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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一名敳,字仲申,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紹興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中國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翻譯家,中國近代民族學研究的先驅。
蔡元培二十五歲被點翰林院庶吉士,成為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北伐時期,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員會,籌設中華民國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導教育及學術體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貫徹對學術研究的主張。
蔡元培把中國文化教育“從封建專制時代擺渡到民主自由時代”;提倡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及人生觀、世界觀、美學教育;倡導自由思想、民權與女權,致力革除“讀書為官”之舊俗,開科學性研究風氣。
編 者 按 語
1921年春,國內軍閥割據如舊,“五四”余燼未冷,蔡元培赴歐洲考察各國戰后教育狀況。行至愛丁堡,面對海外學子,所言非客套慰勉,而是一個教育家的剖心自省。此番演說中“學與術”之辨,暗含他對時代病癥的深切憂思。“學為學理,術為應用”,若只知飯在鍋甑,不探農田本源,終將淪為“專吃現成飯之人”。
其痛切處,尤在對留學生心態的洞察。彼時出洋者或為謀官位,或為習技藝,鮮有追索根本者。他強調美術之功,正在“提起創造精神”,使人“減少占有的沖動,擴展創造的沖動”。美非玄虛概念,而是抵御人性異化的盾牌。
談及政治困局,他直言“督軍借養兵之名攫金錢”,卻更見清醒:“真正民意,為力最大。”前清亡于失民心,袁世凱敗于違民意,皆為此證。然其高明處在于不鼓動學生投身政爭,反囑其“專心求學,學成效力于地方”。此看似迂闊,實含深意:彼時五四運動學生“功課耽誤,精神挫傷”的教訓猶在眼前,他深知救國需百年之基,非熱血一時可成。故引“地方自治”為藥方,將大學實驗室延伸至州縣阡陌,使知識如種子深植鄉土。
演說末段“互相親愛,互相原諒”八字,最顯長者心腸。他以日常禮儀為引,將儒家“敬”字化作公民社會的黏合劑。當聽聞新來學子不諳國語,便囑老生相助,異國的孤寂終將淬煉出對鄉土更深沉的愛。
所謂教育救國,不在恢弘理論,而在飯甑農田間求其本,在豆腐畫框中見其真,在異鄉寒夜中護此星火不滅。
本文選自《蔡元培教育名篇》,教育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
《在愛丁堡中國學生會
及學術研究會歡迎會演說詞》
文|蔡元培
今日與諸君聚會,甚為歡樂,更感激諸君厚意。此次出來的時候,本想在英國多住幾天,因為英國教育與別國不同,蘇格蘭與英格蘭又不同。愛丁堡風景著名,大學校更著名,地方清靜,氣候溫和,旅費比較的節省,所以中國留學生在此處很多。從前吾在德國時,就知道此地有學生會,似名蘇學會,曾見過兩次的會報,是用膠版印的。大約在清季,或民國初年間。今日來此,仍有學生會,更有學術研究會。風景既佳,學校又好,大家聯合起來,安心求學,比較在倫敦、柏林、巴黎更佳。所以吾在倉促間,必要到此一游。但是今日又須到丹麥,不能久住。且喜得與諸君聚會,又看過大學校、美術專門、博物館、古堡、舊皇宮等地,更蒙諸君鄭重的招待,何等欣幸!茲奉臨別數語,望大家注意。
今日會中有學術研究會,學與術可分為二個名詞,學為學理,術為應用。各國大學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醫學,非但研求學理,并且講求適用,都是術。純粹的科學與哲學,就是學。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兩者并進始可。中國羨慕外人的,第一次是見其槍炮,就知道他的槍炮比吾們的好。以后又見其器物,知道他的工藝也好。又看外國醫生能治病,知道他的醫術也好。有人說:外國技術雖好,但是政治上只有霸道,不及中國仁政。后來才知道外國的憲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國進步。于是要學他們的法學、政治學,但是疑他們道學很差。以后詳細考察,又知道他們的哲學,亦很有研究的價值。他們的好處都知道了,于是出洋留學生,日多一日,各種學術都有人研究了。然而留學生中,專為回國后占地位謀金錢的也很多。所以學工業,預備作技師。學法律,預備作法官,或當律師。學醫學,預備行醫。只從狹義做去,不問深的理由。中國固然要有好的技師、醫生、法官、律師等,但要在中國養成許多好的技師、醫生等,必須有熟練技能而又深通學理的人,回去經營,不是依樣畫葫蘆的留學生做得到的。譬如吃飯的時候,問小兒飯從哪里來的?最淺的答語是說出在飯桶里,進一步,說是出在鍋子里,再進一步,說是出在谷倉里,必要知道探原到農田上,才是能造飯的,不是專吃現成飯的人了。求學亦然,要是但知練習技術,不去研究學術;或一國中,練習技術的人雖多,研究科學的人很少,那技術也是無源之水,不能會通改進,發展終屬有限。所以希望留學諸君,不可忽視學理。
