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自己的歌，哪怕沒有觀眾｜獨立樂隊生存現狀觀察（上）

組樂隊能養活自己嗎？

在繼“職業成長記”專欄采訪職業樂手、樂隊經紀人等職業角色后，音樂財經（ID：musicbusiness）編輯部將目光聚焦在了“獨立樂隊”上。（回顧：在獨立音樂圈負重前行？職業樂隊經紀談話錄）

“獨立”由“Indie”翻譯而來，其核心特征為起源于70年代朋克文化的“DIY精神”，一般指代那些在音樂創作上保持高度自主、獨立，且常與“抵抗主流”、“小眾文化”等關鍵詞相關聯的音樂人和樂隊。

如今，獨立樂隊早已不再是小眾的代名詞，獨立音樂的全球市場份額也在逐年增加。隨著《樂隊的夏天》等音綜的爆火，獨立樂隊更是走入了大眾視野。許多獨立音樂廠牌，也是在最大程度保留音樂人創作自由的同時，開始在宣發、運營等層面為他們持續賦能。

在當下，除了在創作上無拘無束，“獨立”一詞也意味著在宣發、演出以及日常運營上的“自力更生”。

那么，在最現實的“經濟”層面，獨立樂隊能否保持自負盈虧？大家的生活狀態又是怎樣的？

為此，音樂財經在網絡上發起了一項關于獨立樂隊年收入的問卷調查。

在參與投票的780位音樂人中，有近六成將年收入投在了“0-3萬”的區間。有趣的是，“500萬以上”成為了排名第二的選項，選擇該區間的音樂人無奈表示：“因為沒有負數，只能選這個”“自己掙多少，全靠吹”。

帶著對職業音樂人關于熱愛與生計的疑問，音樂財經編輯部繼續開啟了本期系列訪談。

在這次受訪的幾支樂隊中，有的已依靠原創歌曲穩定的版權收益，成為全職音樂人；有的扎根本土，致力于用音樂宣揚地方傳統文化；也有的簽約廠牌，并在朝九晚五的工作與樂隊排練間找到了平衡。他們用各自的親身經歷，給出了屬于這個時代的獨立樣本。

春曉樂隊

我們似乎可以靠版稅養活自己

自媒體博主、吉他教師、游戲主播，不知道是哪種身份加成，讓春曉樂隊主唱白韶無論是線上專輯還是現場演出，都收獲了諸多小朋友們的喜愛。甚至連今年樂隊得到的簽約機會，也是因為老板8歲兒子對他創作的歌曲極度熱愛，并強烈安利。

2021年，春曉樂隊首張專輯《我有病》發表。在沉寂了三年后，突如其來的流量讓流媒體平臺原本微不足道的版權收益，暴漲至每月幾千元。這筆像“工資”一樣的穩定收入，讓白韶決定放下吉他課，正式回歸全職音樂人的身份。

談到創作，面對無數前人的偉大作品，白韶認為，只有充分“內觀”才會發現自己的獨一無二。

從最初為了音樂放棄公務員的“鐵飯碗”，到遭遇樂隊解散，再到全國巡演時多站0人觀看、血虧十幾萬，白韶的每一段經歷似乎都足以勸退任何一個心懷夢想的音樂人。但他身上總帶著一種對音樂的堅定與偏執：面對0售票的現場，他照樣登臺演完。

沒有觀眾的演出演給誰看？白韶半開玩笑地說道：“演給老板看唄，老板也是聽眾。”

音樂財經：先介紹一下自己和樂隊吧。

白韶：我是從小學音樂，從高中開始組樂隊，進入音樂學院以后也組了幾個樂隊。但大學畢業之后就解散了，留下一個莫爾樂隊，后面又組建了一個7秒樂隊，我是這兩個樂隊共用的吉他手。

在2017年，我就帶著這兩個樂隊參加了許曉峰舉辦的青春音樂公社，7秒樂隊進了全國十強。之后，我們就被曉峰音樂公社簽約了，投資了幾百萬在廈門那邊定居后，成為了全職音樂人。

但因為樂隊成員都比較年輕，加上大家理念不一致，就導致簽約之后只堅持了半年的時間就解散了。我當時還是公務員，為了這個簽約我把公務員的工作也辭掉了，結果簽約半年就解散了。

