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話、寫字、標點：古人如何交流？

古代的洛陽官話

經常有人問我，中國古代多個王朝的統治中心在河南，那所謂官話是否都是河南話？

說實話，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概念不清楚。所謂河南話，到底指什么時代的河南話？到底指河南什么地方的話？要知道河南很大，各個地域的讀音并不一樣。在先秦，河南被幾個國家分割，政權塑造語言、塑造民族。春秋時期，鄭國的首都在新鄭，就是現在的鄭州附近；周朝的首都在洛陽，離鄭州也不遠，但兩個國家的語言已經有了差別。

《尹文子》里面講過一個故事，說周朝有個人帶著“璞”這種東西去見鄭國商人，問：“想買璞嗎？”鄭國商人很高興：“當然了。”周朝人遂摸出一只死老鼠，鄭國商人嚇得倒退幾步，掩鼻大叫：“趕緊給我扔出去，盡是細菌。”周朝人很委屈：“你剛才不是很想買璞嗎？我們國家的人把沒有腌制成肉干的死老鼠稱為‘璞’。”鄭國商人罵道：“窮鬼，我們鄭國人根本就不吃鼠肉干，我們把沒有治理的玉石叫作璞，那才值錢。”

鄭國的創始人鄭桓公是周厲王胡的少子、周宣王靜的異母弟，建國以來，幾代君主都在周朝兼職，關系夠緊密了，而兩國的語言竟然會產生誤解，可知所謂統一的河南話，在那時恐怕并不存在。

從甲骨文、金文一直到戰國文字的書寫和通假情況來看，從商朝到秦漢，都應該有一種統一的雅言，也就是普通話。鑒于商朝的政治中心在河內，也就是商丘、安陽、朝歌一帶，因此不排除商朝的普通話是以河內方言為基礎的。周國曾經是服從商朝的諸侯國，上層貴族也應該說河內雅言，這才便于朝聘。后來周滅商，估計依舊沿用商朝雅言，因為文字都是承襲的，涉及文化的其他方面應該不會偏離太遠。就像清滅明，也采用北京話為雅言。東周遷都洛陽，上層貴族的雅言開始不一定是當時洛陽本地方言，但肯定會逐漸受洛陽方言的影響。因此，學者多認為東周雅言的基礎是洛陽音。由于周王朝天下共主的身份，各個諸侯國貴族階層的讀書音也應該是所謂的洛陽音，這才高大上啊！像楚國，那么靠南，但從楚簡文字的通假情況來看，基本符合雅言讀音系統。頂多有點自己的小特色，不影響大局。

漢朝的建立者劉邦是個泥腿子，平時可能說徐州方言，可他究竟是做小官的，必然能說官話；他弟弟劉交自小送到魯國儒生那里學習六經，應該是一口山東普通話。劉邦的兒子劉盈，老師是齊國儒生叔孫通，當然也是一口山東普通話。他們的發音估計以洛陽雅言為主，山東腔為輔。山東方言和雅言的差別，就我所知，是經常丟掉輔音韻尾，另外可能就是主要元音開口要小一些。

劉邦奪得天下，起初想以洛陽為都城，大概覺得洛陽普通話味道最正——這是開玩笑，應該主要還是因為洛陽比較繁華。到了東漢，干脆建都洛陽。唐代，洛陽被稱為東都，繁華程度不亞于長安，武則天常年住在洛陽，最后死在洛陽的上陽宮。總之，洛陽的地位很高大上，它的語言一定也是高貴的。

不過洛陽普通話本身也是一直發展的，和現在的河南話，包括洛陽話肯定不是一回事。上古的普通話大概有復輔音，韻母有?、n、m三個輔音韻尾，聲調有入聲。中古沒有復輔音，三個輔音韻尾還在，只是韻部分分合合，和上古不同，聲調仍有入聲。這些特點在現在的河南話中已經基本不存在了（少數方言點有喉塞音韻尾，屬特例）。

