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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河湯湯,穰原沃野,鄧州自古便是南陽盆地膏腴之地。翻閱方志與史乘,對比歷代戶籍記載,鄧州在古代社會的人口峰值,出現在北宋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8年);若計入近現代,則為當代。而在漫長王朝興替中,北宋無疑是鄧州歷史上戶籍最繁、煙火最盛的朝代,政和年間的鄧州,田疇連陌、市井喧闐,堪稱千年穰城的黃金時代。
北宋立國之初,結束五代紛亂,中原漸歸安定。鄧州地處豫鄂咽喉,為武勝軍治所,朝廷設重兵鎮守,同時輕徭薄賦、勸課農桑,水利興修、商貿流通,為人口繁衍奠定根基。宋廷重視州郡治理,將鄧州升為望郡,位列上等州府,交通便利、漕運暢通,四方流民歸附,士農工商匯聚,人口穩步增長。至北宋中后期,經百年休養生息,鄧州戶籍與人口一路攀升,迎來歷史巔峰。
據《元豐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及南陽、鄧州舊志記載,盛唐天寶年間,鄧州領七縣,在冊約四萬三千戶、十六萬五千口,已是一方大郡。而入宋之后,戶數雖因轄縣調整略有變化,但主戶、客戶、駐軍及流動人口合計,總人口逼近三十萬,遠超唐代。至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鄧州升格為南陽郡、武勝軍節度,政治地位與經濟實力達于頂點,境內村落密布、市集相望,農田墾殖率空前,手工業與商業繁榮,鄧瓷外銷、糧棉充盈,戶籍統計與實際人居規模,均為古代鄧州之最。
為何北宋能成為鄧州人口極盛時代?首先在于地利與安定兼得。鄧州平原廣袤、土壤肥沃,湍河、刁河縱橫,灌溉便利,農耕條件得天獨厚。北宋無大規模戰亂波及,社會穩定,百姓得以安居樂業,人口自然增長率持續走高。其次,交通與軍政地位加持。鄧州為南北要道,朝廷在此駐軍設鎮,大量軍眷、工匠、商販涌入,城市人口快速膨脹,城區規模遠超漢唐。再者,政策寬厚,流民歸附。北宋鼓勵墾荒、減免賦稅,吸納周邊失地農民入籍,主客雜居、人丁興旺,形成“煙火萬里,雞犬相聞”的盛景。
對比前后朝代,更見北宋之盛。唐代安史之亂,鄧州遭八月圍城,兵燹之后人口銳減;南宋宋金對峙,鄧州淪為邊境戰場,城池殘破、百姓流徙,人口驟落;元代暴政與戰亂疊加,鄧州城郭被毀、人口凋零;明代雖經移民恢復,至嘉靖年間全州僅五萬余人;清代康乾盛世休養生息,峰值亦不足十萬。縱覽數千年,唯有北宋政和年間,鄧州既無兵戈之擾,又享水土之利,戶籍與實際人口雙雙登頂,成為無可爭議的歷史高峰。
人口之盛,映照文明之興。北宋鄧州,不僅人丁興旺,更文風蔚然、教化大行。范仲淹知鄧州,建花洲書院,春風堂講學,文脈綿延;州城規整,市井繁華,漕運通達荊襄,物資流轉四方;農業豐產,倉廩充實,百姓安居樂業,一派升平氣象。彼時鄧州,既是軍事重鎮,亦是經濟大郡,更是文化名邦,人口繁盛與城市繁榮互為表里,書寫了穰城歷史最璀璨的篇章。
靖康之變后,金兵南下,鄧州屢遭兵火,盛景不再。千年歲月流轉,北宋政和年間的煙火繁華,雖已湮沒于歷史風塵,卻留在方志筆墨與民間記憶里。如今的鄧州,人口逾百萬,早已超越古代規模,但北宋那段人口鼎盛、民生安樂的時光,仍是穰原大地最珍貴的歷史印記。
湍河流水不息,穰原生機永續。鄧州人口的千年起伏,是王朝興衰的縮影,更是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的見證。北宋政和年間的煙火鼎盛,不僅是數字的巔峰,更是鄧州歷史上安定、富足、文明的象征,如星河般閃耀在穰城千年史冊之上,讓后人回望時,仍能想見當年阡陌縱橫、市井喧闐的盛世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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