之后我回到西安宅了半年多的時間。回家之后宅在家里不出門，社交也斷了，收入也沒有，積蓄花完了之后就吃飯都吃不起了屬于是。

后面，微博有一個之前樂隊的粉絲私信我，說想要發專輯，但不會編曲，找我幫忙。我就幫他們寫了一張專輯，掙了5萬塊錢。這個5萬塊錢對我幫助是特別大，我用這個5萬塊錢買了一套電腦，然后去當游戲主播了，打CS。

做游戲主播還不錯，掙了一些錢，生活穩定。

我當時干什么事都特別拼，別的主播一天播四五個小時，我一天播十四五小時，就導致我的熱度起的特別快。我主要做比賽解說，因為我感覺我這個人比較能說，比較愛聊，做解說也比較適合我，然后就掙了一些錢。

后面我就開始重新找樂手，去西安的各個Livehouse去蹲樂手，就是現場看看哪個樂手舞臺上表現不錯，我就等他們演出結束之后，請他們全隊吃飯，然后拉加微信一個個聊，后面新成員來了之后，我就把7秒樂隊改成了春曉樂隊，想著跟過去告別一下。

音樂財經：目前是在全職做音樂嗎？主要的收入來源是什么？

白韶：我到現在為止是一個全職的音樂人。之前是周末在代課，收入也不低，一天能有1000多塊錢，一周就2000多塊錢，一個月下來維持溫飽肯定是沒有問題的。但因為很多演出都是在周末，我感覺我經常請假，對這些學生或者對學生家長也不是一個很禮貌的行為，所以我最后就把這些課給全部辭掉了。

但我的學生家長對我又特別的信任，很喜歡我，我們辦的很多演出，現場來好多的學生和學生家長。我們在22年巡演的時候，在西安演了一場，現場來了100多個我的學生跟學生家長，很多小朋友。

在24年之前，我確實沒想過靠創作出來的音樂來養活自己。我過去想的一直都是我自己要努力地掙錢，然后來補貼我的音樂，讓自己有錢去錄音棚錄音，去找更好的混音師。

但24年之后，情況發生了一點變化。我們21年發的第一張專輯，三年時間在網上都一直是默默無聞，結果到了24年年中，我打開網易云后臺，發現怎么還有版稅？我發現它每個月竟然有一兩千塊錢。

我們有一首歌在抖音它突然就火了，十幾萬的收藏量，幾千萬的播放量。這些流量共享到了網易云，導致原來一天就幾十、幾百的播放量，后來漲到了幾萬。我突然感覺這個事情有點超乎我的意料了。到了年底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似乎可以靠版稅養活自己，可以把它當成一份工資，不用那么辛苦地去給人代課。

音樂財經：在制作專輯的過程中，有考慮過商業因素嗎？

白韶：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商業化的這個角度。我當時組這個春曉樂隊的時候，我不是做游戲直播掙了不少錢，我想的就是我對這個音樂有特別大的渴望，我就只是想把我腦子里這些歌給它寫出來，我管它別人喜不喜歡聽呢？

哪怕到現在我創作的第四、第五張專輯，都沒有往這個方向去考慮過。因為我記得是誰哪個名人說過一句話，大概意思就是說你認定了一個方向，你就一直專注的、熱情的、奮力的朝那個方向去走。至于說什么金錢、名利，它都不是我們這個方向的終點，這些東西是在你去往這個終點的路上的一些附帶品，它不是終點。比如你要成為一個優秀的畫家，你要成為一個優秀的電影導演，你的目的是這個，不是說我要成為一個優秀的畫家，然后掙很多的錢。

我覺得當你實現了你最初的那個目標的時候，你想要的什么錢呀、名利呀，他應該是不會少。反而如果你在往前走的路上一直顧左顧右盼，在計算付出回報比，哎呦，我這三年怎么才掙了這么點錢？我的歌沒人愛聽，我要不要堅持這條路啊？那你最后就是你自己最初的目的也沒有達到，你的錢、名和利，你什么都得不到。

音樂財經：有想過怎么收回成本，目前能做到收支平衡嗎？

白韶：收支平衡肯定是不行。我錄專輯，發專輯，自己有錢，我就先把它錄出來，讓我自己心里爽了再說。一專當時花了很多錢，全部去錄音棚錄的，投資了40萬，肯定是平衡不了的。