秦漢時期的洛陽普通話，在永嘉之亂衣冠南渡時，大量傳播到了南京，所以南京的上層士大夫，普通話也很正。隋代陸法言的《切韻》，一般認為是反映了當時的讀書音，但隨即就有很多人指出它和洛陽話有差別。陸法言也不否認，他說真正的讀書音，即所謂雅言、官話，應當以金陵（南京）和洛陽為準，而南京尤其應排在洛陽之前。（其實《切韻》保留了大量古音，根本不是當時雅言的實錄。）因為南渡的士大夫基本是知識家族，給南京帶去了更正宗的普通話，比普通洛陽讀書人語音更純正；而洛陽淪陷胡塵，隨著歲月的變遷，其本地讀音早已不那么雅正了。所以，古代的雅言、官話，隋唐時期就不能數洛陽話了，更別提現在。

不過，不管是洛陽還是南京，它們的官話都在劇烈變化，反而有些逃到閩南、贛南、嶺南的中原人比較保守。據語言學家研究，語言一旦傳播出去，就會趨向保守，反而在其發源地無所顧忌，劇烈變更。比如美國英語的部分發音特征，就比英國的英語發音更古老。現在的洛陽乃至整個北方，基本沒有了古漢語的主要特征入聲（以山西地域為主的晉語除外），同樣是類似的原因。

南北讀音的分化從14世紀開始，北方方言奠定了現代普通話的基礎，而不是所謂的古代的河南話。

刀筆吏與古人寫字問題

曾經在網上看到一些人，比如某個歷史小說家，某個學者，某位教授，信誓旦旦地說在先秦秦漢時期，中國人寫字不是用毛筆，而是用刀在竹簡上刻，所以有“刀筆吏”這個詞。

這個知識“科普”險些沒笑得我打栽，因為稍微有點文化常識的人都知道，“刀筆吏”的意思完全不是這樣。在先秦秦漢時期，也就是后世那種便宜好用的紙張發明以前，字都是用毛筆寫在竹簡上的。那些在官府處理文書的小吏，一旦寫錯了字，就直接用書刀削掉重寫。所以，對那個時代的小吏來說，書刀是不可或缺的日常工具，就好像裁縫離不了針線。

不過用刀在竹簡上刻字這種誤會，古人也犯過。《考工記》里說：“筑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筑氏這種官，專門制造“削”這種小刀，長一尺，寬一寸。漢代鄭玄注說削就是“今之書刃”，他沒有說是刻字的刀，說明他還是明白的。但唐代的孔穎達就不懂了，他說：“古者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刃，是古之遺法也。”可見，他已經完全不知道所謂“書刃”不是刻字的，而是挖改錯字用的。

孔穎達這么一說，流毒就開始深廣了，后世很多學者都這么認為。宋代的林希逸寫過一本《鬳齋考工記解》，他說得更引經據典、繪聲繪色：“古人用竹簡，先以火灼后，以削刀刻而為書，漢人猶曰刀筆吏，孔安國所寫《尚書》，猶用竹簡，是古制猶在也。”有關刀筆吏的意思，我們前面已經解釋過了，完全不是他說的那樣。至于孔安國用竹簡寫《尚書》，也是毛筆寫上去的，不會是刻的，而且用刀在竹簡上刻字，也不符合邏輯。竹簡使用之前，都經過削治，去除了水分，除掉了篾青，刀刻上去，字跡哪里看得清？就算刻在石頭上，也需要拓印出來才顯眼啊！日常公文要這么干，還有什么效率？古人會做這種不經濟的蠢事嗎？后世書生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閉門胡思亂想，可見一斑。

其實不單竹簡，就算是甲骨文，也有先用筆寫好再刻字的情況。可見，上溯到商代，已經有毛筆了。現在出土的戰國竹簡很多，都是毛筆書寫的。況且那時經常用縑帛當書寫材料，總不可能用刀在布帛上刻字吧？

