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吳玉章寫信向中央組織部說明：李之龍當年被捕后未叛變

時間撥回三十八年前。1926年3月18日傍晚，中山艦尾桅的旗幟在珠江口獵獵作響。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看著桅頂的燈號，尚未覺察到一張大網正在合攏。當晚，歐陽鐘帶著一紙“蔣委員長急令”登艦，“李局長，兩艦立即前往黃埔待命！”對話簡短，卻決定了數十人的命運。李之龍簽字，寶璧、中山兩艦鳴笛啟程。次日，蔣介石一句“我從未下令”，立刻將局面扭轉為對“赤化陰謀”的緊急清剿。三天后，中山艦事件爆發。

黃埔一期學員里，李之龍出類拔萃。1925年授海軍少將，次年又升中將，那時他才二十九歲。軍校舊友回憶：“那小子，背影都透著股子鋒利勁。”然而鋒利也易折斷。國民黨右派與共產黨在黃埔的暗爭，終于讓他站到了風口浪尖。被捕之后，李之龍在押解途中高呼：“我行得正，死亦無愧！”可風雨徒增，并未翻轉既定的政治布局。

五月，廣州《國民日報》刊出《李之龍啟事》，宣布其“退出共產黨”。多年后研究者翻檢原報時發現，這則啟事排版倉促、落款模糊，很像倉皇之作。更蹊蹺的是，國民黨檔案里找不到李之龍交回黨證或接受改編的手續。換言之，他在名義上脫黨，卻未在行動上背離初衷。

1928年2月6日夜，廣州黃花崗槍聲響起。31歲的李之龍倒在昏暗燈火下，只來得及留下寥寥數語：“愿兒女成人，繼我殘業。”遺書未提半字悔過，也未稱頌國民黨。兩天后，押解報告送到蔣介石案頭，記錄顯示“未供新情節”。這句平淡敘述，埋下后世翻案的種子。

新中國成立后，李之龍的名字先被列入烈士擬表名單，卻因“變節”傳聞按下不表。1951年，中南民政局電復武漢市：“身份存疑，暫緩認定。”其中一條依據，正是那則脫黨啟事。諷刺的是，當年審訊李之龍的國民黨少將馬文車卻在臺灣口述歷史里坦言：“審問里沒見他軟話，倒常質問軍法。”只因材料隔海，真相遲遲未能對接。

1960年，聶榮臻在給地方的一封信上沿用了“被捕后變節”的說法。四年后，吳玉章收到一個舊同學的口信，才下決心查個水落石出。他請人調閱黃埔同學錄、審訊記錄、香港報刊，最終寫下那封兩百余字的小信。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央組織部隨即成立專門調查組。有人找到了當年在獄中與李之龍關押在一起的老水兵，對方回憶：“李先生給我們講馬列，夜里還教識字，哪像個投降的人？”

1981年冬，聶榮臻再閱檔案，發現自己1960年的判斷站不住腳，隨即致函廣州市委：“此前意見撤銷。”翌年春，羅明、饒衛華等黃埔老黨員也紛紛撰文，證明李之龍“未投敵、未告密”。材料匯總后，組織部向湖北、廣東兩地發出通知，同意為李之龍恢復名譽。相比烈士稱號，這份遲來的清白更為沉甸甸。

李之龍雖死，卻始終縈繞在船艦與江水間。1986年，湖北省決定打撈沉睡江底近半個世紀的中山艦。鋼骨出水的那一刻，岸邊的老人低聲說：“像是請英靈回家。”艦內出土的銅號、破損軍帽，讓人想起那些青春氣象和未竟誓言。1991年，廣州市將原杜窯中學改名“之龍中學”，校園里擺放一尊黑色胸像，學生們常停步凝望；2009年，湖北評選“功勛湖北百人”，李之龍位列前十，人們終于以掌聲填平昔年的質疑。

倘若他能看到今日塵埃落定，也許會笑一聲：“遲來總比不到好。” 可知者若存，斯人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