到二專的時候自己沒那么多錢了，哈哈哈。因為19年、20年整個都在忙寫歌錄音，導致我把那個直播給有一些懈怠了。當時跟斗魚簽的合同它是要求時間的，我播不夠了，就要扣我的違約金，最后不僅掙不到錢，還得給人賠錢。我就徹底把游戲直播給放下了，雖然它確實能給你帶來不錯的收入，但這份工作不要也罷。

那后來又沒錢花，我就只能去帶課、帶學生，以及把我當時做主播掙錢的時候給朋友借出去的錢，慢慢的往回要，來提供我的日常生活的開銷。

第二張專輯投入的雖然少一點，十幾萬，但你從24年才有了這一點收入，肯定是平衡不了的。但是到了25年之后，版稅收入就越來越穩定了，全平臺的版稅收入加起來就有個四五千，像一個工資一樣。然后今年有一個公司找我們聊，買我們的版稅，他可以給到20萬一張專輯，我們就賣了兩張。

所以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要成為一個優秀的音樂人，至于說能掙到多少錢不重要，我要帶著我的歌在十萬人的音樂節舞臺上去演出。如果說我的這個目標實現了的話，那名和利、財富他應該也不會少，命運也不至于說對我這么苛刻，所以我確實沒有在這方面去過多地去考慮。

音樂財經：目前我們樂隊有經紀人嗎？

白韶：目前的經紀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從來沒有主動地去聯系過演出，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講我們算沒有經紀人，因為經紀人通常會主動找資源。我們所有的演出都是主辦方在小紅書、抖音私信我們，如果沒有人聯系我們，我們也不會主動聯系演出。

音樂財經：今年簽約新的公司會有更多的演出機會嗎？

白韶：今年會有的。我們這個簽約經歷特別奇葩，就是公司投資人的兒子特別喜歡我們的音樂，他兒子才8歲。

因為我們的樂隊現在這個未成年粉絲就特別的多，我也不理解為什么，就是在社交媒體的群里面有很多這種初中生、高中生的這種粉絲，但我沒有想到能夠8歲的小朋友都有。

那個公司的投資人跟他公司的老板打電話說是推薦一些新樂隊，他兒子在旁邊說，“哎，爸爸，我喜歡春曉樂隊，給你推薦春曉樂隊”，然后他們就真的給我們簽約了。我們上個月去公司的總部湖州演了一場，他兒子也來現場了，跟著全程跟唱我們的歌，我都驚呆了。

音樂財經：為什么想用音樂表達？面對這么多經典作品，為什么還要再創作？

白韶：我之前嘗試過寫文章，公眾號我自己有寫一個。但我感覺編曲它畢竟是音符，如果沒有歌詞的話，你光靠音符去表達思想，總體來講是比較抽象的一個概念。后來我發現自己寫歌詞、作曲好像更適合我自己，更接近我的舒適圈。過去要寫文章、做直播、拍視頻，我感覺這幾個工作有點太復雜了，但是作詞作曲我就可以把這些工作結合在一起，既能做到表達我自己，又減少了工作量。

關于創作，我確實在過去會有一種嫉妒的感覺，前人怎么這么厲害，似乎有取之不竭的靈感。但是如果你只是在追隨這些偉人的步伐，那就是拾人牙慧，你是沒有辦法超越他們的。那什么是獨特的呢？只有你自己才是獨特的呀。我認為一個藝術家想要突破，一定要去內觀自己，看自己的心，因為只有你自己才跟別人是不一樣的。只有你腦子里的思維，你真正地去內觀，再用你的認知去觀察這個世界，得到的東西才是跟別人不一樣的。如果你不認可自己，永遠都在抄襲和追隨別人的步伐，那是很難突破的。

音樂財經：這些歌曲的突然爆火有什么原因嗎？

白韶：我覺得跟這幾年人群的一些自我覺醒有關。第一張專輯名字叫《我有病》，全都是一些自我的分析。很多人開始注重自我，不再是社會或者是家庭、單位裹挾下的一個木偶或者是傀儡，更多的人開始進入一個自我覺醒的狀態。

尤其在疫情之后，很多人明白了“主體”的不穩定帶來的東西，所以人們開始去研究自己，去思考自己的內心，或者去懷念自己的童年。那在藝術方面，人們也會去尋求類似的藝術家去給自己的這種“自我”找一個比較接近的解釋。所以我認為人群的自我開始覺醒，跟類似專輯爆火有一定關系。

