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時代，封存在人和煤鑄就的銅川丨人間

鳳蝶風箏一動不動，它被顯眼地掛在墻上，曾是這個礦工家庭最明麗的標識。

配圖 | 電視劇《漫長的季節》

2001年，我在銅川上高中，梁金濤在西安的一所中專學醫藥銷售。周末，我在學校補課，沒有回家，回銅川拿生活費的梁金濤到學校來找我。高中宿舍不允許外人留宿，我們倆決定去看通宵錄像，一晚上只需要5塊錢。

我們去火車站旁，七繞八繞地鉆進了窄巷子里，穿過厚厚的人造革門簾、銹跡斑斑的柵欄門，見到了兩腮無肉且禿頭的錄像廳老板。不大的屋子里，充斥著熱烘烘且油膩的味道，沾染在每個人的衣服和皮膚上。

一開始，錄像廳播的是美國電影《勇闖奪命島》，那是個科學家和特工聯手，救出被嘩變軍人劫持的游客、拆除毒氣彈的故事。到了午夜，錄像廳老板從門簾里探頭說：“現在開始給你們放片子，三碟連放，都小點聲，只看，別說話。”屏幕上出現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影像，男人和女人長時間交媾。我和梁金濤面面相覷，滾燙的感覺從腮幫子一直扯到耳朵上，我們坐立不安，想離開錄像廳。

老板已在外面小屋的窄床上蒙頭躺下，只露出沒有頭發的禿頂；柵欄門已拉緊，木門上掏出兩個窟窿眼、鎖上了拇指粗的鐵鏈。少年的我們，不敢去喚醒看起來兇巴巴的老板，更不敢搖晃冰冷的鐵柵欄和拴著沉重鐵鏈的大木門。

錄像廳外有火車通過，咯噔，咯噔，整個錄像廳在晃動。電視里，也在不停歇地晃動。

我和梁金濤驚慌、恐懼，無法理解成人世界竟然存在這樣一種匪夷所思的局面，或者說，可怕的交往方式。

苦熬到清晨六點，“三碟連放”結束，禿頭老板打著哈欠醒來，“嘩啦”一聲解開鎖門的鐵鏈，我和梁金濤像兩只野兔，從錄像廳竄出，落荒而逃。

天還沒有亮透，呼吸著冰冷的、令人清醒的空氣，我們在巷子外矮墻上的孔洞看見一列火車亮起大燈，薄薄的迷霧在燈光里轉動。

“嗚——”，火車啟動了，哼哧，哼哧，車輪滾動起來，不斷加速，要奔往不知是何處的遠方。車頭后拖曳的黑色的車廂里裝滿了煤炭，渾實且厚重。

“啪”，一塊很大的塊煤從車廂滑落，跌在道旁路基上，四散粉碎。

一夜驚魂，看到煤，我和梁金濤才松了一口氣，重回了客觀而踏實的世界。

在我和梁金濤，乃至我們共同的朋友胡小勇的眼里，世界是由人和煤構成的，而不是由別的什么構成的。

我和梁金濤成為好朋友，是在1989年。

我們鎮離銅川城區有50華里，叫紅土鎮，人們說因為鎮上的土是紅的，所以叫這樣的名字。經我觀察，也只有臨街的土山根部有裸露的紅泥，百分之九十的地方依然是黃土。黃土構成了山丘、臺塬、溝壑和川道。在厚重的黃土之下，穿過地表，開出礦井，人們源源不斷地開采出烏黑烏黑的煤炭。紅土鎮的地盤上，分布著大大小小好幾處煤礦，有國營的，有集體的，還有私人的。

火車從我們鎮上的選煤樓載了煤炭轉運到銅川火車站，再從銅川火車站運往全國各地。卡車也從煤場拉煤，它們像黑毛驢一樣，排著隊，喘著氣，拉了煤炭行進在小鎮通往城市的川道上。選煤樓和煤場連接在一起，四周有布滿粉塵的職工樓和簡易房。它們都屬于本地最大的國營煤礦：金華山煤礦。煤礦的生產主體在那座裸露紅泥的山背后，離我們鎮中心約有15華里。