學者之所以會誤以為早期用刀刻字，估計還是受了一則傳聞的毒。

《古今注》里說：“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毫為被，所謂蒼毫。”于是很多人以為，毛筆是到秦代的蒙恬才發明的，還說后世改進了毛筆，用兔毛，精益求精。其實戰國早中期的信陽楚墓已經出土兔毫筆了，比蒙恬要早兩百年呢。商代肯定有毛筆，只是時代過于久遠，腐朽不存罷了。

在竹簡時代，有筆必有刀，就像現在小學生有鉛筆必有橡皮擦，所以在秦漢時期的書中，“刀筆”一詞挺常見。《漢書·朱博傳》里說，朱博任左馮翊（近畿省份行政長官），聽說府中的功曹（類似省組織部部長）為人不地道，收受賄賂，于是召見，丟給功曹竹簡和筆，說：“仔細想想，你自己一生中犯過什么錯，全部寫下來，敢隱瞞半個字，我要你的命。”功曹嚇得要命，把竹簡寫得滿滿的。朱博訊問了一番，知道對方沒敢隱瞞，于是讓其坐下，扔給他一把書刀：“這回就算了，以后可不許再犯，把剛才寫的都削掉吧。”功曹還以為自己死定了，一聽，感動得屁滾尿流，從此勤勉做事，再也不敢馬虎。

到了晉代，紙張開始普及，越發便宜，從此小吏屁股上那把書刀就逐漸消失了，刀筆吏這個詞也流進了歷史的大河，再也沒有回來。

古代的標點符號

有一個問題我也被經常問到：古代沒有標點符號，如何斷句？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疑問，確實讓人困惑。我們所見的線裝書大多數是沒有標點符號的，出土的先秦秦漢簡牘也基本沒有什么標點。不過，古代雖然沒有標點符號，卻有別的辦法斷句。出土的竹簡顯示，簡牘上的文字，遇到書寫者預計閱讀者有可能產生理解困難的地方，會畫上一條短橫，表示在那里點斷，免得讀者痛苦。這點在《侯馬盟書》《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中都出現過，而且出現得很頻繁。

長沙簡牘博物館，馬王堆漢簡《天下至道談》（復制品）

在傳世書籍中，這種標點就更多了，有圓點、頓號似的點、三角、方塊等各種類型，非常豐富，有的和現在的標點幾無區別。出土竹簡中，還經常出現一個墨跡濃厚的符號，有點像現在的“乙”字，都寫在一行的結尾，表示這段全部完結，要另起一行記述他事。《楚辭》之外，出土竹簡中還經常出現用兩條短橫表示的重文符號或者合文符號，表示這個字其實是兩個字，但用法很復雜。比如《侯馬盟書》“盦章自質于君所=敢俞出入于趙尼之所=及孫=”，這里的三處兩條短橫是重文符號和合文符號，應該釋讀為“盦（熊）章自質于君所，所敢偷出入于趙尼之所及子孫”。也就是說，第一個“所”字后是重文符號，表示這個“所”字其實是兩個“所”。第二個“所”的后面是合文符號，因為簡中“之所”兩個字寫得很緊密，只占一個字的位置，因此這個合文符號表示這是“之”和“所”兩個字。“孫”字后的應該叫重文兼合文符號，也代表“子孫”兩個字，因為“孫”包括“子”字，所以為了節省筆畫，干脆就合并成一個字形。

有很多古書確實沒有標點符號，但不影響閱讀，為什么？因為有很多虛詞，比如“之乎者也”都位于應該句讀的位置，相當于提示讀者：要斷句了哦。當然也有不少情況既無標點，又無虛詞，就要靠現代人猜了。只是在當時，肯定不影響理解，否則就起不到文字的作用了。我們現在憤怒古書沒有標點不好讀，是因為我們文言水平低，讀不懂。但沒有關系，文言水平低，不等于文化水平低。做一個現代人，不大懂古文，也并不損失什么。

