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福民：做實農民專業合作社，關鍵是利益聯結機制 | 投資新農人

經濟觀察報 宋馥李 劉亞寧

今年的李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要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健全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和社會化服務體系。

河北省保定市是首批全國整區域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的試點城市。在近幾年，在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的同時，保定市開始在全市范圍內動員村民以土地經營權入股，加入由村黨支部領辦的農業服務合作社。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穩步提升農民收入，同時確保糧食安全。

保定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經歷了鄉村探索、縣域試點、面上推廣的漸進過程。最初先由兩個村探索黨支部領辦土地合作社，2022年擴大到以鄉鎮為試點，2023年以縣域為試點，允許在經營方式、利益分配等方面先行先試。2024年，開展示范帶動，重點培育“示范社”，放大合作社的比較優勢。

在推進中，保定取得了哪些經驗。近日，經濟觀察報記者就此專訪了保定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齊福民。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是組織部門來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齊福民：組織部負責基層黨建，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最首要的考量，是發揮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振興中的堡壘作用。合作社并非新鮮事物，但要認真落到實處且是規范地落到實處并不容易。合作社涉及農戶的承包地，切入的是“三農”的根本。如果只是鄉鎮批一下、蓋個章就算，那每個村都能成立，百分百都能成立，但是這沒有意義，要把合作社做實，只有從一家一戶動員開始，讓農民認識到這個大趨勢，自愿加入，認為合作社就是自己的合作社，這才有意義。而農村黨支部，在動員群眾上有著天然的優勢。

保定是從最具普遍意義的農村來著手，這些村莊既不是城郊村，也不是有自然資源的村——那些村莊都有一定的特殊性，辦好了也是個案。而我們想切入最普通、最普遍的農村，讓最普通的農民參與進來，共同來完成這個制度創新。我們把發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當成一次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凝聚力的錘煉，怎么把黨員組織起來，把村民組織起來，是很考驗基層干部的。

第二個考量是服務群眾，保障群眾。其實服務群眾也內涵了保障群眾。現在農村人口大量離村進城，“空心化”越來越嚴重，于是，農村自然出現了土地撂荒現象，自然出現了大戶兼并的現象，或是進城的農民把土地送給親戚耕種，這些現象都司空見慣。而這些現象，實際上對農民利益帶來了潛在風險。我們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讓黨支部牽頭，把土地經營權統一起來，適度規模經營，讓農民得到更多收益，就是要以這種方式保障農民的利益。

經濟觀察報：由村黨支部來領辦合作社，這個制度設計最核心的機制是什么？

齊福民：最核心的機制是黨支部領辦。我們認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最穩定、最安全，也是最合理的。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制，既然是集體所有制，就不應該在經營中把集體拋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以后，集體就有了收入，雖然我們的首要目的不是單純為了增加集體收入，但黨支部領辦以后，就有了集體收入，而有了集體收入，才能發展村莊里的公益事業，才能振興鄉村，最終服務農民。

黨支部領辦以后，變細碎化的經營為規模化經營，這是未來農村的發展方向。一產的規模化，必然會帶動二產、三產的進入，現在農村的二產三產為什么發展不起來，就是因為一產還沒有根本地解決好。另外，現在，相當一部分村集體是沒有經營收入的。那我們搞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后，村集體就可能有10萬20萬的收入，才能為村里辦更多事。

經濟觀察報：在調研中了解到，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在享受各種惠農補貼上得到了傾斜，這也是制度設計的一環嗎？

齊福民：其實，中央政府在農業領域的投入是很多的，農業口的政策性補貼很多。這些頂層設計都是非常切中問題的。但到了基層，有時“潤物細無聲”，老百姓常常覺得沒有見到實效。我認為，這就在于我們的末端沒有很好的經濟組織來承接。一家一戶的小農戶太過分散，且數量龐大。再充裕的惠農資金，到了市一級還有些規模，到縣一級也還勉強，但再往下分，有的效果可能就不明顯了。也就是說，我們各種惠農補貼，到了末端力度就有所減弱。

但有了合作社就不一樣了，由村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作為承接方十分可靠，在使用這些政策補貼時，也更能用到刀刃上。規模化以后，農業領域扶持資金下放非常可靠，全市重點扶持的合作社一目了然，這些成規模的資金，才能真正幫到一些合作社，讓他們成長起來，再服務于農業農村。

經濟觀察報：我們注意到，保定市在整體推進的節奏和力度，還是比較審慎的，這是出于什么考慮？

齊福民：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我們并不在乎推開的面兒有多大，也不急于一下都推開，一口吃不成個胖子。現在，很多農民還在觀望，甚至基層干部也在觀望。我們慢慢來，穩步推進，目前保定已經有近300個村莊在做了，這已經足夠讓我們從中獲取經驗了。

經濟觀察報：其實，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前，自發的土地流轉已經大量出現了，每個村莊都有大戶在搞規模化經營。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和這些大戶似乎形成了競爭關系，您怎么看和大戶的關系？

