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李榮浩炸出更多版權亂象！音樂的自由，從不是“想唱就唱”

作者 | 布魯斯

想必這兩天，大家都看到了那場圍繞一首歌的風波。

《李白》風波像一枚投向湖面的石子，霎時激起千層浪。當我們還在討論一首歌被唱出前，那張薄薄的授權函有多重時，另一些關于音樂版權的敘事，正以更復雜、更刺痛的方式展開。

一則凌晨的“發瘋文學”，道盡版權另一端的辛酸

就在3月31日凌晨，音樂人LBI利比（本名時柏塵）用一篇長微博，撕開了行業光鮮表皮下的一角。

你可能不熟悉LBI利比，但很少有人沒聽過他那首曾經風靡一時的《跳樓機》。

他在微博講述了自己的“遭遇”：與行業巨頭“環球音樂中國”始于口頭約定的EP合作，但所有制作費由自己承擔。按照他的說法，合作中不僅出現了巡演現場管理混亂、漠視粉絲安全的問題，更在后續收到了夾雜著《供應商承諾書》《供應商保密協議》等奇怪條款的合同，甚至條款暗含了對他個人的經紀控制意圖。

而據他透露，最核心的矛盾在于，對方在未經他書面授權的情況下，宣稱擁有其歌曲的永久母帶權，并自行上架平臺，對外將其宣稱為“簽約藝人”。

他的“控訴”冰冷而具體：“截止到目前為止，我方未收到環球音樂任何一筆款項。”

與《李白》事件不同，這不是一場發生在舞臺聚光燈下的公開侵權，而是發生在簽約談判桌下的無聲博弈。

如果說李榮浩面對的是“邊界被突破”，那么LBI利比面臨的，或許是“邊界從未被清晰建立”的困境。

“難道我講良心，我本分做音樂，換來的就是‘資本’把人當傻子……隨意踐踏獨立音樂人的版權與尊嚴嗎？”他的吶喊讓我們看到，版權的困境不僅在于使用是否被許可，更在于創作者在體系面前，是否連確認自身權益的機會都難以獲得。

兩則舊案新談，折射出版權情感的復雜光譜

幾乎在同一時間，兩起陳年舊事也被重新推至公眾視野。

一起是李榮浩對自己早年“扒帶練習曲”（后被用作《小眼睛》）被誤發商用事件的坦誠回應與主動賠償。

在李榮浩因《李白》維權后，其早年作品《小眼睛》（由蔡淳佳演唱）被指與日本歌手平井堅的《Signal》高度相似。

4月1日，李榮浩發長文直面此事，大意是：這是一場源于約二十年前的技術性“事故”。當時初入行的他將平井堅的《Signal》作為練習曲，自填中文詞用于學習，這份文件因個人管理混亂，在未知情的情況下被誤發給了版權公司，后被公司自行授權商用發行。

他堅決否認主觀抄襲，其反詰直指核心：“哪個250抄襲會抄得100%一樣？”為給這段公案畫上句號，他已主動嘗試聯系平井堅方，說明情況并承諾進行道歉與賠償。

另一起則是作詞人謝和弦（阿扣）方面，在芒果的綜藝節目《乘風2026》即將正式開播前，提前聲明拒絕授權參加節目的曾沛慈演唱其作詞的《夠愛》。

2026年3月底，謝和弦的經紀公司馬槽音樂發布聲明，重申自2021年起已全球停止《夠愛》歌詞的授權。這首由謝和弦作詞、陳德修作曲的經典，由于兩位創作者過去曾鬧過版權官司關系破裂后，謝和弦不再授權這首歌的歌詞，而無法被授權演唱。

盡管后續證實《夠愛》并非曾沛慈的備選曲目，但它以極強的姿態，展示了一個冰冷的現實：當創作者之間的私人恩怨無法調和時，一首承載集體記憶的經典作品，可能因詞曲版權的割裂而被“鎖死”，無法被完整、合法地在商業舞臺上呈現。這并非法律失靈，而是法律保護下的個人情感選擇，最終“禁閉”了作品的公共文化生命。