選煤樓局部丨圖源作者

我母親在選煤樓東側的村小學教書。那一年，我讀一年級下半學期，剛從外婆家村莊轉學到母親任教的學校。母親拽著我交給班主任時，耳語了幾句。班主任將我安排在第一排靠墻的座位上，我的同桌就是梁金濤，他是班級里學習最好的小學生，機靈而活躍，身穿綠色小軍裝，頭戴兒童大蓋帽，眼睛眨巴眨巴的。

梁家有五口人，三個孩子里，梁金濤是老大，老二叫梁金偉，在上學前班，老三叫梁金超，沒上學，在家里追著兔子玩兒。他們住在選煤樓后一處背靠土崖的小院落，兩間房，一孔土窯。小院落是梁金濤爸爸花錢買下來的。房子住人，土窯里養了兔。兔子繁殖很快，一家人經常吃兔肉。

梁金濤的爸爸來自咸陽某縣，先是在礦上下井，在井下炸傷一只眼睛后，安置到選運區窠木場工作。選運區也屬于金華山煤礦，是煤礦為數不多在鎮街道附近的作業區。沒過幾年，不知是井下不用木礦柱了，還是別處新建了礦柱堆場，這處窠木場空置了。梁金濤他爸爸又被派到沉淀池上班。井下含有煤渣的廢水運輸到沉淀池，經沉淀、殺菌，梁金濤的爸爸一天兩次放水到選運區社區，供應日常用水。

梁金濤的媽媽身高約150cm，和梁金濤的爸爸是同鄉，結婚后隨夫來到我們紅土鎮，她不在礦上工作，平日里靠在石矸山里拾煤為業。

煤炭從地下運輸到選運區的選煤樓，而那些與煤炭伴生的礦石，經過篩選，由礦車從黑暗幽深的礦井運往地面，它們就好比是煤炭中的“垃圾”。在紅土鎮北面的臺塬上，安放有巨大的電機。選運區的工人拉響像學校里上下課一樣的電鈴，發出信號，電機轉動起來，小孩兒胳臂粗細的鋼絲纜繩往塬上拖曳拉滿礦石的礦車。礦石被傾倒下來，堆得像山一樣。這種廢棄礦石堆成的“垃圾山”叫作：石矸山。

石矸山里，常常有未分揀出的質量不高的煤炭。梁金濤的媽媽常年圍著黑乎乎的方巾，手持鐵絲折成的短柄鉤子，在石矸里刨出“漏網”的煤塊，撿拾在籃子里。一個上午，運氣好了，能拾兩籃煤，運氣不好，拾一籃半。15籃煤塊可以裝一架子車，三架子車可以裝滿一手扶拖拉機。

紅土鎮周遭的農人，冬季取暖，要塊煤生爐子。買煤場的煤，價格太高，都是大批量供應給有規模的采購方，不提供諸如“一架子車”“一拖拉機”這種購買方式。農人們只有到石矸山采買諸如梁金濤的媽媽等礦工家屬拾來的煤。一架子車煤是5塊錢，一手扶拖拉機是15塊錢。因而，梁金濤的母親每個月拾煤，差不多可以獲得30元收入。

我的同學里，在石矸山附近村莊住的，也有在課后拾煤的。有個同學，小名叫作蛋蛋娃，上學晚，比我大三歲，每天下午放學，他也去拾煤，一個月也能拾一架子車煤。

我此前上學的學校，全校不過二十幾個學生，老師的管理難度小，對學生的約束也不多。在新學校，一個班足足三十個學生，個個都貪玩，為了建立學習的秩序，規矩也多了起來。

我跟著梁金濤學習新學校新班級的各種規范。課堂上，當我們亂糟糟交頭接耳時，老師會敲著教鞭說“一二三”——我跟著梁金濤學說“要坐端”；“四五六”——“手背后”，“七八九”——“閉上口”。下課后做“攻城”或“打沙包”游戲，梁金濤帶著我加入最有優勢的陣營。就連放學后，如何排隊、怎樣走步，也得梁金濤一點兒一點兒引導我，由此，我們逐漸熟悉起來。

我依賴自己的朋友，每天放學后，我小心翼翼攀爬在學校的圍墻上，探出頭，向西召喚著：

“梁金濤——”

“梁金偉——”

或者“超超——”