音樂財經：之前有過巡演嗎？情況如何？

白韶：22年我們自費巡演了一場，我們當時三個人開車自駕，因為坐高鐵飛機成本更高，最后總共虧了十幾萬。但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就想著我們三個人開車兩個月去40個城市旅游玩，花了十幾萬，這是一件很充實的事。

去河北好多個城市都是0票房，一個人都沒有。我們就直接演，沒有觀眾，只有livehouse老板。老板既是老板，也是調音師，也是服務員。我們在上面演，下面就一個人，好幾個城市都是這樣子。

當時在棗莊的時候，演了一半有一個大學生趕來看我們，看完幾首歌就要趕高鐵走，我們演完一首歌下去跟他合影簽名，他走了我們就繼續演。好多城市的livehouse老板說，你們是第一個來我們這兒巡演的樂隊。第一個是誰啊？他說第一個是痛仰。我們當時野心特別大，想走遍全國365個城市，所以叫“365巡演”，但第一輪虧太多了，所以就暫停了，但后續有機會還是要走完。

音樂財經：分享一件做樂隊開心的事和傷心的事吧？

白韶：不開心的事就是2017年樂隊解散，主唱跟貝斯手跑路了，我當時把公務員也辭了，對我打擊比較大。

那開心的事情就太多了，寫完一首歌跟成員排練，演出完大家一個眼神交流，下面的觀眾歡呼吶喊、找我們合影、留言，都會讓我特別開心，特別充實，特別滿足。

柏林的霧

把每一次暖場都當做一次創業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但更是留給主動出擊的人。

從向livehouse老板自薦獲得首次登臺演出機會，再到通過信息差獲得后朋克樂隊Motorama上海站暖場機會，樂隊主唱左宅，始終扮演著那個“主動敲門”的人。

也正因如此，柏林的霧，這支后朋克樂隊成功被摩登天空工作人員發現，簽約。在簽約后的六年時間里，樂隊成功登上音樂節的舞臺，巡演的不少場次都賣到了售罄。但隨著市場內卷，面對演出機會的減少以及場下觀眾的大幅削減，左宅不免心中有些失落。

為了節省開支，他們堅持外地演出“連夜往返、絕不過夜”，盡管市場不景氣，但樂隊成員們穩定的主業工作、一致的審美以及良好的溝通，都成為了這支樂隊持續前行的動力。

音樂財經：這支樂隊最初是怎么成立的？

左宅：樂隊正式成立是在2014年底到15年初。當時我剛大學畢業，學生時代的樂隊解散了，但我還是想做一支完全原創的樂隊。大概13、14年左右，用豆瓣的人還比較多，我就在一個找樂手的小組里發帖，問寧波有沒有想做后朋克風格的樂手。大家就是這么機緣巧合地組起來了。

音樂財經：聽說大家都有各自的本職工作？

左宅：對，我大學學的是管理學，跟音樂毫無關系。畢業之后，我就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一直做到現在。不光是我，我們樂隊所有人其實都有一份全職的主業。

剛畢業那會兒，因為我那份本職工作比較清閑，我自己正好也在玩樂隊，當時寧波正好有一個初創階段的場地方團隊在招募志愿者，所以。哪怕是無償的，我也愿意去幫忙當舞臺助理、做推廣海報。也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我才感覺自己半只腳終于踏進了這個獨立音樂的小圈子。

音樂財經：第一次獲得演出機會是什么時候？

左宅：大概是15年底，我們準備了三首歌，去給北京的一支后核樂隊“貓踢狗Multi-Ego”做暖場。當時我在寧波的一家livehouse兼職，我就去問老板，說我這兒有個新樂隊，想找個登臺的機會。

十年前，小樂隊通過暖場的形式來獲得演出資源，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狀態。我們當時根本不在乎對方是什么風格，哪怕來的是“金屬”或者“后搖”，我們都愿意一起演。因為小樂隊確實沒有上臺的機會，只能靠自己想盡各種辦法去爭取。

這幾年，似乎大家對待“暖場”的看法跟我們當年剛開始玩樂隊時很不一樣了。在社交平臺上會發現現在的部分觀眾可能不太喜歡暖場，覺得占用了主場樂隊的時間。很多知名樂隊巡演，也可能因為設備因素，整體舞美，或者演出流程的規范化導致極少會安排暖場環節了。