古人寫書多顧慮

古代讀書人少，但也有一些特別卓異的，讀到一定境界，就想卷起袖子，自己當作者，也寫那么一部。不過，在那個時代，寫書非常麻煩，主要麻煩在，還沒發明紙。當然，我說的是比較古的古代。

沒發明紙，只能寫在木頭和竹子上。這兩種材料都不能直接寫，要先整治。木頭貴，不如竹子經濟，所以古代的書多稱為“竹書”，或者“簡書”，“簡”是竹字頭，本義就是竹片。我以前以為制作竹簡很容易，把竹子斬下來，剖成一片片就行了。后來看出土的竹簡，主要是楚國的竹簡，那是兩千多年前的真東西，唐宋以下的大儒們都沒見過，才知道沒那么簡單。楚簡削治得非常薄，非常窄，簡直像睡覺用的竹席篾片一樣，可見整治竹簡很不容易。因此古代人家里窮的，實在想寫點什么，寧愿剝樹皮曬干了寫字，東漢大儒賈逵就這么干過。有的則寫在墻上、樹葉上。總之，對窮人來說，著述特別不容易。

至于字數，每支簡多的可以寫四五十個字，少的二十多。漢代中期以后，《論語》是當時貴族的必讀課本，因為很短，只有一萬五千多字，而這種書，一般行列較疏，每支簡的字數較少，比較講究。以一支簡二十五個字計算，也要寫六百多支。竹子削得再薄，也是有一定重量的。所以，寫一本書，勢必很笨重。

東方朔當年初到長安，給朝廷上書，總共寫了三千支竹簡。估計他家不是太窮，否則每天謀生，累死累活，哪有閑工夫干這事？三千支竹簡，大概能寫七八萬，甚至十來萬字。當初公車令特別叫了兩個精壯大漢來搬，累得氣喘吁吁，只能勉強抬起，再也走不動一步。要運到皇帝跟前，恐怕必須跑幾個來回。史書上說，秦始皇每天要看一百二十斤奏章，秦代的一斤等于現在的半斤（250克），一百二十斤則相當于現在的六十斤（30千克），似乎還沒東方朔那篇奏書字多。美國作家托馬斯·沃爾夫帶著稿子去見他的出版商，雖然是用紙寫的，卻也寫了厚厚幾捆，請人搬到的出版社。要是他生在東方朔的年代，雇幾輛車來運，一點都不奇怪。

最有意思的是東漢的吳佑。他爹叫吳恢，當過南海太守。吳恢是個喜歡讀書的官吏，讀了很多書，不滿足，還想寫一本。吳佑當時十二歲，勸老爸別寫，吳恢奇怪地說：“為什么？著書立說可是千秋功業啊！”吳佑說：“時機不對啊！南海這個地方非常偏僻，遠離朝廷，卻物產豐富，各種各樣的珍稀奇怪之物應有盡有，朝廷中不少人盯著呢。您寫一本著作，肯定要費很多竹簡。這些竹簡非常重，他日您任滿回鄉，勢必要用好幾輛車來載送。這樣一來，必然惹出麻煩。什么，您還是不明白？以前伏波將軍馬援也來過這邊，看到這里的薏苡好吃，就專門裝了幾車，運回北方。誰知遭人誣告，說他運的是幾車明珠。伏波將軍那么大的官尚且被人誣陷，何況是您？還是盡量避嫌較好。”吳恢一聽，撫摩著吳佑的背說：“我的遺傳基因不錯，竟然生出一個這么聰明的兒子！”

因此，吳恢沒有留下任何著作，如果那時有紙張，我們就不會這么遺憾了。

（本文摘自史杰鵬著《古人的活法：中國古代生活常識》，華齡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史杰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