梁金濤家的小院子到學校圍墻的直線距離不過十多米，有時候，他們弟兄三人抱著搪瓷碗，蹲在門口吃炒米飯，一邊吃，一邊與我攀談，說著“家庭作業做完沒有”“你要不要來我家看兔子？”之類的話；還有時候，梁金濤的媽媽做好飯、頭戴礦燈，出門去拾煤，我趴在圍墻上看梁金濤帶著他的弟弟們在家里洗鍋、掃院子，折了洋槐樹枝喂兔。

紅土鎮當地居民以農民為主，村與村之間通婚，在臺塬或川道里種地，各家有各家的土地、宅基地，靠種地、打零工為生。

煤礦系統則和當地居民的生活生態全然不同。金華山煤礦的工人來自全國各地，以河南籍居多，大多數人內部通婚、小部分人與當地居民達成婚姻，十五里路外的煤礦主體部分有自己的醫院、食堂、保衛處、單身樓、職工活動中心、學校、家屬區……物理空間上，金華山煤礦在紅土鎮的范圍內，但在煤礦運行和職工、家屬生活上，礦區的生活有自己的運行軌跡。

梁金濤三兄弟，按道理來說，應該去礦務局系統的礦工子弟學校讀書。可是明顯距離太遠，而我母親供職的鄉村小學則近在咫尺，因而，他們都在大人的想方設法下成了借讀生。與他們情形相同的，還有胡小勇。他比我們高一級，他爸也是咸陽某縣人，也在金華山煤礦上班，不過他媽是我們紅土鎮當地人，他家住在梁金濤家右側，也是一處小院落，三間低矮的磚房，門前有一個小菜園。我和胡小勇初時并不熟悉，但我時常看見他一個人在院子里玩彈子，抽陀螺，在菜園里摘豆角。胡小勇的爸爸在井下工作，每天都穿著沾滿煤粉的工作服、及膝的長靴，腰里挎著礦燈，頭戴安全帽，出門下井。

梁金濤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入學的，但梁家老二梁金偉和老三梁金超后來入學，我聽梁金濤說，都是他爸爸在火車站旁的一家羊肉泡館，和學校年輕的校長坐在一起，吃了涼菜，喝了西鳳酒……胡小勇上學呢，應該是他媽與當地人通融后的結果。

1992年開學時，胡小勇留了一級，跟我和梁金濤一起上了三年級。

胡小勇會做風箏，他抽了掃帚里的細竹枝，折成三角形狀，用舊報紙糊在竹枝上，他還偷了他爸工具箱里結實的細繩子，綁縛在三角狀的風箏上。課間，我們幫胡小勇舉起風箏，他沿著操場跑圈，對著身后的風箏召喚著，“起來啊！”

三角狀的風箏果然就騰空而起，飛個五米八米高，站在風箏下面望去，似乎比不遠處幾十米高的選煤樓還要高。“讓我也放一放，讓我也放一放”，我和梁金濤追逐著舊相識、新同學胡小勇，希望能學會放風箏。

我們在學校里上學，背誦課文，完成課后作業，也聽著從師范剛畢業的新老師給我們講《格林童話》上的故事。但我們的生活，依然是在煤炭的世界。

無論上課還是下課，不遠處的選煤樓持續轟鳴，塊煤、面煤堆滿了煤場，有時候煤多的程度甚至要涌出高高的圍墻。煤場下面有動力巨大的皮帶輪，皮帶輪轉動起來，可以將煤炭裝運到火車車廂。來自煤場的、駭人聽聞的傳聞也會傳到小學生耳中，說是有夜間在煤場巡邏的工人，不小心踩空，滑進了皮帶輪，而在選煤樓的操作間里操作皮帶輪的工人沒有發覺異常，皮帶轟隆隆轉動，工人不幸罹難，葬身在煤的海洋，令人驚駭，心頭沉重。

音樂課上，“我們的祖國是花園，花園的花朵真鮮艷……”年輕的音樂老師演奏風琴，我們唱歌。放置腳踏風琴的教室，也堆放著教師冬季采暖的煤。課后，我們會幫老師端幾簸箕煤到她的宿舍去。

