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壇黑幕曝光：兩黨聯手設限，第三黨難出頭

大多數美國人或許并不了解一個歷史細節：1988年，共和黨與民主黨聯手解雇了“女性選民聯盟”。這個中立且無黨派的組織曾在此前數十年間一直負責主辦總統辯論。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兩黨自行掌控的委員會。許多美國選民僅在總統大選前夕才會關注政治，這意味著總統辯論往往成為競選過程中最具決定性的事件。

“總統辯論委員會”成立之初，由共和黨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共同管理。在實際運作中，該機構的存在正是為了保護締造它的兩大政黨。

總統辯論委員會制定了一項極為嚴苛的規則：任何希望參與全國電視辯論的第三黨候選人，必須在至少五項全國性民調中獲得超過15%的支持率。這幾乎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

作為對比，自1974年提供聯邦匹配資金的法律通過以來，只有兩名第三黨候選人的普選得票率超過了5%。而總統辯論委員會設定的門檻是這一數字的三倍。

分析人士指出，兩大主要政黨實際上精心構建了一套排他性系統，旨在確保沒有任何第三方力量能夠與之抗衡。

在過去的九個選舉周期中，這套系統完美地履行了它的使命，直到2024年，它甚至變得不再被需要。距離女性選民聯盟主辦辯論已經過去了40年，兩大政黨決定直接與電視網談判辯論細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彼此之外，他們沒有邀請任何其他候選人。

政府機制的失靈不僅嚴峻，而且充滿危險。兩大政黨為了爭奪控制權，猶如爭奪電視遙控器的任性孩童。當其中一方搶奪成功時，失敗者便會憤怒地摔門而出——或者直接離開國會大廈。

2011年，兩黨因無法達成妥協而導致政府停擺。受此影響，標準普爾近一個世紀以來首次將美國的國家主權信用評級從最高級下調至次高級。這一后果，很可能意味著子孫后代需要為此多支付數萬億美元的利息。

在過去250年里，美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保持不變。但在冷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間，由于失去了迫使內部妥協的外部生存威脅，政治生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當羅納德·里根和蒂普·奧尼爾意見相左時，他們并沒有讓政府關門。眾所周知，他們最終達成了妥協，因為如果未能做到這一點，就有可能給蘇聯可乘之機。

隨著冷戰落幕，對于民選官員而言，拒絕妥協的代價似乎不再比追求個人權力和財富更為重要。“國家利益高于黨派利益”不再是必須堅守的底線，而他們最終選擇了黨派。

民眾對這種雙頭壟斷的政治表現滿意嗎？根據政治資訊網站選票百科的數據，2026年1月，美國國會的支持率徘徊在15%左右——民調專家將此稱為“地板價”，意味著幾乎不可能再低了。蓋洛普的數據也顯示，自2010年以來，國會的支持率幾乎從未超過30%。

為了更直觀地理解15%的支持率意味著什么：根據民調機構輿觀大約一年前的一項調查，阿道夫·希特勒的“支持率”介于11%到23%之間。具體數值取決于對數據的解讀方式——11%的美國人認為他的一些想法是“正確的”，12%的人將他歸類為“做過一些好事的壞人”。

輿觀的數據顯示，其凈負面評價為-88%。斯大林的數據略好，負面評價大約在-75%到-80%之間。

民意調查將他們置于大致相同的區間。外界評論稱，這一結論理應讓每一個美國人感到警醒。

大多數人已經默認了一個觀念：面對現狀，我們無能為力。但事實并非如此，事物總在發展。變革往往發生在我們意想不到的時候，或者緩慢到難以察覺——但它不可避免。

就像你無法肉眼看到大陸漂移，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殼板塊不存在。同樣，僅僅因為你不知道共和黨曾經也是一個第三黨運動，也不能抹殺這一歷史事實。如果輝格黨還有人健在，他們一定會對此表示認同。

在一個缺乏有效立法機制的時代，單一的政治議題已經不再重要。這并非墓志銘，而是一場行動的號角。

公民必須推動民意代表推翻“聯合公民案”的裁決，最大限度地減少金錢對政治的侵蝕。 此外，還需拓寬總統辯論的參與渠道、終結參議院的冗長辯論規則、廢除選舉人團制度、實行任期限制，并對現有體制進行全面升級，使其重新煥發生機。

無論埃德蒙·伯克是否真的說過“好人無所作為，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只能做一點點，這便讓邪惡取得了勝利”，這都是一條不言而喻的真理。變革是必然的，但改革從來不會自上而下發生，它只能源于民眾。

如今，年滿18歲登記為獨立選民的美國人，已經超過了加入兩大主要政黨的人數。兩黨制曾有過它的輝煌時期，但我們值得擁有更好的未來。

把票投給獨立候選人，寫信給你的選區代表，要求他們承擔起責任。哪怕只做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