音樂財經：有簽約過廠牌嗎？

左宅：我們在2019年簽約了摩登天空，簽了六年。直到近期合約到期，我們又重新回到了獨立樂隊的狀態。

現在的年輕樂隊自己做自媒體運營比較多，也許會覺得簽大公司、大廠牌沒那么必要了。但把這個場景放到10年前，當時互聯網和流媒體遠沒有現在發達，我們其實內心深處多少還是有一種“梁山好漢渴望被招安”的情結，把簽約大廠牌看作是一個里程碑。

所以19年簽摩登的時候，全隊上下真的非常開心。站在當時的節點，你不可能預知未來三四年會發生什么，所以那時真的有一種奇妙的錯覺——“哇哦，哥們要走起來了”。

雖然我們一開始也沒指望把樂隊當主業，但簽約大公司這件事會讓我們覺得從15年到19年這四五年的努力，好像終于看到了回報，有一種“打怪升級終于熬出頭”的感覺。直到現在回想起來，那依然是樂隊成立十年來最開心的瞬間。

音樂財經：當時是怎樣一個契機促成了和摩登天空的簽約？

左宅：說實話，早期小樂隊沒有資源，為了爭取曝光，你只能厚著臉皮去想方設法找演出。

那一年，俄羅斯知名的后朋克樂隊Motorama要來國內巡演。我恰好在Instagram上看到了他們發布的行程，趁著國內媒體還沒同步官宣，我利用這個信息差，直接順藤摸瓜找到了當時他們中國巡演的主辦方老師。我把我們的樂隊介紹+歌曲Demo發過去，毛遂自薦說想去上海或杭州站做暖場，并且開出了一個對方無法拒絕的條件：我們不收任何酬勞，全程自費，也不參與票房分成。主辦方聽完demo覺得風格OK，覺得我們蠻誠懇的就同意了。

那算是我們暖場生涯里藝人級別最高的一場，在上海育音堂，臺下大概來了七八百人。巧合的是，那天的觀眾里剛好有摩登天空的工作人員，他看到了我們的現場可能覺得不錯。于是到了同年下半年，摩登天空在上海Modern Sky Lab組織了一場拼盤演出，邀請了我們參演，那場演出我們狀態挺不錯的，演出一結束摩登的工作人員就主動過來加了我的微信，聊完之后就水到渠成地簽約了。

音樂財經：在這十年的樂隊生涯中，有沒有哪些讓你印象特別深刻的高光時刻？

左宅：最深刻的是2020年底的海南草莓音樂節。那是我們人生中第一次登上這種標準化、大規模的音樂節舞臺。從酒店到現場走的是藝人通道，有專車接送，臺上臺下都有專業老師協助。

那天我們被安排在下午第三個上場，正好是太陽落山的時候，因為它又是在海邊，整個場景就非常的夢幻。我們上臺的時候是黃昏，我們演到最后幾首的時候，天就已經全部暗下來了，音樂節晚上的聲光電效果，跟白天下午場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個場景真的非常夢幻。后來我們也演過很多次草莓，但都是下午場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登上這種規模的音樂節。我們住的酒店，我們早上去吃早餐，你會發現隔壁是痛仰，旁邊是新褲子，后面坐的是重塑，就是這種感覺，就是會覺得哇，就是會比較不真實。用一句俗氣的話說，就是“平凡時刻的英雄夢想，在那個剎那成真了”，有一種人生高光時刻的感覺。

音樂財經：從什么時候開始，感覺到大環境的變化，甚至迎來了比較低谷的時刻？

左宅：低谷其實是從2023年9月份之后開始的，能明顯感覺到整個大環境的演出票房變差了。疫情放開后，海外和港臺的主流藝人重新回到市場，蛋糕就這么大，所以受沖擊最明顯的就是我們。

2021年巡演的時候，我們在廣州、深圳這種一線城市的中小型場地甚至是可以售罄的。但到了23年，票房一下子就沒了。我們在常州辦了一個專場，只來了20多個人。我們在溫州，同一個場地，20年能賣150張票，今年就只賣了50張。