理所應當地，在我們紅土鎮，無論是礦工子弟，或者當地居民后代，其實都是生活在煤的世界和煤的故事里的人。我們都能評估煤的價值，一眼看出一塊煤耐燒不耐燒。我們也都能摸準煤炭的紋理，使用鐵錘砸煤時，會如庖丁解牛般，將一大塊煤錘成適合爐膛大小的煤塊。我們抽陀螺，是去拉煤火車車廂連接處，摳出一種皮墊圈，套在陀螺上，那樣抽起陀螺來，又快又穩。就連假期的游戲，我們也是在石矸山上拾銅絲，撿炮線。

1995年冬天，我13歲時，第一次到訪了金華山煤礦。

我和梁金濤提了提籃，走15里路，去金華山煤礦家屬區販糖葫蘆。腳下，采礦機器轟鳴。礦車周而復始運載煤炭。家屬區有家屬樓，也有臨時搭建的簡易房。有人養著雞，有人經營小賣部，還有人沿街叫賣豆腐，收購廢品。它是小社會，熙熙攘攘，工業的重金屬感和生活的瑣碎感交織，充滿生氣。

說著河南話的礦工家屬，在鐵鍋里熬著糖稀，他們在竹簽上串了山楂，在糖稀里轉動。冷凝過后，紅紅的山楂披上透明的糖衣，家屬們便做成了糖葫蘆，3毛錢一串。我用15元販來50根糖葫蘆，碼在提籃里。

礦區里黑乎乎的，家屬區也黑乎乎的，礦下卻是熱鬧的，一些源自地下的熱氣從管道縫隙、窨井蓋噴發出來，大地的味道、汗液的味道、糖葫蘆或者礦區其他什么生活產生的味道糅合在一起，彌散整個山坡。

糖葫蘆飽滿，我鼻腔顫抖。一切都有說不出的力量。

我父親也是個煤礦工人。不同的是，他在三百多里外黃河邊的桑樹坪煤礦上班，是職工澡堂的職工。我們家用的黑皮水管、鐵锨、鐵絲、鉗子、扳手、手套都是逢年過節父親探親的時候，坐火車，倒汽車，從他的煤礦背回來的。甚至我們家睡覺用的鐵架子床，也是父親在煤礦上焊好，一趟一趟背回來的。他當然還背回來過澡堂里的浴巾、澡巾、毛巾、肥皂、洗衣粉、刷池子用的去污粉以及海鷗牌洗頭膏。

父親所在的煤礦，煤儲量大，技術先進，金華山煤礦選運區的一位小領導曾去父親所在的煤礦學習過，在我父親的澡堂洗過澡，父親給他搓了背，還帶他去飯館吃了山西刀削面。

1996年夏天，父親回家探親，家里沒有煤燒了，東側的煤場里煤炭涌出圍墻，父親挑了擔子，去圍墻下擔煤。擔了兩擔，被人發現，舉報到選運區，選運區那名小領導帶人來，沒收了我父親的籃子。

父親說：“你不記得我了，我請你吃刀削面來著！”

小領導道：“吃刀削面是吃刀削面，你這樣擔煤，人人都跟你學咋辦？！”

“你這人不夠意思！”父親忿怒道。

小領導一言不發，臉色鐵青。

天擦黑，“突突突”，外面傳來拖拉機的聲響，父親出門去看，有人拉來一拖拉機煤倒在我家門口，煤堆旁還放著被“沒收”了的那對籃子。

“是你那樣做不夠意思，還能少了你的煤燒？”跟著拖拉機來的小領導笑盈盈的。

1997年，各個地方的煤礦效益都不好了，煤價低迷，制度在改革，我父親一年在自己的礦上待不了半年，到年底干脆按政策買斷了工齡。梁金濤的爸爸歇在家中，每個月領一百多元生活費。

那時，梁金濤和胡小勇都已經搬了家。煤場擴建占據了梁家原來住的院子，兔子養不成，兔肉也不能作為重要的肉食來源了，他們搬家到街道西邊的一處選運區家屬聚集處，屋前有兩處臺階，也是搭建房，和我們當地的民居有很大的不同。一家人要吃要喝，孩子要上學，梁金濤他媽媽更加不分晝夜在石矸山拾煤，將石矸煤堆成堆，堆成山……

