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沒處倒一邊“吃不飽”，如何破解城鄉垃圾處理“兩重天”困局？

近期，垃圾處理領域的城鄉“冰火兩重天”的話題引發公眾廣泛關注。住建部最新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垃圾焚燒設施已有5%的焚燒爐有一半時間處于停運狀態，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搶垃圾”的尷尬局面；而另一邊是農村垃圾違規處置問題頻發，山西呂梁、云南瀾滄和湖南張家界等地接連曝光垃圾露天傾倒、溶洞堆填等問題，污染環境的同時也讓群眾憂心。城市垃圾焚燒設施“吃不飽”，農村卻又垃圾無處安放，問題頻出。這種反差為何存在？背后癥結在哪兒？如何統籌協調破解這一失衡難題，讓城市閑置產能與農村垃圾處理需求精準對接？帶著這些疑問，記者探訪了河北、浙江、廣東、云南等多地，探尋城鄉垃圾處理失衡困局如何破解。

垃圾過剩還是不足 城市農村“兩重天”

在河北三河市的這家垃圾焚燒發電廠，一進門企業的一個負責人就向記者訴苦，他們的垃圾早已不夠燒了，而且還有很大的缺口。

垃圾短缺的狀況并非個案，光大環境作為全國市場占有率第一的垃圾焚燒企業，日處理生活垃圾能力超20萬噸，在全國運營項目超200個，但他們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據專家介紹，截至2025年底，我國已經建成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能力達到每天110萬噸，也就是說每年可以焚燒3.6億噸生活垃圾，而實際上目前我國每年產生的垃圾總量為3.2億噸，供需平衡出現問題，導致一些垃圾焚燒廠“吃不飽”，焚燒爐被迫停運。

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特聘專家 徐海云：確實有這種情況，在有些地方或者就是說有些項目還比較嚴重，差得比較多，垃圾焚燒廠出現比較大的產能過剩，或者說它焚燒的負荷率低于50%以下，甚至達不到一半。

然而，記者在走訪農村生活垃圾處理過程中，卻遇到了截然相反的情況，之前農村生活垃圾一直采取“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處理模式，從填埋改為焚燒后，垃圾的收集運輸成本大幅提高。有的村寨距離縣城一兩百公里山路，運輸垃圾的成本甚至超過運輸農產品，這直接導致偏遠地區的生活垃圾要么依舊填埋，要么清運不及時隨意傾倒，甚至直接露天焚燒。

徐海云：實際上是不平衡，有的地方還沒有焚燒發電，也有的地方不夠燒，這種現象應該都是并存的。

專家表示，我國垃圾處理問題存在地域間的處理不均衡情況，以“胡煥庸線”為界，西北地區垃圾焚燒相對飽和，東南地區則相對過剩。即便在同一省份內部，或是同一座城市，也因經濟發展、人口密度、垃圾產生量及收運體系差異，呈現出明顯的分化。

垃圾圍城到技術突圍 垃圾焚燒快速發展

曾經幾乎讓所有城市發愁的生活垃圾圍城問題，究竟是怎么解決的？據了解，過去城市垃圾燒不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環保技術相對落后，很多焚燒廠沒有辦法解決環保達標問題。近年來，隨著技術的突破，我國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設進入快車道，也為垃圾處理這個世界級難題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據了解，包括杭州九峰在內，北京海淀六里屯、廣州番禺等地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都曾出現過居民因擔心垃圾焚燒設施會影響自身生活環境的“鄰避”事件。為了讓民眾放心，現有95%以上的垃圾焚燒廠都采用了“爐排爐”的燃燒方式，同時，排放水平更是遠遠超過了歐盟的標準。

深圳市深能環保龍崗能源生態園負責人 劉漢俊：為了讓市民放心，所以我們就執行了最嚴格的標準。可以看到粉塵現在1號線到6號線平均在0.3到0.2之間，是國標的1/100，歐標的1/50，深標的1/40，大家比較關心的二噁英，基本上國標是0.1，深標是0.05，我們的監測指標等于是低兩個數量級。

據了解，從2017年開始，生態環境部要求垃圾焚燒發電廠實現“裝、樹、聯”，實時排放數據還要和生態環境部聯網。

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司司長 郭伊均：垃圾焚燒的出身是伴隨著應對“鄰避效應”出現的，所以我們國家垃圾焚燒一開始就高標準嚴要求。

目前，國內垃圾焚燒日處理能力占全球總處理能力的比例已達到60%左右，遠高于歐美日三個地區的總和，為世界解決垃圾問題提供中國方案。

國際固廢協會秘書長 馬克·蒂休伊斯：中國在處理城市生活垃圾方面選擇了垃圾焚燒，是切實的領跑者。在整個國家范圍內建立了良好的本地解決方案。我認為中國在面對垃圾挑戰的時候做了非常合理專業的工作，其他國家必然可以向中國學習。