這種落差感是非常巨大的。雖然這個表現得不職業，但我必須承認，面對只有幾十個觀眾、空蕩蕩的幾百人場地，心理上不可避免地會有巨大的失落感。

后來我也想通了，之前那些來看我們演出的人，可能只是因為他們想看的藝人來不了，我們成了某種“代餐”。生活恢復正常后，大家自然會回歸原本的消費選擇。

音樂財經：現在一場自負盈虧的演出，成本和收益大概是怎樣的？

左宅：如果算上所有的隱形成本，現在幾乎所有的自負盈虧演出都是虧錢的。

我們現在接的大部分是拼盤演出。比如我們去上海，四個人開一輛車。因為周一要上班，我們不可能過夜，周日演完就得連夜開回寧波。來回的油費、高速費，加上場地旁邊的停車費，當晚的票房分成根本cover不了。

你可以算一筆賬：我們這個級別的樂隊，一般拼盤的票價60元左右，假設今晚的拼盤是3個樂隊組成，然后來了100個觀眾，總票房6000元左右，按照業內規矩結算票房后，主辦方大概可以到手4000左右，假如這個主辦方純做慈善，自己一分不拿，把錢平分給三個樂隊，一個樂隊到手也就1000多塊。這還沒有算基礎成本（場地場租，保底，報批費用，場地設備租賃費用等）。100人票房的演出說實話對于我們來說是很多了，現實票房有多少，可想而知。最虧的是我們在紹興辦的一場演出，票價定得很低，一共就賣了三四十張票。扣掉場租、報批等所有費用，我們跟另外一個樂隊平均每隊分到了240塊錢。那天大家是從不同地方出發的，開了三輛車，還開了兩個酒店房間，最后這趟完全是純虧，就當去紹興旅游了。

音樂財經：那在控制成本上有什么經驗嗎？有沒有考慮過接一些更下沉的演出？

左宅：關于控制成本，最大的經驗就是：盡量不過夜。

現在網上經常有樂迷留言說“你們好久沒來武漢了”、“你們什么時候再來北京”，我的心里話：這要了我的命了。因為去一趟外地的差旅成本太大了。我們現在的極限就是江浙滬周邊，如果要過夜，四個大老爺們就開一個電競酒店的四人間。不然就像之前我們去溫州那次，自己開車單程四個小時，但我們也堅持凌晨1點趕回寧波。當時我跟主辦方提要求，必須第一個演，演完就撤，不然第二天沒法上班。

至于下沉演出，婚禮這種我們是不接的，風格確實太不合適，而且我們也不能接受翻唱，主要是技術有限，很多流行歌又難彈又難唱。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們都有全職工作，真沒精力再去做這些。今年其實就接了一場商演，全隊到手了小一萬塊錢，也算是“音樂人生涯”中的一筆巨款了。

菱花小茶

基本靠主業來“養”這個音樂理想

從作品發布時間線來看，菱花小茶樂團雖是一支剛起步、僅發行過一張專輯的“新”樂團，但其主創梁佳與主唱化學（真名：何凌霜）都是在圈內深耕多年的“老炮”。

我們對粵語歌的記憶，大多錨定在“港樂”的脈絡里，而地道的廣東傳統民樂，卻始終鮮少出現在流行音樂的視野中。如今在廣州，隨著普通話的普及與人口遷移，本地年輕一代用粵語交流的場景正日漸稀少。

慢工出細活，菱花小茶用三年時間打磨出首張專輯，請來中青代民樂家，將地道的廣東傳統音樂與現代流行樂做了深度融合。

對他們而言，粵語傳承，是一種本能。盡管粵語填詞講究“協音”，擁有“九聲六調”，創作難度遠高于普通話，他們卻始終篤定：如果連本地人都不再傳唱，這種母語文化或許會慢慢斷裂。

即便投入了巨大的時間與成本，演出機會也寥寥無幾，正如梁佳所言，對嶺南文化的堅持是不會變的，而能否靠音樂賺大錢，本就無法量化衡量，只能順其自然。

音樂財經：菱花小茶最初是如何成立的？為何會想要做這樣一張融合嶺南民樂的國風專輯？

梁佳：其實一開始完全沒想過要為了演出而去組建樂團。我平時除了玩樂隊、做音樂制作外，也會和當地朋友一起玩廣東傳統民樂。玩得久了就會覺得，當下國內流行的國風音樂，和我們嶺南的傳統風味相去甚遠。于是我們萌生了一個念頭，能不能提煉出廣東音樂的傳統底色，做一種屬于我們自己的、帶著嶺南風味的國風音樂？這就是樂團最初的成立初衷。