胡小勇家在火車站旁蓋了三間平房，又搭了兩間廈房：一間開辦小賣店，賣煙酒和小食品；另一間，他爸爸購置了電刨子，開始做起了木工家具。

礦工父親們滿心失意；梁金濤、胡小勇、我都升入初中，同在一個班；我們個子長高，學會了騎自行車，也在周末和假期共同打酸棗勤工儉學。我們不知生活發生了什么變化，似乎又一直就沒變過，就是吃飯、睡覺、上學。

我們進入了青春期。家人早上給的五毛錢、一塊錢早點費，本意是讓上學的我們去吃一碗豆腐腦，或者喝一碗胡辣湯。然而，我們三人將錢湊起來，買一包金絲猴牌香煙，課間和放學后，躲在一起抽煙。

我們也叛逆。學校收試卷費、材料費的時候，我們會哄騙家人多要幾塊錢，去錄像廳看武打片，看周潤發的黑道生活，鄭伊健、陳小春的古惑仔生涯，或者搞一瓶啤酒，三個人輪番吹完。

我們自己之間會有小小的不愉快。有一次梁金濤來我家找我玩，對著我從水庫里撈回的幾只河蚌評頭論足，“太小了，還沒巴掌大”“養兩天就死了”。我不高興了，搗了他兩拳。他也毫不示弱，卡住我脖子，用膝蓋頂我的肚子。但這并不影響我們，打累了之后，過兩天，又粘在一起，琢磨新的玩意兒。

那時，礦上的工人們工資發不出，家屬們也沒有地種。麥子、玉米、豆子收割的時候、瓜果成熟的季節，總有礦上的人偷偷到當地人的莊稼地里小偷小摸，免不了發生爭吵。于是，農人認為礦上的人不學無術，是賊坯子；礦上人覺得農人老土、愚昧、吝嗇。

大人之間的不愉快，錄像上的快意人生，不知不覺讓礦工少年和當地學生之間產生對立，動輒就要打群架。

作為金華山煤礦礦工子弟，又在當地中學念書，梁金濤、胡小勇無疑有著雙重的身份，他們在遇到礦工子弟時屬于礦工子弟，遇到本地學生的時候，便是本地學生，總能避開卷入某次斗毆。而我，作為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卻因自己的父親是礦工，也成了一個特殊人，與梁金濤、胡小勇一起組成我們自己的小團隊，不打算欺負別人，卻也不希望別人欺負我們。

1997年秋天，我們讀初二時，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思在萌發，胡小勇給他的女同桌買了一個蘿卜絲夾饃。晚上下了晚自習，胡小勇被人叫出校門，幾個來自初三的本地學生圍毆了他，對方說著像是錄像和本地方言結合的話，“沒看那是誰的馬子，你也敢胡騷情？”

對方人多，胡小勇無力招架，被打得眼圈烏黑，鼻子也淌了血。

我從家里找來一根生鐵制成的九節鞭，梁金濤也不知從哪兒弄了一根一尺多長的鐵戒尺，我們到胡小勇家找他，商議著要為他報仇。我們在他的房間里抽煙，謀劃著報仇的流程，先找到對方帶頭的，然后把他堵在什么位置，將對方打到什么程度……少年氣盛的我們“丁零當啷”比畫著手里的鐵器，煙氣飄出窗戶，說出的“打流血”“打到跪下”等話語也隨著煙氣飄出窗外。

胡小勇他爸冷不丁推門進來，呵斥：“你們幾個要干啥？”

我們不語，趕緊扔掉手里的煙卷，踩滅。

“你們是準備當流氓呢？”

胡小勇他爸踢了兒子一腳，沒收了我和梁金濤帶來的鐵器，“不準惹事！”

胡小勇臉憋得通紅，指著自己的黑眼圈反抗：“那我這算咋回事？我冤不冤？”

“世上的冤枉事多了，件件冤枉都要問個算咋回事，那人還活不活？有喊冤枉那勁，你哪怕好好做幾道算術題去，把書念好，不要像我一樣下煤窯。”