外人能進步如此的,在科學以外,更賴美術。人不能單純工作,以致腦筋枯燥,與機器一樣。運動、吃煙、飲酒、賭博,皆是活潑腦筋的方法,但不可偏重運動一途。煙酒、賭博,又系有害的消遣,吾們應當求高尚的消遣。西洋科學愈發達,美術也愈進步。有房屋更求美觀,有雕刻更求精細。一塊美石不制桌面,而刻石像。一塊堅木,不作用器,而制玩物。究竟有何用意?有大學高等專門學校,更設美術學校、音樂學校等。既有文法書,更要文學。所建設的美術館、博物館,費多少金錢,收買物品,雇人管理,外人豈愚?實則別有用心。過勞則思游息,無高尚消遣則思煙酒、賭博。此系情之自然。所以提倡美術,既然人得以消遣,又可免去不正當的娛樂。
美術所以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創造精神。從前功利論,以為人必先知有相當權利,而后肯盡義務。近來學者,多不以為然。羅素佩服老子“為而不有”一語。他的學說,重在減少占有的沖動,擴展創造的沖動,就是與功利論相反的。但這種減少與擴展的主義,可用科學證明。這種習慣,只有美術能養成他。因為美術一方面有超脫利害的性質,一方面有發展個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沖動逐漸減少,創造的沖動逐漸擴展。美術的效用,豈不很大么?中國美術早已卓著,不過好久沒人注意,不能盡量發展。現在博物館還未設立,豈不可惜。所以在外國的時候,既然有很好的機會,就當隨處注意。不但課余可時往博物館賞覽,就是路旁校側,處處都有美術的表現。不僅對于自己精神有利益,就是回國以后,對于提倡美術,也多有補助。若是此時失去機會,以后就懊悔也晚了。
我知道在愛丁堡的同學對于國內的政治是很注意的。中國現在的政治,可云壞極了,一切大權皆在督軍掌握,督軍并無何等智慧,不過相互為敵,借養兵之名,去攫金錢就是了。譬如說有一萬兵的,其實不過數千,將這空餉運入私囊。僅為金錢之計,實無軍隊可言,更無威武可怕。惟真正民意,為力最大。凡所喜的,都可實現,凡所惡的,都可鏟除。前清因失民意而亡,袁氏[1] 因失民意而歿。安福[2] 兵力很強,又有外人幫助,但因民意反對,終歸潰敗。現在人心又恨怨督軍,都提倡“廢督”。大概督軍不久也必消滅。但是最重要問題:督軍消滅后,又將何以處之?從前執政都想中央集權,實則中國之大,斷沒有少數人能集權而治的。現在極要的,是從“地方自治”入手。在各地方設高等教育機關,使人民多受教育,自然各方面事務都有適當的人來擔任。希望諸君專心求學,學成可以效力于地方,這是救國最好的方法。目前國內政治問題,暫可不必分心。
我想諸君必又很注意于國內學生的情形。曾記得革命以前,在上海、天津以至日本留學界,都有學生作革命的運動。民國成立以后,學生卻沒有什么重要的表示。前年“山東問題”發生,學生關心國家,代表社會,又活動起來。國人對于學生舉動很注重,對于學生議論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機會,為社會作事。不過五四以后,學生屢屢吃虧。中間經過痛苦太多。功課耽誤,精神挫傷,幾乎完全失敗。因此學生發生兩種覺悟出來:第一,受此番經驗,自知學問究竟不足,于是運動出首的學生,或到外國求學,未出國的,也格外專心用功了。第二,經此番風潮,社會對于學生,都加一番重視。學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貴,就大家不肯作貶損人格的事情。所以對于中國學生將來,實有莫大的希望。
再者,諸君在國外有數十同國的學生,時相晤聚,甚為難得。無論所學科目不同,所居地位不同,或所操言語不同,要之大家須彼此愛護。有從國外來,不能說國語的,國內來的同學,可以幫助他們。互相親愛,互相原諒。這也是很禱祝的一件事。
民國十年五月十二日 于世秀記
(據《北京大學日刊》,1921年8月10日刊發)
注釋:
[1] 袁氏:指袁世凱。
[2] 安福:指安福系。依附北洋皖系軍閥的政客集團。1916年袁世凱死后,皖系軍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極力推行“武力統一”政策。1912年,唆使親信徐樹錚、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樂部,收買政客,包辦選舉,在同年8月的“新國會”中有議員330多名,后稱該集團為“安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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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日刊》第八百三十一號
編者|張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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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消息來源:中國高等藝術教育研究院
本文原標題:《【溫故】蔡元培:在愛丁堡中國學生會及學術研究會歡迎會演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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