《子夜》是我們發布的首張專輯，創作跨度超過三年。我們邀請了廣東本地的青年民樂演奏家共同創作，將Trip Hop、輕電子、后搖等現代音樂風格，與嶺南傳統音樂進行了有機融合。

音樂財經：最早是怎么認識并決定長期合作的？

梁佳：我從1998年就開始玩樂隊，現在所在的“吹波糖”（樂隊），是廣州現存最老牌的搖滾樂隊之一。我和主唱化學認識十幾年了，零幾年我在影視廣告行業，有首廣告歌需要找人演唱，朋友把她介紹給了我。從第一首廣告歌開始磨合到現在，在音樂審美和配合上我們已經非常默契了。所以這次做原創合作，基本不用多想，除非是需要男聲的作品，否則我們第一時間都會想到彼此。

音樂財經：目前是全職在做菱花小茶這支樂隊嗎？

梁佳：并非全職。我的主業是經營錄音棚，也算身處同一行業；另外還有寫小說的副業，有收入但并不多。

化學：樂團成員都有各自的主業，沒人是全職做樂隊。我平時主要做幕后配唱，比如廣告歌、企業歌，或是動畫片主題曲——例如很多小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喜羊羊與灰太狼》《斗龍戰士》《開心超人》等等部分系列的主題曲就出自我的演唱。這類商業項目是我們維持生存的基礎。

音樂財經：制作這張專輯投入大不大？

梁佳：我們沒把這張專輯當成任務或工作，而是一件純粹理想化的作品，因此標準格外嚴苛，也成了一次“重資產”投入。單是吉他、貝斯這類硬件設備，為了追求理想的音色，我們就更新了四五輪，開銷確實不小。基本是靠各自的主業收入，來“養”這份音樂理想。

音樂財經：樂隊首演是在什么時候？現在有經紀人嗎？

化學：我們的活動范圍主要在大灣區，但首次公演是在重慶，作為巡演的特邀嘉賓登場。當時經紀人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都要把演出“懟”上去，所以準備得格外倉促——要立刻找其他樂手排練，原定的貝斯手還因時間沖突無法到場，我們臨時換了好幾個人選。其實我們一直很被動，從不主動爭取資源，現在的演出基本都是靠自己的人脈或者第三方平臺邀約。

梁佳：我們的經紀人主業是做livehouse，同時也帶著我的另一支樂隊“吹波糖”。一開始根本沒想過要演出，專輯發表后擱置了快一年。后來去重慶首演，完全是被經紀人“逼”出來的，稱得上是趕鴨子上架。

我們樂團最核心的難題是“落地難”。這張專輯錄制時，涉及大量不固定的傳統民樂手與樂器編制，想要在livehouse或音樂節舞臺上百分百還原細膩的嶺南風味，難度極高。目前我們仍在不斷磨合，試圖在演出成本與藝術呈現之間找到平衡點。

音樂財經：目前一共演了多少場，反響和收入如何？有想過做一些巡演的規劃嗎？

化學：目前我們一共正式公演了6場。最難忘的是在佛山的一個大型音樂節，我們闖進了十強，我也有幸拿到了“最佳主唱”。現場很多樂迷是第一次接觸這種嶺南國潮，這種面對面的互動，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好的推廣方式。但實話實說，目前演出收入并不多，我們還處在一個通過現場讓大家認識我們的階段。

梁佳：從2025年8月首演到現在，我們一共演了6場。要說演出有沒有收入，大部分是有的，但數額確實有限。如果未來發展到合適的階段，有機會的話，我們肯定想去做巡演，這是樂隊成長的必經之路，也是一種很好的生活體驗。就我個人而言，之前的樂隊雖然在全國大大小小演過很多地方，但始終遺憾沒能以演出的方式真正走遍各地。

音樂財經：目前在流媒體平臺上的版權收益如何？

梁佳：想靠原創音樂的版稅獲得一份“固定收入”，在國內目前的行業環境下，還遠遠沒到那個時候。我們在音樂平臺拿到的那點流量分成和收益，甚至還不如我寫小說的稿費多。

化學：我的情況更典型。雖然大家可能聽過我唱的很多動畫片或廣告歌，但那些版權全部歸品牌方所有。在這類商業項目里，我們并不享有版權分成，純粹是賺一份辛苦的制作費和配唱費。用現在流行的話說，我們就是音樂行業里的“牛馬”。所以，想要靠版權收益來養原創，目前看還是不太現實。