我們被胡小勇他爸的勸告點醒，“咽”下了青春期的那種無懼無畏的騷動。

胡小勇并沒有做好數學題。初中畢業后，胡小勇收到去了廣東的外班同學的來信，說自己在東莞虎門的工廠里打工，虎門是很富裕的地方，工廠周邊的農民都住著三層的樓房，而年輕人都抽著十塊錢的香煙，他一個月現在吃了喝了手頭還能落下兩千元，現在廠里還在招人，領班看他人踏實，托他介紹更多朋友來上班；還說在初中上學的時候，雖然自己跟胡小勇來往不多，但心里一直拿他當好兄弟，得到這個消息，第一時間告訴他，如果愿意的話，就盡快到東莞市虎門鎮某某村找他；然后列舉著坐什么火車，倒什么汽車，在哪里下，下了車給他打傳呼，傳呼號是多少云云。

“吃了喝了能落兩千元”這樣的字眼，令胡小勇興奮，他不想上學了，找父母要了路費，拖著一個紅色的塑料箱子南下廣東。

我背了鋪蓋，坐車到銅川繼續讀高中。我是班里唯一一個抽煙的人，下了課，同學們趴在三樓的欄桿上說笑時，我總會迅速下樓，鬼鬼祟祟地打量四周，繞到樓背后，偷偷抽一支香煙。

我很鄙視自己的行為，但我有什么辦法呢？這是來自煤炭的基因、是我的“小團體”帶給我的孽緣。

梁金濤弟兄們多，父母的想法是，早學一項技能，早早上班，分擔家庭負擔。常跟梁金濤的媽媽一起做伴拾煤的一個婦女，她兒子叫強強，在西安草灘某醫學中專上學，說那個學校管得嚴，一年學費三千元，三年出來包分配。梁金濤的父母被說動，帶著梁金濤去西安參觀那所中專，也拍板將他留在那里上學。

“強哥在我們學校，是學生會的，猛得很，會打小紅拳，算是他們那一級扛把子。”十月一放假回家，梁金濤與我分享他在中專里的經歷。

火車依舊在選煤樓下拉煤，我們在鐵軌旁行走，坐在廢棄窠木場的臺階上抽煙。那個時候，我和梁金濤不知道高中和中專到底有什么區別，我們的認知僅僅是：我在銅川上學，他在西安上學。西安比銅川要大、要繁華得多，梁金濤說出來的東西也讓我充滿好奇。

“小紅拳是啥拳，有沒有大紅拳？”我問梁金濤。

“有大紅拳！大紅拳剛硬，耍炮錘，得勁大才行，小紅拳是講究技巧，人要靈活，憑技術制勝呢！”

“那強哥一個人能打幾個？”

“強哥說，學拳不是為了打幾個，是為了強身健體，要不戰而屈人之兵。你呢？你在銅川怎么樣？”

“上課，做作業，還是跟原來一樣。”

窠木場里黑乎乎的，臺階也黑乎乎的，我們說著現實卻朦朧的話，咂摸著自己和兄弟、朋友的處境。日子過得很艱難，梁金濤的爸爸患了一次腦顱出血，人救過來了，但自此聽醫囑，按時吃藥，戒掉了多年來愛喝的杯中物。

胡小勇在東莞待了三個月，其間讓他爸從郵局給他匯過去6000元，說是那邊有一個好項目要投資。三個月以后，胡小勇拉著紅色塑料箱回來了，他向我證實：東莞市虎門鎮的人確實住著三層的樓房，年輕人抽的是紅塔山，確實是十塊錢一盒。

他說的是普通話，說是在那邊說習慣了，一時改不過來。教訓卻是巨大的：先前去廣東的同學是搞傳銷的，胡小勇從家里要的6000元，也打了水漂。家里人勸說他回家，要送他去渭南某學院學做飯；電視上，陜西臺天天播放某學院的廣告，學做面點、做菜，好像那里是一流的。

此后幾年里，我按部就班地寫作業，做卷子，考上了大學。梁金濤中專畢業以后，在所謂“包分配”的允諾下，到某制藥廠當了醫藥代表，去各個醫院推銷藥品。胡小勇在某學院學了三個月廚師，在我們紅土鎮街道開了個小飯館。過年的時候，我們會聚在一起，由胡小勇調制涼菜，喝酒。只是，無論是梁金濤推銷藥品，還是胡小勇開飯館，都沒有持續多久。

