釋。站在當時的歷史節點看，這并不奇怪，因為中國共產黨把孫中山視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對其倡導的民族獨立、民權政治有相當程度的認同。

一方面，毛澤東多次在重要著作中直接引用或解釋這句名言。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提到：“孫中山先生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現在要問：中國革命干了幾十年，為什么至今尚未達到目的呢？原因在兩個地方：敵人太強，自身太弱。”這里，原本針對國民革命的提醒，被用來分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遲遲未能成功的原因。

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孫中山所說的這句名言，講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需要繼續奮斗。同年2月7日為《中國工人》寫發刊詞，又把這話轉化成對工人階級的直接動員：革命尚未成功，中國還要付出很大氣力，工人必須團結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其他革命人民，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也是整個工人階級的任務。2月20日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他進一步說明，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下，“革命尚未成功”，所謂憲政運動，其實是在爭取還沒有到手的民主，這是一場艱苦的斗爭。

可以說，在毛澤東的筆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已經不再局限于國民黨內部的口號，而成為解釋中國社會現狀、論證繼續斗爭必要性的一個關鍵引語。

另一方面，早期共產黨人在悼念孫中山、分析時局、鼓舞群眾時，也頻頻引用這句話。1925年3月24日，陳獨秀在《悼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真正的國民黨員必然會遵從孫中山的意思和命令，遵從他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的“遺言”和遺囑，團結一致前進。這里雖然用了“遺言”一詞，但含義并不一定是狹義上的“臨終之語”，更側重于代表孫中山一貫主張的政治口號。

惲代英在《孫中山先生逝世與中國》中也寫道：導師離去，中國不能再如一盤散沙，中山先生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從此他的事業就落在后來人的肩上。趙世炎在《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論調》中分析孫中山去世對國民革命的影響，也把“尚未成功”與“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任務聯系起來。

1925年2月，李大釗在北京民黨三團體招待會上講話時提到自己去俄國，看到當地人民、學生對孫中山的敬重，感慨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里的“同志”，已經不僅限于國民黨人，而是包含了所有致力革命的中國人。

1926年前后，蘇兆征在歡迎外交代表團回粵致辭時，用這句話來提醒代表和群眾，革命形勢越是嚴峻，奮斗精神越不能松懈；張太雷在《廣東革命的危機仍在呵》中則告誡大家，不要以為打倒一兩個地方實力派就可以高枕無憂，廣東的危險仍在，“時時刻刻記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共產黨人借用這句話時，還會結合自己的革命策略提出具體對策。趙世炎在討論“雙十節”時說，辛亥革命只是“尚未成功”的階段，真正要紀念這一天，就要針對現實中的各種政治與社會問題采取革命行動。瞿秋白在分析階級斗爭時指出，既然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各階級之間還有共同利益，國共合作的“聯合戰線”就有存在的基礎；鄧中夏則提醒，不能簡單地要求工人“犧牲經濟利益來成全政治”，否則就是要工人“餓著肚皮革命”。

可以看出，在共產黨人的語境里，這句本來面向國民黨黨員的題詞，已經被轉化為分析中國革命形勢的邏輯起點。它既指出任務尚未完成的事實，也強調繼續前進的責任。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賦予“革命尚未成功”的，是一個更長遠、更深刻的含義。

從這個角度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早已超出黨派界限，成了中國近代革命話語中一個具有跨陣營共識的關鍵詞。這種情況在近代史并不多見，正說明孫中山在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問題上的基本主張，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五、一句話的歷史定位：不是“臨終遺言”，卻是終身信念

把以上線索合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比較清晰的結論。

從嚴格的史實角度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并不是孫中山臨終時的口頭遺言，也不是《總理遺囑》的原句。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活動時期，為國民黨懇親大會題寫的題詞，并在當年的《國民黨周刊》上以“孫文”手書形式刊載。兩年后，孫中山去世，各界在靈堂兩側懸掛了這副對聯，媒體又大力報道，才讓這句話被廣泛誤認為是“臨終遺囑”的節錄甚至等同物。

從思想內容上看，這句話與《總理遺囑》內涵高度一致。遺囑說的是：四十年革命未竟其功，同志要根據他生前擬定的路線繼續奮斗；題詞則用更凝練的形式把這層意思概括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可以說，兩者是同一思想的不同表達方式。

從傳播過程看，這句話之所以深入人心，與國民黨政權的有意宣傳、報刊媒體的廣泛報道、公共儀式的反復使用密不可分。恭讀遺囑制度化，放映遺像和遺囑影像行政化，讓這句話被不斷重復。雖然這一過程曾引發部分民眾反感，但從結果看，它確實讓孫中山的這條警語覆蓋了非常大的社會范圍。

從政治影響看，這句名言很快跨越黨派界限，被中國共產黨人吸收和運用。毛澤東、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趙世炎、瞿秋白、鄧中夏等人，在不同場合引用、闡釋這句話，使之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緊密相連。可以說，它既是孫中山時代國民革命的象征，也是后來中國革命整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精神符號。

追根究底，這八個字背后，折射的是孫中山一生最大的一個判斷：辛亥革命只是把滿清王朝推翻了，中國從封建帝制跨入“共和”的門檻，卻遠沒有完成民族獨立、民權建設、民生改善這些根本任務。革命既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役定乾坤，而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續承擔責任。

用一句略帶主觀的話來說，與其糾纏這句話是不是“臨終遺囑”，不如把它看作孫中山四十年革命生涯的自我總結。題詞寫于1923年，遺囑簽于1925年，兩者之間隔著的，是他在國內外奔走、在南北政局夾縫中苦苦尋路的最后幾年。名言不是最后一口氣才說出來的，而是在他最清醒、最冷靜地審視中國現實時提出的。

事實層面，答案很清楚：從文獻記錄判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并非孫中山臨終時口授的原話，也不是《總理遺囑》全文中的一句，而是他在1923年就已經公開寫下的題詞，在他去世后，與遺囑精神相契合，被后人長期并置使用，逐漸被當作“臨終遺囑”的代名詞。就歷史影響而言，這八個字確實貫穿了孫中山晚年的政治主張，也持續影響著此后中國革命的走向，這一點，遠比“是不是臨終遺囑”更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