齊福民：從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和大戶經營之間比較來看，我還是認為合作社更符合市場規律。現實中，一些大戶的土地流轉是不規范的，他們會把農戶的利益壓到很低，有的可能是親戚關系，只是象征性給一些地租。我認為這是不可持續的，在利益關系上，不是一種穩定的關系。從另一方面來看，大戶如果經營規模過大，例如把整個村莊的土地流轉了，或者一個村的土地實際就交由了一兩個大戶來經營，客觀上會增加“非農化”“非糧化”的風險，與國家政策導向也不相符。

土地的適度規模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如果仍然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那根本不可能現代化。但中央文件同時也講適度規模經營，我的理解是，如果一些大戶過度的擴張，最終形成土地兼并，同樣不利于農村的穩定發展。但是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他不會有多大，他跑不出本村去，這是個天然的限制，天然是適度的規模。

經濟觀察報：其實，在成立土地合作社的同時，很多村出現了專門農事服務的合作社，這是不是一個意外的收獲？

齊福民：河北省委號召保定在鄉村振興上做標桿，做示范。這個農業服務社的探索，讓我們看到了非常理想的一個畫卷，讓人心潮澎湃。首先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是土地社，現在搞服務社，就是“一村兩社”，兩社融合。土地合作社是村集體的，農民可以放心地把土地交給土地合作社，而具體的農事服務，可以交給農服合作社。這里，有些村莊的自發創造起了作用，他們總結出來的經驗是：一元入社、坐等收錢，科技助力、全程托管，保險兜底、各方共贏。我覺得這些概括非常準確，非常有創造力。

還有一些經營模式，也是農村一線迸發出來的智慧。例如我還注意到，有些村莊的合作社，在外包農事服務時，并不是現款結算，而是先和第三方服務機構談好價，例如托管一畝地的耕種采收多少費用，總計多少畝。那什么時候給錢呢？等小麥交割那天結算。這等于進一步分擔了農業生產的風險，這種富有智慧的創新，只有在一線才會迸發出來。

經濟觀察報：目前，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多數還是黨支部書記兼任了職業經理人，您認為這是一種合理的方式嗎？

齊福民：其實我們并不提倡黨支部書記直接來經營，而是提倡市場化經營。我們希望政府部門的邊界要劃清，村黨支部的主要職責是維護全村村民的利益，推動農民加入合作社后，應該積極對接市場，讓懂經營的職業經理人來負責土地經營。

現在來看，在入社規模小的情況下，大部分還是黨支部書記兼任了職業經理人，這種情況初期我認為是可行的。但是規模大了以后，還是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廉潔風險。即便有的村干部的覺悟很高，在村里有很高的威望，也不符合經濟規律。目前，合作社的規模普遍較小，往往找不到合適的職業經理人，只能由他來暫時經營。對此，我們既不提倡，也不反對，這要交給村集體去決定。

具體到每個村，他們何時選擇聘請職業經理人，聘請什么人，這個選擇權要交給他們。

經濟觀察報：在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過程中，是否也有一些制度創新？

齊福民：創新是有的，但首先必須依法依規，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來工作，但同時還要創新性地落實“合作社法”。

例如，“合作社法”第十四條規定，設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應當召開由全體設立人參加的設立大會。如今，在農村開一次全體社員大會是很難的，很多人都進城務工了，你怎么讓他來開會？后來，我們還是請教了農業農村部的專家一起研究，把社員大會改成社員代表大會，投票選舉社員代表。大家經過論證，覺著社員代表也沒問題。

這個創新，就解決了大問題。如果一個村有2000個村民的話，開全體大會是很難的，變成社員代表，那就是最終四五十人的會議，組織起來就容易多了。但一樣能把事辦得合法合規，成本最低。

經濟觀察報：目前來看，在這個工作中，獲得的最重要的經驗是什么？或者說最有價值的地方在哪兒？

齊福民：我認為最重要的經驗是設計了利益聯結機制，這在保定是首次，把農戶和經營者兩者之間的利益聯結，加入了村集體，變成三者之間的利益聯結，靠“利益聯結、多方共贏”來促進良性發展。沒有利益聯結機制，就沒有永續發展的可能。以往的土地流轉方式都是二元的方式，就是農戶和經營主體之間的，村集體不參與。現在黨支部，也就是村集體參與進來，二元變成三元，成為三方合作。

為此我們也做了很多制度設計，學習了全國很多地方經驗，經常派人外出參觀學習。全國各地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先進經驗，甭管是哪個角度，甭管是什么方式，我們都認真學習，吸取其可取之處。

總的來說，保定市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工作，仍然還在探索中，我們期待媒體、專家和學者，給我們提出寶貴的意見。

（作者 宋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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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馥李

城市版主編 城市與政府事務研究院院長 專注地方時政和區域經濟，以中觀視角觀察中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