2002年冬天，我接到了梁金濤的電話，說他和胡小勇在西安西郊某地打工，讓我空了去找他們。周末，我換乘好幾輛公共汽車，在西安西郊一家蒸饃店里找到了他倆。小店里蒸汽氤氳，巨大的籠屜摞了十多層，我的這兩位小伙伴光著膀子、圍著圍裙，在案板上滾動著如蟒蛇一樣粗細的面團，揉搓出圓溜溜的饅頭。我驚了：“好家伙，你倆咋弄這事呢？！金濤不是在賣藥，小勇不是在家開飯館嗎？”

胡小勇頭也不抬：“有慫辦法哩，下苦的命么！？”他已經在西安打工做蒸饃有一年多了。

梁金濤手持面團，發出“哈哈”笑聲：“咱沒有社會關系，藥賣不出去，走投無路了，來投奔咱勇哥么！”

他們一直忙到晚上9點多，蒸饃店才歇業了。胡小勇上了閣樓，在鋪蓋下摸索，抽出兩百元來，“走，吃烤肉！”我們在西安的馬路邊，擼著烤肉，喝著啤酒，說些過去誰在禮拜天騎著自行車去接女同學、現在煤價一噸多少錢、誰在選運區幫忙開灑水車一個月能掙兩千元之類的話。說到開心處，笑一笑。說到不開心處，就說：“唉，慢慢就好了！”

2003年，胡小勇他爸喊他回家，為他找了對象，訂了婚，還借貸數十萬元，給他買了一輛二手裝載機。有人在石矸山上篩煤，需要租用別人的裝載車，裝載一天，可以掙好幾百元。這事情也沒干長久，胡小勇抱怨過：“我的二手的裝載機不行，功率不夠，既費油，零件還經常壞。人家的新式裝載機，馬力大，毛病少，可咱又買不起……”勉勉強強干了一年，胡小勇他爸賣掉了裝載機，既出了力，還賠了錢。“這娃是干啥啥不行，只能先給結婚了。”那年，胡小勇他爸咬緊牙關，給兒子結了婚。

后來煤價開始上漲，礦上的活又有了奔頭，可梁金濤的父親、胡小勇的父親都已經辦理了內退。梁金濤的媽媽依舊拾煤，但能賣出很好的價格了。選運區重建了家屬樓，以較低的價格出售，梁金濤的媽媽給梁金濤買了一套，也為梁金濤尋到當地的妻子，舉辦了婚禮。

2005年，胡小勇他爸在陜北某煤礦謀到一份差事，帶著胡小勇共同前往。可惜好景不長，一天中午，我接到了胡小勇的電話，他哽咽著說他爸在事故中不幸去世了——曳著礦車的鋼絲纜繩崩掉，打中了他爸……

我聽人說，胡小勇這個人心太硬，他爸去世，他在現場一滴眼淚沒流。我知道，這都是莫名其妙的話，要當眾大哭才叫悲傷，不當眾大哭就不叫悲傷？ 我太了解胡小勇了，也很知道他與他爸的感情，聽到那個消息，我尚且感覺到窒息，何況他痛失至親呢？

父親意外去世后，胡小勇變得極其沉默，先是在我們街道開了一家蒸饃店，賣饃、賣包子。后來，還是在他爸的礦工朋友們的支持和推薦下，按照政策，進入金華山煤礦工作，也和愛人養有兩個女兒。愛人繼續在街道賣包子，他在煤礦上下井。2015年左右，因政策性保護，金華山煤礦進入關停程序，所有職工面臨分流，胡小勇被分流到銅川北部另一座產能充裕的煤礦。沒過多久，他在新的煤礦購置了家屬樓，帶著妻女搬到了新的家屬區。

梁金濤成家后，在銅川市和妻子經營了一家小超市，他們賣掉了紅土鎮的家屬樓、付首付在老城區買了房子，育有兩個女兒。2011年，煤價繼續上漲，為了家庭收入的多元化，妻子在家經營超市，梁金濤去了長武縣的煤礦下井，家庭每個月能多掙7000元收入。

