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表態(tài)不繞彎、不藏著掖著,對大陸來說也容易判斷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雙方溝通起來更直接。
行程安排也看得出來是認真準備的,從南京到上海再到北京,拜謁中山陵、再進行交流對話,陣容也都是黨內(nèi)負責兩岸事務的核心人物,說明這不是走過場,而是帶著明確目的來的。
在當前臺海局勢比較緊張的情況下,這樣的訪問本身就被看成是緩和氣氛、恢復溝通的一次重要機會,所以不管是大陸這邊,還是不少關注兩岸關系的人,整體評價都是偏正面的。
但另一邊,蔣萬安的表現(xiàn)就完全是另一種風格,他的說法聽起來很完整,比如什么“對等、尊嚴、善意、互惠”,這些詞單拿出來都沒問題,可關鍵是他始終避開最核心的東西,“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
對大陸來說,這種說法就顯得不夠直接,也很難建立真正的信任,再往前看他的變化也很明顯,早些年他還提過“九二共識”,但當上臺北市長之后,說法越來越模糊。
一方面說反對“臺獨”,另一方面又強調(diào)反對“一國兩制”,再加上一些“維持現(xiàn)狀”的說法,本質(zhì)上就是盡量不碰核心問題,這種處理方式在島內(nèi)可能有選舉上的考慮,但放在兩岸關系上,就容易被看成是在回避關鍵立場。
如果只看表面,蔣萬安也不是完全不推動交流,像上海和臺北的雙城論壇,他是有參與的,而且也確實帶來了一些實際合作,比如水治理、職業(yè)培訓、馬拉松名額互換這些,對市民來說都是能感受到的好處。
他在論壇上講的那些話,比如“多交流少對抗”,聽起來也沒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比較務實的一種態(tài)度,從城市治理的角度看,這種合作確實有意義,也能改善民生,這一點是客觀存在的。
但問題出在,一旦涉及原則問題,他的態(tài)度就完全變了,比如大陸恢復部分旅游政策,他第一時間表示支持,說是對臺灣民眾有好處,可當大陸進行相關軍事行動時,他又立刻站出來批評,說會加劇緊張。
這種前后反差就很明顯,有好處的時候就歡迎,一碰到立場問題就翻臉,換句話說,就是在利益問題上積極,在原則問題上退縮,這種做法在普通人看來,很容易被理解為“挑對自己有利的說,不利的就反對”,久而久之就會被認為不夠真誠。
從政治技巧上看,這確實算精明,但問題是,兩岸議題不是普通政策議題,長期用這種方式處理,就很難獲得雙方的真正認可。
更讓不少人不滿的,其實還不是這些具體表態(tài),而是他在歷史和身份問題上的變化,蔣家在兩岸問題上一直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立場,就是堅持一個中國、反對“臺獨”。
不管外界對蔣家歷史評價如何,這一點是比較清楚的,像蔣孝嚴在世時,多次公開表達類似立場,這在大陸也是被注意到的,但到了蔣萬安這里,這種態(tài)度明顯弱化了,甚至可以說是在后退。
比如臺灣光復紀念相關活動,大陸這邊會舉行紀念,而民進黨當局選擇淡化甚至回避,在這種情況下,蔣萬安作為臺北市長、又是蔣家后人,本來是有機會做出一個比較明確姿態(tà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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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不僅沒有參與,還強調(diào)所謂“臺灣自己的光復節(jié)”,等于是在某種程度上迎合島內(nèi)另一種歷史敘事,再比如面對父輩的立場,他選擇用“專注市政”來回避,這種處理方式在一般事務上可以理解,但在涉及歷史和身份的問題上,就顯得有意躲避。
再加上他在不同場合說法不一樣,對大陸講合作、回島內(nèi)講對抗,這種來回切換,很容易讓人覺得是在兩邊都想討好。
說到底,兩岸關系需要的不是漂亮話,而是能不能在關鍵問題上說清楚、站得住,如果一直用模糊說法拖著,短期看似靈活,長期只會讓信任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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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關注兩岸的人來說,蔣萬安的問題不在于他說錯了什么,而在于始終不愿意把最核心的立場講明白,繼續(xù)這樣下去,就算交流還在做、合作還在談,也很難真正走深走穩(w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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