這兩件事，與前述事件構成了版權議題的另一維度。它們超越了簡單的“侵權-維權”框架，進入了更微妙的領域：版權背后，是歷史疏忽的承擔，也是個人情感的決堤。

李榮浩處理的是自己過往作品遺留的歷史問題，展現的是在模糊地帶主動厘清責任的姿態；

而謝和弦的拒絕，則將一段詞曲作者間的私人糾紛，化作了對作品公眾傳播的強硬鎖鏈。

版權在這里，不僅是法律權屬，也成了個人情緒與記憶的載體，其行使邏輯有時甚至超越商業理性，直抵創作與關系的根源。

一個“免費授權”的溫情特例，反照出版權常態的稀缺

當上述事件引發激烈討論時，周杰倫與劉畊宏之間的合作常被提及作為正面參照。

此前在一場活動中，周杰倫和劉畊宏聊到關于跳操的歌曲費用時表示：“這個完全不用懷疑，談錢傷感情。”劉畊宏則表示：“該給還是要給，我們私下有聊過，他的音樂也可以讓我繼續拿來編操，讓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健康生活。”

周杰倫允許劉畊宏在健身直播中無償使用《本草綱目》等歌曲，二人基于深厚友情的默契，形成了一個近乎完美的“情義授權”范本。

然而，恰恰是這種不涉金錢、基于絕對信任的模式，凸顯了日常版權生態中清晰規則與事前溝通的極度稀缺。

大多數人并非周杰倫，他們的合作方也并非劉畊宏。對于絕大多數音樂人而言，版權事務無法寄托于私人關系，而必須依賴于白紙黑字的合同與互相尊重的規則。

當喧囂落幕，我們真正該討論的是什么？

這一連串事件，從《李白》的舞臺，到LBI利比的微博，再到塵封舊事的重提，共同拼湊出一幅當下音樂版權生態的復雜圖景：

版權的挑戰，正從“臺前”蔓延至“幕后”。行業問題不再僅是聚光燈下未經許可的演唱，更深層次的危機在于：一個獨立音樂人可能在合作伊始，就因信息與權力的不對等而喪失對自身作品的控制；一份二十年前的非商用練習文件，可能因管理和代理的疏失，演變為糾纏多年的爭議。保護原創，既要打擊顯性的侵權，更要防范結構性的權益侵蝕。

版權不僅是法律條文，更是情感與記憶的容器。它有時關乎商業規則，就像李榮浩對《李白》的維權；有時關乎個體生存尊嚴，如同LBI利比的“抗爭”；有時關乎歷史疏忽的補救，正如李榮浩對《小眼睛》的處理；有時則被創作背后的私人恩怨所主導，正像謝和弦對《夠愛》的拒絕授權。每一次版權事件，都需要我們同時理解其法律、商業與情感的多重邏輯。

“信任”不能替代“制度”，“情懷”不應綁架“規則”。周杰倫與劉畊宏的佳話值得稱道，但健康的行業不能依靠孤例。同樣，觀眾對經典重現的“情懷”與期待，也無法凌駕于創作者依法享有的決定權之上。建立標準化、透明化、公平化的授權與合作機制，讓每一位創作者都能在規則下得到清晰的保護與合理的回報，才是音樂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李榮浩對單依純團隊說的“無需賠償”，守護的是一次具體的授權邊界；LBI利比對環球音樂說的“我的東西，不是我的東西”，則是在撼動一種不公的潛在規則。

當掌聲為舞臺上的歌聲響起時，我們或許也該分一些注意力，去聆聽那些從制作后臺、從談判桌邊、從深夜的社交賬號上發出的聲音。因為，尊重音樂，始于尊重創造音樂的人；而尊重這些人，始于尊重他們那些關于“我的”最簡單、也最根本的權利聲明。

只有當“先授權，后使用”成為不可撼動的鐵律，當合作合同如樂譜般清晰公正，那些動人的旋律，才能在一個真正健康的環境里，持續被譜寫、被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