梁金濤的二弟梁金偉大學畢業后，遠走外市，干了人力資源工作，以后數年，他工作中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向煤礦輸送勞務人員。梁金濤的三弟梁金超大學學習的就是采礦專業，畢業后，直接分配到陜北某煤礦干了技術工作。

我在大學畢業后進入山東某軍工廠工作，而后在2006年輾轉到上海打工。2016年初，我的煤礦工人父親因肺源性心臟病去世。2016年，金華山煤礦關停，選運區的青壯年大多外遷了。

我再回家時，梁金濤遠在外地，胡小勇在火車道旁的家大門永遠緊鎖著，甚至鐵門和鎖子都生銹了。火車道上早已沒了列車，鐵軌銹跡斑斑，枕木的空格里生出青蒿、龍葵、地黃乃至矮稈的向日葵。選煤樓不再有任何的響動，風刮，它不動，雨淋，它也不動，它像一位老人，沉默在了歷史當中。

我和梁金濤、胡小勇減少了聯系，甚至慢慢失去了聯系。

曾經我推測：可能因為回憶過去并不能對現在有所幫助，我們人到中年，依舊被現實壓力裹挾，無暇顧及彼此；再者，就算我們聯系起來，又該說些什么？

現在我漸漸明白：我們失去了煤，無法構建我們在新處境下的新關系。煤，黑黝黝的，有紋理，能燃燒，是資源。在煤炭的產地，生產資料因煤炭資源產生協作，形成生態，才有了千般萬種人與人的關系。失去了煤，就是失去了原先的結構，沒有了結構，原生態被撕碎。當然了，撕碎不會讓生態消失，而是會慢慢重建。

2025年10月，我回家了一趟。在一個大雨天，我帶著妻子小馬，開車去了金華山煤礦。

路上，我與她講這座城市的故事，講關停的煤礦，講我們幾個小伙伴的友誼。我講到我和梁金濤到金華山煤礦販糖葫蘆的事兒時，小馬問我：“糖葫蘆賣出去了沒有？”

當年，我們賣了一個寒假糖葫蘆，3毛錢進，5毛錢賣，我吃的要比賣得多，并沒能賺回15元本錢。但我夸海口說：“那肯定賣完了么……”

進入礦區腹地，當年繁鬧的景象不再，那些暖烘烘的腥味也不再。礦工們遠離開了這座關停的煤礦。潮濕的雨里，金華山煤礦像被用鎖鏈鎖住的老水牛，有幾個老人拄著拐棍在樓下挪動，辦公大樓、倉庫、商店、郵局……都貼著顏色發白的封條。

2025年時的金華山煤礦礦區職工餐廳｜圖源作者

我走進一棟廢棄的宿舍樓，蜘蛛網張掛在欄桿上，樓道里散落兩個水甕，一個空酒瓶，一些塑料袋。不知名的動物排泄了糞便，干了，呈白色。在一間屋子前，透過窗戶打量，滿屋凌亂，全是廢棄物，舊沙發露出了臟棉胎，塑料臉盆碎成渣。

然后，我看到了一只掛在墻壁上的風箏。它是一只鳳蝶風箏，足有一米高，掛在有煤塵的墻上，色彩卻還艷麗，像一幅凄婉的畫兒。

掛在墻上的鳳蝶風箏｜圖源作者

我揪心，這是哪個礦工爸爸買給孩子的禮物？這承載了哪個孩子的美好記憶？

鳳蝶風箏一動不動！它被顯眼地掛在墻上，曾經一定是這個礦工家庭最明麗的標識。

然而，它只能這樣被掛著了，它失去了風和自由，失去了藍天和向往。

妻子小馬說：“可憐的風箏！”

“起來啊！”我的耳邊突然響起了胡小勇當年召喚風箏飛翔的聲音。

2026年2月6日，一位經銷手機的朋友白彬去往榆林的煤礦做活動，銷售手機。

他給我發來信息：

“現在的煤礦真好，跟個大型社區一樣，有燈光球場，有塑膠跑道。”

“一邊是煤礦，一邊是電廠，煤挖出來一邊賣，一邊發電。”

“錢呼呼地來，礦工用的都是折疊屏手機。”

我回信息：真好。

說明：本文人名為化名。

編輯丨Terra 實習丨蘇暢

王文東

陜西人在上海，果品行業從業者，也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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