音樂財經：現在市面上貼著“國風”標簽的音樂很多，你們在做嶺南民樂融合時，是怎么理解真正的“融合”的？

梁佳：真正的融合，其實跟使用什么樂器關系不大，它是一種地方音樂傳統的走向和表達方式。現在很多網絡流行歌，底子還是百分百的流行歌，只是把某個伴奏換成了民族樂器，就自詡為“國風”。這種做法只是換了一種音色、做了點表面點綴，跟真正的傳統音樂關系不大。

化學：對，之前有位圈內前輩跟我們聊過，現在很多網紅國風，就像普通流行歌“披了一件國風的外衣”來蹭標簽。我們想做的，是從骨子里、從DNA里散發出來的融合——讓你從旋律、編曲到所有細節里，都能聽出這是完完全全屬于廣東人自己特有的國潮音樂。

音樂財經：在這張嶺南國風專輯中，粵語演唱是核心，在填詞上它和普通話會有很大的區別嗎？

梁佳：粵語填詞可以說是“地獄難度”。普通話只有四個聲調，填詞相對自由；但粵語有“九聲六調”，本身自帶非常嚴格的調性。你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寫一段詞然后隨便套進旋律里，這在粵語里是不成立的。

粵語歌里有一個核心標準叫“協音”。一首正宗的粵語歌，“妥協音”絕對不能超過2%。也就是說，100個字里如果有超過兩個字的發音跟原本的聲調不符，本地人聽著就會覺得非常別扭，甚至“辣耳朵”。像現在網上有些直接把國風歌曲改成粵語唱的，其實是用國語思維硬套粵語詞，我們聽著就很奇怪。所以寫粵語詞，對創作者的詞匯量和靈活轉換能力要求極高。

化學：作為廣東人，母語和傳統文化是刻在DNA里的。但現在廣州的小孩，在學校甚至在家里基本都說普通話了，純正的廣東話越來越少。我們做這種音樂，也是帶著一種傳承母語和嶺南文化的使命感，希望能喚醒大家兒時的記憶。

音樂財經：在具體的創作表達上，這些帶有傳統元素的歌曲，想向聽眾傳遞些什么？

梁佳：這張專輯的很多歌，其實是對傳統認知的一種“反叛”和重新解讀。比如拿過本土金灣獎的《知否知否》，靈感來自南宋女詞人李清照。很多人給李清照貼的標簽是“悲情、幽怨”，但我們查閱資料發現，她寫這首詞的時候正值青春年華，像一朵剛剛綻放的花。所以這首歌我們完全去掉了悲情色彩，還原了她當時那種青春靈動的狀態。這也是我們目前比較出圈、連小孩子聽了都能記住旋律的一首主打歌。

再比如《鯤魚》這首歌，靈感來自莊子的《逍遙游》。大眾傳統認知里，“鯤鵬展翅”寓意著前程遠大、非常正能量。但我們想表達的是：它雖然長了翅膀有飛行的能力，但它本質是一條魚，天空未必是它的最終歸宿，海里才是它遵循既定規律生活的地方。

音樂財經：未來有想過拿這支樂隊去做一些更商業化的活動，或者利用短視頻制造一些“爆款”嗎？

化學：任何有價值的演出我們都需要，實際上，我們接的一些常規演出或者音樂節本身就是有商業成分，畢竟這實打實的是一份收入。我們現在也在經營視頻號、抖音、小紅書等賬號，在這個短視頻爆發的年代，我們也一直在探討，有沒有一種好的方式能讓作品出圈。但底線是，肯定要先做好自己的本分，打磨好作品，不會為了迎合市場去寫那種沒有靈魂的快餐式口水歌。

梁佳：我們現在心態會比較佛系。由一個奮斗的狀態突然陷入停滯，這很容易。但要重新找回那種拼命奮斗的狀態，需要時間。不過在音樂的創作上，對于嶺南文化的堅持，這部分是不會變的。至于什么時候出下一張專輯、能不能靠它賺大錢，這種東西沒法量化，只能順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