產能過剩是城市“垃圾不夠燒”的核心癥結

隨著垃圾焚燒發電廠技術提升解決了環保達標問題，局部地區“垃圾不夠燒”的問題又隨之出現。到底是垃圾總量確實變少了，還是垃圾焚燒廠變多了、產能過剩？

在2005年，全國的垃圾焚燒廠還僅有67座，由于這個行業是特許經營，同時配合國家補貼政策，一時間吸引了大量企業進入，此后的7年時間，到2012年迎來了垃圾焚燒產業發展的黃金期。到2024年，全國垃圾焚燒廠數量已超1000家，焚燒爐超2000座，垃圾焚燒行業進入“存量爭奪、搶垃圾”的階段。

徐海云：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經營壓力是可想而知，所以不得不去所謂的“搶垃圾”，甚至買一些熱值高的垃圾來進行補充。

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收益主要由三部分組成：首先是當地政府支付的垃圾處理費，各地標準大概在50元/噸~150元/噸之間；此外，還有售電收入以及國家的電價補貼。這三部分收益，都與處理的垃圾量直接相關，垃圾處理量越少，企業收益越低，虧損風險就越大。然而，在當前已經出現垃圾不夠燒的情況下，仍然還有企業繼續加大投資力度，新上的產能，無疑會讓“吃不飽”的局面進一步加劇，也讓城鄉垃圾統籌處置的難度增加——新增產能會進一步爭奪現有垃圾資源。

對此，專家提出隱憂：我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既是城市的基礎設施，也是民生設施，95%以上都是由企業運營，如果企業面臨長期虧損，必然難以持續運營；如果這種情況大范圍出現，就會產生系統性風險。結果就是焚燒企業生存困難，而垃圾焚燒廠在虧本時就會選擇關閉，就會給城市運轉帶來問題，可能會造成新的垃圾圍城現象。

徐海云：垃圾焚燒發電這個產能已經出現過剩的地區，應該嚴格控制新增產能，因為你如果再增加的話，它會加速過剩，需要政府有關方面進行有效管理，需要調控。

尋找新思路 城鄉統籌是關鍵破解之道

如何讓城市閑置產能與農村垃圾處理需求形成互補，總臺記者來到了深圳一家填埋場，這里即將置換為高科技園區，置換后挖出的垃圾可以用于焚燒，這為“垃圾不夠燒”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

總臺央視記者 陳允濤：這里是深圳羅湖區的玉龍填埋場，在填埋場開挖之后，經過篩分，我們可以看到分出這么幾種物質，這個粗一點的叫作“無機骨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磚頭瓦塊，它會進一步地作為建材進行使用。后面的叫作“腐蝕土”，它會放到另外一個填埋場進行填埋。那么在這一片兒，就是我們所說的最關注的就是挖出來的垃圾。現在的這個量因為是初期，只有5%，隨著進一步的開挖，它未來的比例大概會占到30%或者50%。現在篩出來的也叫篩上物，我們可以看到包括一些塑料包裝袋、飯盒，還有一些木頭，包括上面有一些黑色的，那都是當時封場時的覆蓋膜，其實還都是適合燃燒的。

據了解，填埋場置換出來后會建成高科技園區，而挖出來的垃圾可以給周邊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使用。但專家表示，目前一些城市開挖垃圾填埋場更主要的目的還是解決城市用地問題，并不是所有城市的垃圾填埋場都具備開發價值，因此垃圾焚燒廠還需要在整個城市廢棄物管理系統中尋找新的機會。

據了解，在歐盟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一般工業垃圾已經占到了45%，但在我國這些廢料屬于工業固廢，生活垃圾焚燒廠通常不具備相關資質，如果擅自處理將可能面臨法律責任和處罰。

何建波：我建議就是短時間還是放開那些一般固體廢棄物，就是類生活垃圾的都可以進焚燒廠來補充它的缺口。

不久前，國家釋放推進“垃圾焚燒下縣”的信號，多家企業開始將目光投向縣城、鄉鎮等地區。專家表示，在廣大農村地區，垃圾分類恰恰可以讓垃圾最大限度減量化，比如餐廚垃圾可以做有機肥并就地利用，易燃物質進行小批量焚燒，所需能源可以利用風電或太陽能。

專家表示，對于廣大農村地區而言，從填埋轉向焚燒的過程中，不能照搬城市模式，應當根據自身情況，因地制宜選擇合適的技術路線，同時加強與城市焚燒體系的銜接，形成“城市統籌、農村聯動”的處置格局。

郭伊均：我覺得地方的創造性還是很強的，按照云南的說法也叫“垃圾革命”，我覺得看到了根本有效解決的希望。

有人提出，既然垃圾都可以進行焚燒，那堅持了很多年的“垃圾分類”還有意義嗎？專家明確表示，垃圾分類的初衷，是為了將垃圾看作“放錯位置的資源”，實現“變廢為寶”。垃圾分類與垃圾焚燒水平的提高并不矛盾，破解“城市不夠燒、農村運不出”的矛盾，垃圾分類是基礎。只有從源頭上實現垃圾減量化、資源化，才能讓城市垃圾焚燒產能得到合理利用，讓農村垃圾處置更高效、更經濟。

（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